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死亡有着诸多忌讳，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将死亡从私人领域隔离开来，但是权力并未因死亡而停止对死者和社会进行规训，不断地将死亡拉回到公共空间。古典时期，在“家国天下”的秩序下，权力分别从“实体”的制度、法律以及从“天命观”的伦理、道德层面进入死亡，将死亡政治化，使得死亡能够在公共领域堂而皇之地呈现。现代时期，“家国天下”的秩序被破除，民族国家的观念被引入后，社会与国家成为新的两极，媒介勾连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演变出“社会媒介国家”这一新秩序。此时伦理、道德一极的死亡被科学话语、殡葬改革革除，而权力也开始从前台退场和隐藏，但权力 又在媒介的遮掩下将死亡再次政治化并使死亡得以重返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