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慧贞等通过研究《中国日报》在YouTube上的“Discover China”系列视频传播策略，提出互联网时代的国家传播要充分利用多传播渠道，采取“成品策略”，在“编码”过程中更注重受众需求，同时通过加强互动增加用户黏性。

• 杨康以广西北部湾之声为例，研究融媒体时代区域性对外广播的国家形象传播策略，认为融媒体时代媒体外交策略应当遵循新形势新特点，实现主体更多元的融合传播矩阵，强化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从积极引导国际舆论。

• 唐佳梅等则将视角对准外派记者。“外派记者”具有一定的跨文化知识，但在交流方面仍有不足。在跨文化知识的获取途径方面，外派记者们往往倾向于在实践中形成对于不同文化的经验与认识。

• 黄瑛认为，纪录片作为影像传播的主要形式逐渐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一个理想载体，她以纪录片《丹行线》为例，分析“共情”传播的内核。

• 唐一方等关注到英国、日本、缅甸和越南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国庆阅兵仪式进行了报道，从跨文化角度对报道议题和倾向进行比较研究。

• 张玉容等从“一带一路”倡议下跨文化媒体传播效能的评价与改进方面出发，重新定义“跨文化媒体传播效能”，认为提升跨文化媒体传播效能应从“顶层规划”做起，构筑媒介“共生系统”，媒体要善用“客体视角”讲好“中国故事”。

•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许建从中国名人与粉丝之间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慈善活动角度入手，认为这种形式可以提升明星影响力，创新慈善形式，增进粉丝间的互动。该形式为培养公民性、缓解各类社会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路径，也体现了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的有益尝试。

• 巴基斯坦学者纳迪姆·艾克塔从个体认知在跨文化交往中被影响的角度出发，认为留学经历会对个体世界观的形成产生重要作用。其中新媒体和人际传播都非常重要。

• 沈后庆以民国时期梅兰芳的对外交流为例，认为梅兰芳大师开创性的对外艺术交流模式对促进当下国际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 辛静等对李子柒在YouTube上的视频进行分析，发现海外受众更关注具体化的中国形象，对中国文化具有积极的正面态度，视频内容对行动意向具有直接影响。

• 甘丽华关注个体互动产生的主体间性，研究网络游戏中的身份认同现象。她认为网络游戏中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在虚拟场景中可能会被强化甚至走向极端。

• 罗奕认为泰国华文媒体是侨团自内向外进行文化间传播的桥梁，维系着在泰国的华人社团的群体关系。作为特殊群体的侨团将媒体作为其文化资本，将媒体的社会价值进一步转化为社会资本，同时协调侨团与政府的关系，为商贸活动提供了便利。

• 马君红则从“郑和文化”成为印尼华人象征这一现象入手，梳理群体内向群体外文化传播的过程。“郑和七下西洋”推动了印尼华人社会的发展，推动了“郑和文化”在当地的形成。

•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学者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提出要聚焦网络时代将语言作为符号的世界观，并进一步指出文化延续性的问题，因为文化才是人类存在的关键。以文化连续性为常态的重组需要人文学科发展对人类自身的非工具性理解。

• 何子杰揭示了跨国报道中不断涌现的伦理问题，提出应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蕴含的深层伦理原则融入传统的基德模式中，通过补充东方价值体系来提升伦理抉择模式在新闻报道中的适用性。

• 杜银龙聚焦互联网时代的媒介伦理，认为应当以美德伦理作为理论基础，正确处理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二者的关系，从而规避灾难性事件短视频报道中存在的伦理问题。

• 瑞典哥德堡大学的延斯·奥尔伍德概述了跨文化传播理论在互联网时代的变与不变，指出我们讨论的始终是文化之间的连接过程。他认为基于互联网的跨文化交流将日益密切，但这对于多元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 美国罗德岛大学的陈国明分享了其最新研究“全球网络社区的建构：跨文化交际理论”，提出用“全球社区”概念取代“全球社会”概念，因为共同体的概念能更好地解释当下的跨文化传播，而这与中国的“家”文化理念具有共性。

• 武汉大学的单波从全球流动的时空转换中思考文化互动的“我”，提出我们的研究需要从传播效果、全球贸易等为导向的传播学问题，转向建构多元文化的传播关系。

• 瑞典哥德堡大学伊丽莎白·阿尔森等人认为应当从跨文化的角度出发探讨社会问题，并提出应尝试从教育的角度出发去寻找互联网时代提升跨文化能力的方法。

• 肖珺、彭思思对在华法国人进行深度访谈，发现微信作为一种新的连接形式正在重塑他们与母国的传播关系，新媒体使用的反向压力促使中法双向的跨文化流动与适应成为可能。东道国、母国间的跨文化适应正在生成一种新的样态。

• 张春雨、郭雨璠聚焦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歌迷如何在YouTube上纪念邓丽君的音乐，并使这种记忆成为一种跨文化现象。互联网的交互、存档功能有助于延续关于文化记忆的交流，这种文化记忆也会融入粉丝的个人记忆，使记忆本身更具个性化和情感化。

•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戴维·马歇尔从技术给个人认同途径带来改变的角度出发，聚焦在线跨文化传播中的集体与个人的人设转换，揭示了全球文化连接的新现象。网络情感表达的相关语言和符号（如表情包），业已通过网络文化中的超越语言本身的范畴与他人产生联系，进而实现了个人身份认同和群体身份的认同。

•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乌莎·M．罗德里格斯认为在媒介融合情况下，社交媒体正在创造一个“喧嚣”的公共空间：没有限制的发言、虚假新闻的泛滥以及民众的媒介素养问题越来越值得我们重视。

• 美国杜克大学肯尼斯·罗杰森分析了武汉和纽约的在线投诉系统，发现中美两国社会治理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机构问责制的差异、公民投诉的动机、社会问题的处理效率和处理效果这几方面。

• 韦哲宇反思剧场作为媒介在重新审视和改造现实中的作用，他认为新青年剧团的美学和政治方法呈现了社会结构转变如何影响日常传播方式，以及剧场表演如何与这种变化对话。

• 广西艺术学院的何清新认为，中越边境的民间文化跨境传播现象是跨国民间交往的一个区域性缩影。中越边境跨境对歌的传播模式建构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交流行为、个体交流与族群的关系、个体交流与社区环境的关系等四类显性的类属。

• 刘文军聚焦中越文化交流间媒介对保护文化多样性所产生的作用，通过研究花山岩画在越南传播过程中的“呈现”与“消隐”，研究媒介的呈现功能。花山岩画在呈现中隐蔽，在厘清中混淆，在补足中截除，浮现与消隐、连接与失联都与媒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 张倩芸以越南传统戏剧水上木偶戏为研究对象，从水上木偶戏的文化意蕴传承与发展、中越两国水上木偶戏的“联姻”关系等多角度提出自己在文化书写和身份认同方面的思考。

• 张灿认为京族“哈节”在官方与民间的合力建构下，形成了融入国家符号、族群文化及独特地域文化，彰显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在地化变迁。

• 张小梅通过研究越南京族的传统民歌“官户民歌”，阐释其音乐形态、歌唱规则、音乐结构等“地方性”知识可用于增进中国与东南亚毗邻国家的音乐文化交流。

• 黄艺平通过梳理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天琴文化在中越边境的流行历史，提出将中外文化融入时代内涵，使天琴文化成为区域文化交往的桥梁从而强化中越文化的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传播是根植于人的物质生活生产与精神交往需要之中的历史现象，其终极关怀是要实现文化间融合，从而达致和谐的最高价值理念。深入探讨互联网时代的跨文化传播，正是为了回应人类社会正在面临的跨文化忧思。连接与失联不仅是人际传播面对的个体迷思，它也在组织交往、国家交往等诸多层面生成新的议题，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面对的新现象。比如，“一带一路”倡议等塑造的多元文化共同体中的文化交往、超国家聚合的世界性组织、移民留学生等文化迁移者、世界范围内出现的难民潮等。很多时候，人们都是通过网络聚集在一起相互帮助，试图通过分享克服文化间的冷漠与对立，但有些时候，当我们面对恐怖主义等挥之不去的阴霾，面对人类心灵深处的孤独感时，我们需要一种反思和建构的力量：人类有能力在互联网时代恢复跨文化交流的能力，重建文化间的互惠性理解与互惠性关系。为此，我们有必要共同面对互联网时代的连接与失联，全世界的研究者需要拓展人类与机器彼此建构中的传播交往新理念，以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探索一条跨文化传播创新之路。

十届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的会议主题包括：大众媒介与东西方文化的沟通、理解；跨文化传播的媒介问题；跨文化对话：媒介伦理与新闻专业性；文化冲突与跨文化传播；族群交流、国家形象与跨文化传播；“一带一路”、多元文化主义与跨文化传播；互联网时代的跨文化传播等。我们希望会议达成的目标不仅停留在交流层面，更多地应该是建构主体间性话语下的学术认同，从而实现文化间的互构。文化间互构之所以成为可能，缘于跨文化传播研究者们具备自由地超越现实中的自我的能力与道德素养。这些都需要世界各地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共同努力，克服文化间的隔膜与伤害。因此，会议的意义或许更多地在于吸引和培育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同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