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波教授表示，这是一个智能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全球化受到挑战必须开放交流的时代，智能技术和智能化的传播在连接上具备强大的力量，其如何让人们听到不同的声音、如何创造一个开放互惠的全球公共空间，都是智媒时代应该思考的问题。他相信与会专家讨论的问题将提升未来研究者对智能传播技术的思考，并热烈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到会。

喻国明教授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未来媒介研究的三个关键命题：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我们这个时代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不但影响着传播领域，也将深刻地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商业以及人们的生活和交往。换句话说，整个互联网包括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平台，已经成为今天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媒介也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一个新尺度与新标准。而随着5G的到来，数据上升成为整个社会运作的控制性能源与力量，对于数据的掌控就成为未来社会动员、传播治理方面最重要的权力资源与影响力资源，传媒工作者对此要有深刻的认识。此外，我们要对技术的发展保持一个宽容的、向前看的态度，留给科技一定程度的发展空间，同时保持批判心态。随之而来的，留给媒体从业者的两个问题：一是当海量“传感器资讯”进一步稀释了专业传播工作者“内容生产”在整体格局中所占的份额时，从业者该如何自处？二是如何认识并掌握非理性内容。

胡正荣教授从国家治理、智慧平台与人才基础三个角度论述了对智能媒体发展的思考。首先，在国家治理层面，由于我国的媒体融合是国家层面战略，制度理念与设计都是从国家角度出发的，所以我们讨论时离不开政治框架与技术框架。放大到全球化时代看，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是信息的聚合、传播、使用与分享的革命，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心化去中心化共存、层级化与扁平化共存、共同体与族群分化共存的社会网络的两面性；其次，在新型主流媒体层面，智慧全媒体应做到资源的云端化、内容的垂直化、业态的场景化与服务的智能化；最后，在人才基础层面，媒体实践机构与高校应共同助力打造全媒体决策、管理与业务型人才，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陈昌凤教授从信息传播的个人化转向视角来探讨算法传播的范式革命与价值风险。她认为，信息个人化的历程是技术不断扩展个人视野的过程，算法分发催生了个人化新闻生产、个性化新闻推送重塑了新闻生产机制；信息个人化的本质问题，即从技术现象学的角度看人与技术的关系，身体和技术整体上呈现出一个身体技术化到技术身体化的发展过程；算法如何构造信息个人化，一是通过从自我量化到自我展示的个人信息化逻辑，二是通过云个体再造，让真实个体与互联网发生交往，实现信息传播个性化的路径；信息个人化的价值风险，要保持对价值偏向和公共性消弭的警惕。

彭兰教授则从人机协同、人机传播、人机共生三个层面对智媒趋势下的人机关系进行探讨。在她看来，在人机协同层面，机器可以在信息采集、内容创作、信息审核、内容分发等多角度与人互补，如过去以人为主体的信息采集可以通过传感器等设备得到扩张和突破、通过智能设备、传感器等数据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的行为、状态，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等；使得新闻业务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智能增强型产业转型；并具体被划分为机器的客观呈现与人的主观观察描述、机器的信息加工与人的观点表达、机器的知识生产与人的意义创造、机器的精准制导与人的经验判断、机器的“计算性”创作与人的内驱性表达、机器的程式化互动与人的共情性交流等；在人机传播层面，人与社交机器人、智能设备、实体机器人的关系、主体性问题等将是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在人机共生层面，人对自我的控制与保护能力、面对面交流能力、记忆能力、独立智能的变化将是日后值得思考的问题。

姚曦教授以5G时代为背景探讨智能品牌传播的创新。就时代背景而言，智能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决策方式与交往方式，在此情境下，品牌传播创新可视为一种从没有的关于品牌传播要素和传播条件的“新组合”引入到品牌传播体系中，以实现对品牌传播要素或传播条件的“新组合”，其具体的创新内容在于传播运作模式的创新和传播过程的创新。在传播运作模式的创新中，技术、内容和服务是其核心驱动力，技术赋能品牌传播效率与体验，支撑着一切的变革与进步，如算法型内容分发等；内容在技术发展的驱动下得以升华，呈现出更符合用户习惯的交互性与场景化，利用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促进服务职能纵深化发展；服务则为技术与内容的创新全过程提供了资源与劳务活动价值结构优化的可持续机制。在传播过程的创新中，智能生产、沉浸式体验、人机交互等均为有效的创新点。

程明教授发表了对5G时代智能媒体发展的思考，将补偿性理论应用在智能媒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即补偿性理论不仅存在于媒介自身，也存在于媒介与媒介之间：任何一种新产生的媒介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的缺陷补偿，而智能媒体就是对社会化媒体内容与社交的双重补偿，并体现在技术维度、分发维度与联通维度。在技术维度上，体现为A-AI人工智能、B-Blockchain区块链、C-Cloud云计算、D-data大数据、G-5G，技术补偿的逻辑是推动媒体发展的原始驱动力；在分发的维度上，社会化媒体满足了人们信息数量的要求，但同时也导致了信息的泛滥，并产生了真伪信息交杂、有用无用信息混杂的现象，智能媒体解决了信息真伪、有用性甄别等难题；在联通维度上，智能媒体不仅可以实现跨平台的联通，还可以实现人与各种需求的联通，是对社会化媒体平台联通性不足的补偿。而从媒介融合角度来看，智能媒体是媒介融合的必然产物，并体现为技术的融合、场景间的融合、数据的融合、服务的融合和媒体与人之间的融合等。

周茂君教授专注于营销创意领域，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对营销创意影响的“能”与“不能”。人工智能技术“能”洞察用户，可以大量地获取用户行为的数据从而精准锁定目标用户，但却“不能”触达其内心，无法真正感知用户的“痛点”与“痒点”；人工智能技术“能”形成创意点，可以对现有的营销案例进行拆解、剖析成创意模块，形成差异化的营销创意点，但却“不能”生产创意，也不能从品牌战略的高度对整体营销创意进行统筹；人工智能技术“能”预测，可以将事物数字化并进行量化式的线性分析，形成规律，但却“不能”决策；人工智能技术“能”改变游戏规则，使数据成为核心的生产要素，打破原有产业链，改变营销创意产业的固有“游戏规则”，但却“不能”重构产业链，广告主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并可能向“人工智能技术型公司”或“创意代理公司”转型；人工智能技术“能”产生颠覆性变革，使得营销内容和服务的优质化成为竞争成败的关键，但却“不能”改变营销创意的本质，关注人永远是营销创意产业的核心本质。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营销创意者要更加重视专业性，将“原创”重视到底。

廖秉宜副教授从产业政策角度对“十四五”时期中国智能广告的发展进行探讨。目前中国智能广告产业发展的现状为“规模日益扩大、产业链逐步完善、市场竞争渐趋激烈”，而中国智能广告产业问题主要表现为产业组织中的“市场集中度低、多为同质化竞争、人才匮乏、重技术轻内容”等；产业结构中的“传统广告业转型困难、广告市场主体结构的变化与挑战、价值链内部结构分化与重构”等；产业生态中的“数据孤岛问题、跨屏识别问题、广告可见性问题与广告品牌安全问题”等；产业规制中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问题、大数据流量资源的真实性与科学性问题、智能广告技术的专业性评价问题”等。就未来发展来看，中国智能广告产业的服务领域将趋向专门化、专业化；产业布局将规模化、集约化；参与主体将媒体化、数据化、技术化；产业布局将网络化、国家化；产业挑战将面临数据使用与行业规制上的种种问题。最后，其从产业组织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生态优化、产业规制优化的角度对“十四五”时期中国智能广告产业政策优化进行总结。

在论坛闭幕式上，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姚曦对学者们演讲内容所展现出的深度性和探索性表示了高度肯定，并希望与会人员今后能继续进行更多关于智能传媒的研讨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