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海燕: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发布时间:2020-11-24 17:48:12  点击数:
11月19日晚,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湖北卫视首席策划、资深媒体人谭海燕应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邀请,与武汉大学师生分享了她创作纪录片《金银潭实拍80天》的感悟。

谭海燕,《金银潭实拍80天》总导演,湖北卫视首席策划,资深媒体人。疫情期间带领一支12人的纪录片团队最早进驻医院,蹲守红区沉浸式拍摄,金银潭、雷神山、协和东西湖三家医院,100多名采访对象,500小时硬核素材,镜头里是医护奉献、医患真情、生命韧度和人间温暖;镜头外是十几人临危受命的担当、深入ICU的勇敢、日夜纪实的坚韧,更有80天与亲人咫尺天涯的分离。用生命记录真实,用生命记录历史。2020年9月8日,在全国抗击新冠疫情表彰大会上,谭海燕获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图1:谭海燕在讲座现场

“我们无法也不能忘记那些伤痛,而江水澎湃、内心安静、岁月静好的静水深流——我们将记住每一个平凡的瞬间和感动,感受每一个日出日落的平凡的美好。时间深处,不会只是伤痛。”谭海燕说这段公众号上的文字让她落下泪来。
 
初冬的一场大雨让武汉的早晚高峰显得拥堵了起来,喧闹的校园、人群熙熙攘攘的步行街,旧日里舒适而快乐的武汉时光虽不容易,却也回来了。但谭海燕说,对于真正经历了这场伤痛的人来说,走出来其实需要更多时间,她在很多场合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新冠肺炎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状况,包括她执导的纪录片《金银潭实拍80天》的五位主人公。
 
《金银潭实拍80天》上线后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在微博推出当天阅读量破亿,众多明星大V纷纷转发,而后又登上豆瓣“一周口碑电影榜”,最高评分9.5,目前评分9.2分。面对这样的成绩,谭海燕觉得一是“没想到”,二是“很感慨”。没想到是因为在她看来这其实是一支没有规划且略带粗糙的片子,疫情来得突然,特殊的拍摄环境限制了拍摄设备的使用。但片子出来后豆瓣网友的两条评论打动了她:“真实自有万钧之力”,“平凡人的生命故事才是史诗”。
 

起笔

谭海燕1月22号才开始戴口罩。1月20号得知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的消息,1月21号她白天上班时没买到口罩,直到当天晚上才买到第一包口罩。在她看来,自己是个很后知后觉的人,当时因为年底工作量大,身体疲惫,她放弃开车连续坐了半个月的地铁上下班。事后想来心有余悸。
 
1月23号武汉宣布封城,湖北卫视决定成立摄制组记录这次事件。摄像科科长在微信群里表示可能要去医院拍片子,自愿报名,不到一个小时人就报满了。通知当天下午两点开会建组,但一点半就已全员到齐,正商量着片子怎么拍的时,有人提到当天封城,如果再不出去拍就拍不到封城画面了,摄像们马上出门行动,留下谭海燕和两个编导用十分钟写拍摄思路,准备向宣传部和卫健委打报告。整个拍摄在混乱中开始了。
 
最初申请的是去金银潭医院和武汉市第七医院拍摄。谭海燕家就住在七医院隔壁,每天看着医院的样子,她知道医院有多危险,而金银潭医院在那个时候已经出名了。
 
谭海燕还记得向拍摄医院提交申请等待批复的那几天,归元寺的大喇叭一直播放寺庙正月十五之前不开门,请香客正月十六之后再来上香的通知。这跟当时摄制组的认知是一致的,他们认为这次疫情最多跟非典一样,十天半个月就会结束,因为非典对武汉没有造成太大影响。
 
没有防护物资,谭海燕和摄像两个人戴着普通医用口罩去七医院门口拍摄。看着医院门口密密麻麻排队的人群,她叮嘱摄像千万不能进入发热门诊,整个摄制组十多个人,如果任何一个人在任何阶段感染,不光片子拍不成,还会影响到别人。
 
有一天晚上趁着谭海燕回去看素材,摄像还是溜到医院里面去了。谭海燕特别愤怒,打电话将摄像臭骂一顿,最后两人终于达成一致,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绝对不进入医院。
 
1月27号金银潭医院同意拍摄,28号一早又被告知金银潭医院不同意了,拍摄地点换成了协和东西湖医院。同一时间火神山医院开始建设,摄制组追加申请拍摄火神山医院,打算等待批复,并放弃前往协和东西湖医院拍摄。但在当时的认知中,疫情很快就会结束,领导担心万一一直等不到批复而疫情已经过去了。最终摄制组还是去了协和东西湖医院。
 
台里为摄制组准备了10件纱网式的防护服,卫健委新闻处给全省记者准备了20件他们认为过关的防护服,因为要拍摄纪录片,便把他们库存的四分之一给了摄制组,共5件。其他的同事知道摄制组要进医院拍片,在高速公路入口找朋友花天价买到了从仙桃运来的10件防护服。摄制组第一批,四人带着25件质量参差不齐的防护服去了医院。
 
进医院的时候,谭海燕和同事们认为当时卫健委发的防护服是最好的,医院宣传科的人也不懂,帮他们整整齐齐穿戴好站在红区门口准备进去。却被医院感染科主任拦住。当时大部分人都还不懂,防护服需要把整个人都遮起来,而他们穿上的卫健委给的防护服脖子全都露在外面,但是如果脱下来,这几件防护服就全都浪费了。
 
去之前医院在电话里明确跟摄制组说,因为物资很紧张,医院绝对没有一件防护服给摄制组。谭海燕跟传染科主任商量,想要借两件防护服,因为觉得这几件衣服已经穿在身上了,还是应该进去拍一下。主任跟护士长开了个会,艰难地借出两套给摄制组。谭海燕和摄像把原来已有的防护服穿在里面当作隔离衣,把借到的两件防护服穿在外面,相当于有了两层防护。
 
两层防护就像是穿了两层塑料罩,进到隔离病房不到五分钟,两个人都觉得无法呼吸,戴着眼镜的谭海燕更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在里面待了不到半个小时,两个浑身湿透,几乎窒息。由于没有经验,没让医生带路,在里面找不到方向。初次拍摄基本失败。
 
后来别人问起摄像进到红区拍摄害怕吗,摄像回答从没害怕过。谭海燕调侃说,作为台里很好的摄像,第一次进去一个可以用的镜头都没拍到,内心的慌张可想而知。
 

图2:谭海燕在讲座现场

波折

一周之后摄制组征得了金银潭医院的同意,却没等到火神山医院的同意,摄制组想尽办法,谭海燕回忆她给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打了很多电话,但由于是部队接管的医院,情况特殊,摄制组最终得到的回复是可以拍摄三天,而这对纪录片的拍摄远远不够。几经协调,最终确定了在金银潭、雷神山、协和东西湖三家医院进行拍摄。
 
摄制组分开进驻三家医院后才开始讨论这个片子该怎么做。谭海燕表示自己现在其实已经忘了最初的策划,因为面对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的疫情,当时的拍摄仍处于混乱状态。
 
摄制组讨论要做两个片子,一个是“隔离区”系列,除了几家医院,还对志愿者跟社区进行跟拍,另一个是单独反映金银潭医院情况的片子,因为当时全国几乎最优秀的力量全都汇集在这家医院,院士云集,患者救治和科学研究同时在这里展开,还出现了张定宇院长这样的典型人物。
 
最初的片子定了四条线索:第一条线是关于全国各地的援鄂医疗专家,第二条是本地医护人员的救治线,第三条是科学线,关于新冠病毒的相关研究,第四条才是后来成为片子主要内容的患者线。
 
纪录片拍摄要求摄制组跟拍摄对象天天待在一起,而在隔离的特殊情况下,待在一起是一件没办法完成的事情。摄制组克服重重困难,12个人,跟拍3家医院,拍摄80天,累计拍摄了500小时的素材。
 
怎么利用好海量的素材,在有限的正片时长中讲好想讲的故事?该讲什么样的故事?是摆在后期面前的问题。几经考虑,谭海燕最终提议放弃前三条故事线,以五个人物的个人视角串起时间线。经历了整个疫情慌乱的过程,谭海燕和同事希望整个片子的节奏能慢下来,让人能慢慢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
 
从1月23号武汉封城到4月8号正式解封,这五个主人公经历了全国驰援武汉、家庭聚集性感染、医务人员感染、ECMO救治、遗体捐献、病理研究、社区隔离、复产复工等大事件,他们的经历也是武汉这近80天的一个缩影。
 
敖慕麟的故事关于责任。他曾是凤凰卫视的记者,在2019年回到武汉开始创业,疫情爆发后受凤凰卫视的委托再次回到新闻一线开展工作。父亲得知后并未阻止,但提出了给他当司机的要求,却不幸在陪他外出时感染而后不治。敖慕麟的母亲在艰难时刻跟他商量,捐献父亲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敖慕麟告诉谭海燕,一切都像是冥冥之中有天意,这一年是他从小到大跟父亲待在一起时间最多的一年,他已经近20年没有跟父亲这么亲密了。
 
谭海燕还从敖慕麟身上感受到了家庭教育和记者的职业训练带给他的素养,他的文字细腻,每每读到都让谭海燕动容落泪,而他总是怕麻烦别人,在面对这样的伤痛时也展现着自己理性克制的一面。敖慕麟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金银潭医院病历清零后摄制组去医院补拍镜头,谭海燕特地跟医院的主任请求让敖慕麟去看一眼父亲最终住过的病房,她问敖慕麟,如果还有选择的机会会怎么做,他回答自己仍然会选择去做,但是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谭海燕说,这个回答的言下之意就是如果时间回到1月23号,敖慕麟还是会接受凤凰卫视的委托,但是绝对不带上他爸爸。
 
后来敖慕麟专程去福建找到了他爸爸在轻症病房时负责其救治的医生,只为了当面跟医生说一声谢谢。谭海燕在他身上看到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患者肖军被浙江省第一个援鄂医生郑霞成功救治,而后两人成为闺蜜甚至相约一起养老,她们的故事是关于医患之间信任的故事;护士王枫娇在工作中被感染,丈夫、女儿全程对她不离不弃,展现了疫情中的亲情故事;退伍军人彭博在ECMO技术的帮助下奇迹般痊愈,成为专家们都想去看看的“大熊猫”,展现的是关于重生和希望的故事;出租车司机李超在疫情中失去了父母和奶奶,自己住院的日子仍积极当志愿者,主动帮助小区居民团购粮食和生活用品。谭海燕坦言她在拍摄过程中也看到过人性的阴暗面,而李超的故事则让她看到生命的残酷面前个人选择的温暖。
 
还有不少患者在拍摄过程中不幸离世,如果他们生前状态还算不错,摄制组会专门剪辑一个小片段给他们的家人。在当时,许多家属在亲人病危时打电话哭着求医院让他们去看最后一眼,但这些病人在被送进医院的那一天就再也没跟家属见过面。
 
让谭海燕感到欣慰的是整个纪录片制作团队的三观特别一致。他们对素材的选用一直遵循一个原则,病人被抢救的惨烈画面绝对不用,这也是对家属的一种尊重。实际上与她一同进到ICU病房的摄像曾在拍摄过程中受不了抢救场面的强烈刺激,扔下摄像机跑到走廊上面喘气。
 

背后

五个故事最终让观众看到了人性的不同价值内涵,在故事背后,拍摄其实也经历了诸多艰难。
 
拍摄之初的忙乱、防护服的小插曲无疑展现了摄制组进入红区的艰难,设备上的困难在正式开始拍摄后也随之而来。出于消杀的需要,摄影器材需要被包裹很多遍才能进入红区,而在操作时,包在摄像机上厚厚的塑料膜不仅在被触碰时容易发出噪音干扰拍摄,也给收声带来了困难。进入红区能够携带的电池和储存卡有限也成为了阻碍拍摄的大问题,谭海燕和同事尝试使用了许多不同的器材进行拍摄,甚至有的器材在拍摄完后一直被放在红区,直到病例清零进行消杀后才被拿回。
 
为了拍一个病人转运做手术的画面,谭海燕和她的同事不吃不喝从早上九点等到下午接近六点,转运过程中他们开车追随着一路疾驰的救护车,用二十分钟开完了平常需要四十分钟的车程。由于拍摄匆忙,他们把自己的衣物落在了金银潭,到达转运医院脱下防护服后穿着身上仅有的短袖被冻得直哆嗦,最终被告知当天手术取消。近十个小时的折腾却几乎一无所获。
 
获取采访对象的信任也并非易事。有的人在一开始就拒绝被拍摄,有的人在被拍摄几次后仍然不能打开内心,说的全是跟新闻里同样的话。谭海燕甚至觉得镜头在这些被拍摄者面前很残酷,她没办法像正常情况下一样常常跟被拍摄者待在一起,遵循从认识到熟悉再到最终拍摄循序渐进的过程。失去了这些过程,拍摄成了一种侵犯,摄制组迅速拍摄完成后留下被拍摄者孤零零仍躺在病床上接受着煎熬,这种侵犯感一直在困扰着谭海燕。
 
谭海燕发现,一些我们看来很平常的生活用品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会成为稀缺品。比如有患者在转院过程中弄丢了牙刷,又不好意思麻烦医护人员,强忍着几天没有刷牙。后来摄制组花了几乎跟拍摄时间等长甚至更长的时间帮拍摄对象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拍摄对象跟他们成了朋友,开始敞开心扉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遗憾

在谭海燕看来,最终呈现的纪录片仍有很多遗憾。
 
她引用日本导演小川绅介的话,“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她认为三个月的时间仍然不够长,如果没有出片子的时间要求,理想的做法是继续对这些主人公跟拍下去,简化故事线,延长时间,丰富人物的命运感和他们经历的戏剧性。
 
再就是受制于拍摄时间和拍摄之初对整个疫情的认识,没能做到策划先行。谭海燕认为最终呈现的镜头语言过于直白,仍然有很多隐喻空间等待发掘和呈现。
 
设备上的限制也是谭海燕的一大遗憾,她认为如果能够增加更多的辅助设备,便能更好解决事件发生时摄影机不在场的问题。
 
但在最后谭海燕强调,比起生命的体验和表达,技术的遗憾便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技术只是辅助表达的“术”,而创作者自己的价值观、对生命和社会的体察才是最关键的东西。她提到三个关键词——天真、善良、热爱,特别是善良,在她看来这是新闻从业人员的底色,带着这样的底色去体验和感悟生活,再用技术层面去表达,一切便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图3:中心研究员冉华教授表达感悟
讲座的最后,中心研究员冉华教授、中心副主任肖珺教授以及在场学生纷纷表达了各自的感悟,与谭海燕展开交流。
 

图4:同学现场提问
 
冉华教授对谭海燕的职业敏感和勇气表示钦佩,肖珺教授表示在谭海燕的记录中看到了新闻传播专业的价值感,她提到,新闻传播业者要通过怎样的伦理和专业判断以及拍摄技巧来留住生命的价值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图5:现场师生合影
 
现场同学就拍摄者如何同拍摄对象建立关系,如何避免“侵犯式”拍摄,如何提升镜头语言的深度,如何把握纪录片影像叙事的风格等问题同谭老师进行了交流。谭老师强调技术可以通过大量的操作和训练逐步提升,比技术更重要的是拍摄者的积淀和对社会的敏感。它们才是让镜头更有高度和深度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