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关注新闻报道中的灾难叙事和死亡？闫岩老师首先讲述自己的问题源起：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对她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引发了她对死亡和灾难的关注，她试图了解和分析人们如何面对死亡，大众媒体又如何呈现死亡。

闫岩老师认为，人们为死亡赋予了非常多的社会性意义，但这些意义并不关乎死者，而是为了活着的人，是为了规训生者应当如何生活。参照大卫·格罗斯的“意义建构”框架，死亡的意义建构经历了宗教图式、政治图式和媒介图示的流变过程。从公元1世纪至中世纪，人们通过宗教来定义死亡，如“死后可以进天堂”。18世纪后，医学和医疗技术快速发展，人们不断发明新药品和现代医疗手段以对抗疾病、控制死亡，死亡逐渐成为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的同时，死亡也逐渐成为私人性的事件。20世纪40年代以后，死亡的私人性被打破，商业报纸开始承担向公众宣示死亡的职责。

闫岩老师认为，死亡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善终，good death，一种是意外性死亡。意外性死亡又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体无辜受死，一类是大规模集体性死亡。媒体在呈现意外死亡时会采用两套策略，一方面精心挑选理想的受难者来引发同情，一方面将绝大多数的不幸者视为背景。然而，去个体化的策略使得受众和受害者之间难以建立反射性识别关系，抑制了受众的同情心理。

为什么媒体这么做？原因在于，公众的同情心也是有限的，过度投注会引发“同情疲惫”，由此反而使公众主动避开媒体。为了避免被抛弃，媒体需要有选择的报道，使人们免受过量的创伤。变为背景的死难者只能以数字的形式出现在报道中。
 

闫岩老师进一步指出，媒体会采用回避、化解、悬隔的方式来宣告死亡。回避主要通过讳语、借语等方式进行。化解则是呈现殡葬仪式。媒体在报道中并不直接呈现死亡，他们通过回溯死者的生平来展现个体的消逝，他们通过展现死者的亲友来代替展现死亡。有时媒体将个体的死亡向公共空间“铺开”，使个体死亡成为公共事件，比如说赵忠祥去世、李文亮去世等。

新闻媒体的灾难叙事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使人们沉浸在举国哀悼的氛围中，起到凝聚社会的作用；它提醒人们珍惜眼前人；它还具有诉诸理性的告诫意义，强调社会应当承担起保护个人的责任，让生时有价值，死后有尊严。

讲座最后，闫岩老师总结了死亡叙事的三种意义——提升自我理解，启发批判性思考，免于“合唱”——引导我们去思考被掩埋的东西，探索没有被描摹的人的故事。

主题讲座结束后，现场师生展开热烈讨论。有听众就媒介图示和政治图示的关系提问，闫岩老师回应，媒介图示没有完全脱离政治图示范畴，大部分情况下，媒介都在政治范畴之内，并受到国家权力规制，但当媒介图示发展到一定阶段，其阐释世界的方式跟民族国家发生冲突时，就可能不再是完全顺从的关系，显现出自身的逻辑。有听众就灾难叙事中的责任归因展开讨论，闫岩老师表示危机传播（crisis communication）在国外研究中常常与商业话语同时出现，在中国语境下，政府在救灾过程中担任着重要角色，灾难的责任归因与国家话语紧密相连。

本场讲座主持人吴世文老师表示，闫岩老师精彩的讲座展现了她的学术关怀和问题意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她将经验的数据与历史、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展现了数据背后的强大穿透力。媒介化的死亡叙事主导了我们对死亡的系列认知，影响着我们的死亡观念，生产了一套有别于传统死亡观的文化。死亡叙事其实也是人自身存在方式的叙事，我们如何跟死亡相处，背后是我们如何跟自身相处。吴世文老师指出媒体的死亡叙事还存在一些延展性的角度，比如说，一方面媒体的生产常规塑造了受众的死亡认知，另一方面受众对死亡的想象可能也影响着媒体的死亡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