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8日,跨文化传播研究工作坊·跨文化传播重要文献研讨在武汉大学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工作坊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办。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学者围绕“跨文化传播重要文献”这一主题深入交流,讨论各位学者前期撰写的重要文献导读文稿。工作坊包含嘉宾发言、与谈人对话、组内互动三个部分,主持人为中心副主任肖珺教授。
在开幕致辞中,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波教授通过阐释中外对于“经典”的认知,说明跨文化传播重要文献研讨的意义,即厘清跨文化传播研究脉络、智识根源与研究范式,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无限对话和诠释的空间。单波教授表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文献谱系是以“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为中心展开的,形成主体间、群体间、语言间、文化间等基本层面的文献架构。他认为在撰写文献导读时要重点关注文本的生成与意义,阐释理论的内涵与流变,培养学生“沉入”文本和“浮出”文本的能力,引导读者建立文本与问题、文本与现实、文本与世界的联系,面向跨文化传播问题而思。
武汉大学喻丰教授以“文化和思维方式”为题,从跨文化心理学的视角诠释《思维版图》对文化与思维的研究。喻丰教授介绍了《思维版图》一书的文本结构,强调可以围绕自我、环境、他人、活动、时间五个维度比较中西思维方式。与谈人中国传媒大学的张志华副教授建议进一步发掘《思维版图》对跨文化传播的贡献,介绍该文本在不同学术脉络中的价值与意义。
中南民族大学张路黎副教授以“价值观的全球理解如何可能——读霍夫斯泰德”为题进行了分享,梳理了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界关于理解文化间价值观的学术脉络,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霍夫斯泰德的跨国价值观研究在社会科学界获得广泛关注的动因。由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个案比较、民族志为主要方法的研究范式已无法满足当代“鲁滨逊”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经济利益的企业家)对识别不同国家文化特征的需求。这一矛盾催生了以“系统性”、“可验证性”和“直观性”为特点的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分析范式的诞生。张路黎老师还介绍了霍夫斯泰德6维度文化理论,论述了价值观层面的跨文化理解对于协调行为,提升沟通效率,加深交流的价值与意义。与谈人武汉大学贾煜老师建议,在梳理霍氏理论的发展脉络时注意引入“去西方化”的视角,建立与其他价值观理论的对话,并从国家、组织、个体等不同维度对理论的使用价值进行评议。
武汉大学贾煜老师以“国际营销战略的理论研究梳理(1960-2020)”为题,梳理了近六十年来国际营销战略理论的发展,将其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升华期、稳固期和新机遇新挑战并存期。萌芽期从“实践先行”的商业现象研究出发,争鸣期就全球标准化和本土适应化等问题展开激烈探讨,这一争论在升华期得以整合,稳固期主要就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营销战略进行反思。近年来,新兴经济崛起、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COVID-19大流行后出现的新全球化趋势,以往理论不足以解释这些新现象,国际营销战略理论面临的新的挑战与新的发展机遇。与谈人喻丰教授建议,建议进一步总结理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单波教授建议从“跨文化营销”这一关键词发掘和提炼理论。
上海外国语大学张春雨老师以“跨文化的对话性与主体间的审美活动——基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为题,梳理巴赫金关于自我-他者、作者-主角的关系建构等涉及跨文化传播议题的论述,探讨构建基于主体间审美活动的跨文化对话。张春雨强调具有审美价值的跨文化对话号召走出主客二元对立思维,通过移情加深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理解,避免沟通中的自说自话。与谈人四川外国语大学的王媛副教授建议关注重巴赫金理论与其它理论的对话,进一步延伸对巴赫金术语的诠释。
武汉大学肖珺教授及其团队(张帆、陈灵涵、常乐)共同撰写了四篇重要文献导读,分别涉及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互惠性理解、文化适应理论、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肖珺首先分享了团队在进行重要文献阅读和分析过程中的感受,包括如何确定核心概念和重要文献,如何通过重要文献的深读和比较阐释思潮变迁、理论适用性和局限性等,肖珺还强调中外文文献在翻译和理解过程中的难点。硕士生张帆代表团队详细介绍了“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相关内容。讨论首先说明了多元文化主义与跨文化传播的深刻渊源,接着解析了加拿大政治哲学家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的论文集《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该书以民族国家构建与少数群体权利的辩证法为基本主题、以社会性文化为核心概念、以自由多元文化主义为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讨论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及相关争议,以及不同层次的多元文化主义学说。讨论还对该书的学术贡献和缺陷进行简要说明,对多元文化主义总体的理论发展进行概括,揭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与实践困境间的互动,强调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对推进跨文化传播中和谐、平等、自由交往的价值、意义和局限。与谈人张春雨老师联系当前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中的弊端,建议从三个层面深化理论反思:政治层面——包括它的政治理念与政治价值;政策层面/社会层面——相关主张被如何纳入国家、城市治理的公共政策;个体层面——少数族裔是否认同此理论、他们的政治身份与公民权利是否因此得到了保障。
四川外国语大学王媛副教授以“共文化理论:为‘O’的故事争取另一种写法”为题发言,她由短片《The Tale of “O”: On Being Different》和马克·奥布(Mark Orbe)的博士论文《Remember, it's always white's ball": A phenomen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African American men》入手,强调少数群体(即“O”)在工作生活中面临的交流困境,引出奥布的共文化理论(co-cultural theory)。共文化理论倚重共文化群体成员在非对称权力结构之下跨群体、跨文化互动的个体经验,分析阐述了9种共文化取向、26种共文化实践和6种影响共文化实践的关键因素。与谈人张路黎副教授建议进一步补充对奥布的访谈,凸显共文化与其他相关概念术语的差异,诠释其在边缘群体之外是否仍具有解释力。
中国传媒大学张志华副教授与其硕士生李文菲以“后殖民、主体与跨文化传播”为题,分享其在撰写《烟草与蔗糖在古巴的对奏》导读时的发现。该书由古巴学者费尔南多·奥尔蒂斯所写,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作序,从古巴被西班牙征服以来最重要的两种农产品——蔗糖(“文明社会的科学骄子”)与烟草(“蛮荒之地的神奇儿子”)的对位关系出发,梳理并分析古巴的历史与文化形态。该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文化互化)概念。不同于文化适应的单向性和静态性,“跨文化”提供了一个多主体的动态框架来理解文化的转变。奥尔蒂斯指出,“真正的古巴历史是(所有来到古巴的群体)相互交织的跨文化的历史”,其中的主体,也包括从属群体。这样的后殖民视角被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所采纳,她们基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均衡性,提出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将传播、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等问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互动过程中来分析,强调传播和文化的社会历史嵌入性、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和挑战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单波教授认为还可以从反思单向的“文化适应”来挖掘该书对“跨文化”的思考。
在会议的学术总结中,单波教授认为参加本次研讨的学者展现了解读文本的工夫,在一定程度上以问题为导向深入延展文献的历史脉络,发掘其历史和现实意义,进一步丰富了对于跨文化传播知识体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