近代中英交往过程中，“船”不仅发挥着运输的功能，还是联结不同主体、传递信息的重要物质性媒介，与社会中行动者行为、观念及关系网络的建构关联紧密。考察发现，“船”通过承载意义表征和社会实践两条路径嵌入中英交往结构之中，对信息及信息传播方式进行重构。在表征层面，“船”的“符号外延”成为地理“去蔽”、实力展演和规章制定的话语手段。在实践层面，“船”一方面凭借更高效的传播“效率”，重塑中英两国在地理空间上的时空感知，加剧鸦片战争的紧张态势；另一方面，“船”依托动力牵引、流动灵活、空间转译等特点，不断冲击以“广州制度”为主的交往框架，成为重组中英跨文化传播网络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