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叙事中，将2020年作为一个“时间点”，注定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带来的全球性变化与挑战，而在历史书写与日常话语中会被更多地言说、记录与阐释，乃至被“放大”。当新冠病毒这种生物病毒被嵌入表征空间的语言结构中，生物学意义上的病毒就变成了一个“主参照物”,呈现在社会话语和学术研究的抗病毒的修辞之中。人类社会为了应对危机而采取的“社交隔离”“停工停产”“断航”等防控措施，重构了日常的生活秩序与生产模式，亦逼迫人们寻找“连接”的路径与方法。变异的病毒给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带来的多重影响正在发生，也将延续。重建连接和维系日常生活成为2020年传播创新的问题意识、现实动因与独特之处。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加速”的不确定性之中，传播创新本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亦成为人们应对危机和走出交流困境的方式方法。传播创新的智慧，是我们应对危机的智慧，也是我们创造转机的智慧。

2020年，处于危机之中的人们更加注重开展积极的沟通，通过传播创新和创新传播来重建连接和维系日常生活。例如，社区团购实现了“人、物与场”的新连接，解决了社区物资供应的燃眉之急；健康码作为应急创新，实现了个人健康信息的流通、汇集与运用，使得公众“安全的流动”成为可能；在线教育作为沟通师生的新平台，展示了它的吸纳力、便利性与有效性；等等。总的来说，本年度的传播创新由危机与技术相结合而推动，以维持社交隔离与推动疫后重建为诉求，展现了人类回归日常的集体坚韧与传播效能。

处于变动与危机之中的人们，有着强烈的连接与沟通意愿，尤其是在“社交隔离”的日子里，连接和沟通比平常更加不易，也更加珍贵。病毒的“不可见”刺激人们寻求“可见”，探知病毒传播痕迹、分享治疗与防御信息的渴望构成人与人关系的“超级连接”。同时，人们对病毒的普遍恐慌也刺激着社会支持公共讨论、政府回应、信息发布、社会救援接连开启。人们开展了积极的沟通，也渴望积极的沟通。在那些日子里，无论是收到家人、朋友与网络社交圈的信息（哪怕只是只言片语或者平日里的唠叨），还是接到快递的工作电话或陌生人的“骚扰电话”，都是关于生存与生命的消息，可以缓解“身体/物体隔离”的“不沟通/无沟通”状态，把置身于有限空间之中（如房间、阳台、楼栋、小区）以及恐慌之中的人们带回沟通的链条与生机之中。更重要的是，这些积极的沟通是打破寂静的力量，是展现人类的坚韧与人性的光辉的“窗户”，是困顿的身体与群体超越“此刻”与“此在”的桥梁。

从当下回望“社交隔离”的日子，抑或追忆彼时的细节与情感，其中的积极沟通（包括求助、捐赠、社区团购、直播带货、进入“红区”等）表现为一种总体的传播创新。积极的沟通是一种积极的心理需求，是传播创新的社会心理与内在动力。无论是处于危机之中，还是回归常态之中，这种总体社会的积极沟通都值得鼓励与激活。积极的沟通不仅是群体的手段与工具，更是人性光辉的持续闪现。

在危机时刻，我们需要更多的抚慰。因而，通过积极的沟通不断寻找情感共鸣。人们寻求“在一起”，寻求情感的连接，在传播中寻找共情，制造共情。例如，家庭内部出现的高频率的情感沟通，构成了家庭传播和群体传播的重要内容；捐赠物品上温情脉脉的祝福激起了广泛的社会共情，“珍惜当下”成为问候和祝福；等等。这种特定空间内的情感连接，转换了过去和日常的连接方式，人们得以转向人与病毒的适应过程，去理解人类与病毒的空间关系对政治地理环境、城市工业网络、社会政治生态的重塑。这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影响到网络空间和社会关系，阻隔了身体在场的社交，却制造了情感丰富的连接与沟通。在此意义上，疫情中积极的沟通是一种“奇妙的”传播创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实践。

公众实践是传播创新的重要路径。公众寻求在变动与危机之中开展积极的沟通，催生传播创新。结合公众的沟通意愿，为了推动总体社会的传播创新，有必要提升公众的传播创新能力。当前，越来越多的公众进入在线数字沟通场域，是潜在的传播/沟通主体。他们在危机中的传播行为，建立了更多的联系，创造了新的社会“可见性”。不过，在危机中建立联系和创造沟通面临着特定技术的障碍（比如某些数字应用不适合老年人群使用）、在线信息的真伪难以甄别（伪信息与科学的信息鱼目混杂）、传播渠道的挤压（信息流让最新的信息呈现在最前面而遮蔽了既有的信息）等挑战，从而变得并不流畅。因此，提升公众创新传播的能力就成为一项必要的系统工程。技术制造传播力量下沉（比如抖音占领农村新媒体市场）、技术适老（支付宝等主张适应老年人群的需求）、创造交流空间（比如微博救助信息发布、特定群体的线上论坛）、媒介素养教育等都是必要的手段。公众提升创新传播的能力，也是习得应对危机和消除恐慌的能力的必要过程。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到人类的交往关系，是传播学的发酵。通过积极的沟通创造连接和可见性，是人类与危机相处和度过危机、创造转机的方式。这意味着，积极的沟通是媒介化时代的生存方式。回顾历史，流感病毒、HIV病毒、埃博拉病毒等在生物界出现，它们表征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之间控制与失控的不确定性关系。作为微寄生的病毒以“媒介”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实现连接、触发与转变，这使得它在健康传播、科学传播、风险传播、危机传播、群体传播等领域持续发酵。“病毒的隐喻”在嵌入社会话语的同时也嵌入了学术话语，启发人们在传播权力关系之中反思自身的危机。病毒的传染性构成了多种生物组合形式，反映了人与人、人与万物关系的不确定性，从而将传播研究推入不确定性传播关系视角。积极的沟通是在不确定中的确定性交流。通过积极的沟通，我们改变了交流的困境。

疫情中的“社交隔离”还使得我们看到，人与人的连接、人与物的连接、人与信息的连接、信息与物的连接等多元化的、网络形态的连接方式，是社会运行的基础，也是网络社会中人类的存在方式。在人与人的连接、人与信息的连接、信息与物的连接的同时，需要关注物的重要性及其可兑现性，即在信息流动的背后，物的流动和社会支撑必不可少。试想我们发出了很多在线购物的订单，但是在一个“无仓储”的时代，仓库中没有货物，或者有货物但没有物流，其结果必然是人与人、人与物的连接无效，社会也会进入无序的状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生产与流通受限，不少网络订单无法顺利完成，最后不得不延迟或取消。这揭示了物流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危机之中由于人不能流动，信息与物体的流动就是总体社会的流动。这对信息流通背后的实体和可兑换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出现“事故”的时刻，我们看到了信息与物质的紧密关联，感受到了“上手”和“在手”的区别。

抗击新冠病毒需要社会的组织，也需要技术。网络技术提供了社会连接的可能性，新媒体创造的广泛沟通使得“社交隔离”成为可能。处于隔离状态的人们喜谈“隔毒不隔心”，试图在网络空间里恢复自己的社会角色。按照“新华睿思”的“宅群体”大数据分析，退休族在疫情信息传递中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被晚辈戏称为“传谣先锋队”“辟谣主力军”，但整体相对焦虑；上班族一边进入“远程办公”“电话会议”，一边被老妈喊吃饭，被子女喊陪玩；上学族“网游”到天亮，“睡觉”到天黑，短视频、vlog玩得飞起，也没有逃过“云课程”“在线课程”“名师课堂”。另外，在网络社交空间里“游荡”的人被流量驱动的病毒式传播围困，为传染性媒体所携带的谣言所迷惑，而寻求解决之道的人则参与公共空间建构，在悲伤与抚慰、求助与救助、怀疑与共情、争论与动员相交织的情境下展开讨论。还需要指出的是，新冠病毒刺激了技术创新，但如何使得技术更为人性化，需要持续的探索。

新冠病毒以及人类抗击病毒的过程告诉我们，积极沟通和传播创新必不可少，而实现物质和信息的有效连接、有效兑换，是社会运行成为连续统一体的必然过程。在此意义上，传播创新是一个总体的创新，具有总体社会创新的性质。这是总体社会传播转向的产物。在社交隔离、社交割裂和社交冷漠的时代，我们所主张的积极沟通和传播创新是应对危机与恐慌的手段，也致力于让不可见的可见，让不能连接的连接。这是媒介化社会发展的逻辑与趋势，也是传播创新的要义和使命。

本集刊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撰，以“传播创新”为主题，运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基于在地观察与一手资料发掘传播创新的经验与智慧，致力于为促成持续、有效、公正的传播创新提供交流平台。《传播创新研究》（2021年第1辑）与诸君见面了，传播创新永无止境，我们在观察、思考与反思的路上。

单波 吴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