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黄懿慧教授先从个人经历及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脉络讲起，将“信任”这一研究中心概念向大家作了详细阐释及解读，即“ a willingness of taking risk to rely on somebody”，进而提出信任框架的三重维度——能力（ability）、善意（benevolence）、诚信正直（integrity）。黄教授认为，信任框架在当下公共卫生、环境风险等多议题和全球多地区中都有着基础且重大的作用。基于这一中心概念，黄教授和其团队收集了中国、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八个区域超过50000个样本的35个数据集，涵盖公共卫生、环境风险、科技发展等多个议题，以“纵贯研究”的模式开展研究。2024年，黄教授也获得了香港研究资助局2024—2025年高级研究学者计划的资助，是香港传播学科中首位获此殊荣的学者。

介绍完个人研究脉络后，黄教授就“自动驾驶汽车/出租车的公众接受度——技术信任与风险感知视角”这一主题展开分享。该主题是黄教授长时间以来纵贯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黄教授首先梳理了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关键节点，如美国的“DARPA大挑战赛”、武汉的萝卜快跑等，自动驾驶技术正逐步从实验室走向公众生活。然而，公众对这一新兴技术的接受度却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和个体差异，这背后涉及技术信任、风险感知、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等多重因素。

黄教授认为，传统的“技术接受模型”（TAM）主要关注“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和“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对技术使用意愿的影响。但黄教授指出，这一模型在面对自动驾驶技术时存在局限性。自动驾驶技术的复杂性和潜在风险，使得公众的心理因素（如风险感知、技术信任）和文化因素（如社会价值观、道德规范）在技术接受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黄教授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框架，将这些非工具性路径纳入考量，以更准确地预测和解释公众对自动驾驶技术的接受度。

随后，黄教授分享了对香港、深圳和武汉三地市民的调查研究结果。研究发现，深圳和武汉市民对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意愿相对较高，而香港仅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持有较高的使用意愿。在对自动驾驶技术的高效性和易用性评价方面，深圳和武汉市民的评估也远高于香港市民。这种差异可能与三地在技术发展水平、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公众对新技术的接触程度有关。
 

公众对自动驾驶技术的安全性和风险评估是影响其接受度的关键因素。调查结果显示，不到半数的香港受访者相信无人驾驶技术是安全的，而深圳和武汉的这一比例均超过70%。武汉市民对无人驾驶出租车的风险评估较低，约半数的受访者不认同无人驾驶出租车的交通事故概率很高。此外，武汉市民对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功能性、协助性和可靠性三个维度的信任评估均较高，逾九成的受访者认为其性能可以满足乘客需求、会提供所需帮助且运行没有故障。这表明，技术信任的建立对于提高公众对自动驾驶技术的接受度具有重要意义。
 

黄教授还探讨了公众在面对自动驾驶汽车碰撞情境时的道德原则排序。研究发现，香港与深圳受访者在优先考虑的道德原则上存在差异。两地均将“公平对等”原则排在首位，显示出跨区域对结果公平的普遍重视。但香港市民更倾向于“自我牺牲”原则，认为驾驶员应承担更高的伦理责任；而深圳市民则更看重“总体伤害最小化”与“避免最大伤害”原则，展现出更强的结果导向偏好。这种地域差异表明，道德算法设计不能“一刀切”，需考虑本地价值观。此外，道德规范是影响公众接受自动驾驶决策逻辑的重要变量，应纳入技术信任建构与政策制定框架中。
 

黄教授的讲座最后强调，要提升公众对自动驾驶技术的接受度，需要构建动态的行为与信任模型，深入探索个体与群体特征在危机情境中对信任轨迹的影响，并将其融入信任建模的理论框架中。通过识别不同的信任轨迹类别，为政策制定与传播策略提供精确指引，设计个性化的沟通与管理策略，提升公众参与度和信任修复效率。此外，讲座还展示了黄教授在风险治理与公共沟通领域的多议题纵贯研究成果，为理解公众在不同风险情境下的心理和行为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理论支持。
 

在讨论交流环节，黄教授就王敏副院长和肖珺教授的“信任框架在人际向组织、向人机转移”和“情绪、非理性因素在信任框架中的作用”两个问题进行回答。讲座最后，姚曦教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他认为黄教授的纵贯研究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视角，让我们认识到自动驾驶技术的公众接受度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问题。技术的发展不仅要考虑其功能性和效率，更要关注公众的心理感受、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伦理规范。只有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和多方的合作，才能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科学的传播和健康的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