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雅丽老师以知名传播学者Jeff Pooley《传播学者的爱与哀愁》（新传研读社）一文引入论题：传播研究确实是一项令人烦恼的事，传播学者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边缘地带”，他们研究的一切都处于“运动、循环和凌乱”之中，并且始终面对着“研究者主观性”“不稳定的意义”“结构”等棘手问题，他们为此“焦虑和烦恼”。赵雅丽老师认为，正因如此，传播学者才更应该不断回到“理解的原点”，思考传播学研究的核心。

图1 赵雅丽老师讲座中

接着，赵雅丽老师切入了本次论题。首先，她对“为什么要进行华人传播研究”进行了讨论。她认为，华人传播研究的目的可分为三种：其一是实用目的，这与华人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从而激起理解掌握“华人文化”“华人市场”的现实需要有关；其二是理论目的，这意味着对知识观本质的一种反思，即在西方社会历史脉络和文化情境中建构的理论，可以用来研究华人社会吗？其三是情感目的，这源自学术社群的在地意识，研究者们试图摆脱华人学术社群和西方学术社群之间“边陲”对“中心”的依赖关系。

在目的讨论的基础上，赵雅丽老师进一步追问：华人传播研究工作的理论位阶究竟是什么？是从事“理论验证”，“借用”西方的理论，做在地实证研究发现，还是进行“理论建构”，并在一开始就从知识观、从意义本质上去厘清“什么是华人的？什么是西方的？”——与此相关，我们所想象的华人传播研究，究竟是指向“研究对象”，即华人社会的传播行为？还是“理论工具”，即一种更“适切”的华人文化独有的知识观？——这里当然没有确定无疑的答案，甚至引发了更为前提性的问题：在全球化和文化交流的语境下，所谓原生的华人社会、华人文化，或原生的华人传播研究可能吗？“华人”如何定义，通过国家、地区、人种，还是语言？我们的思考方式够“华人”吗？我们可能全然排除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吗？

“华人传播研究是什么”众说纷纭，一时难以定论，但我们可以想象“华人传播研究像什么”，赵雅丽老师以李安和毒蛇研究来类比华人传播研究。她认为，虽然电影和现代医学一定程度上都是西方社会的产物，但李安的电影和台湾的毒蛇、肝炎研究却取得了国际性影响力；他们既在国际规则与交流之中，又体现着文化和地理上的独特性。赵雅丽老师解释到，华人传播研究的提出，也来自于这种“使别人识别我们独特性”的意识，也即华人学术圈自我认同。她认为，华人传播研究面临着两个自我认同的面向，一个是“知识区块”上面临的传播领域的学门自我认同问题，即“什么是传播”？另一个是“文化板块”上面临的全球华人学术圈的自我认同问题。

赵雅丽老师解释，华人传播研究的目的在于让全球学术圈对华人学术社群有所认同，进而营造华人学术圈的自我认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华人传播学者一定要做某种路径的研究，这种认同只是一种发展策略，会引导学者找到更多具有特殊性和创新性的研究题材。另外，赵雅丽老师对华人传播研究“自我”进行了辨析，华人做研究或研究华人世界的传播问题，就是华人传播研究的“真实我”，华人学术社群的自我想象是“主观我”，其他地区、领域学者眼中的是“客观我”，而在社会实践中的“自我”是“社会我”，我们需要从这四个“自我”中去寻求华人传播研究的“人格”定位。

图2 讲座现场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赵雅丽老师讲解了如何以“意义科学”的思考架构，深化华人传播研究方法论的辩证。她指出，传播是一门研究意义共享的学门，“意义”可以作为描述传播活动最大的共同概念，我们通过发展“意义系统”这个概念，可以为传播领域内部跨领域（比如广告、新闻、公关、传播等）对话提供平台。

赵雅丽老师指出，如何透过“行动与结构”交互检验的研究策略更为精确地勾勒出传播学门以“理论使用者观点”出发的传播知识地图，并以此作为华人传播研究发展的参考，是意义科学努力的方向；而研究的终极目标，则是将传播学建构成“意义科学”的学门，同时将相关研究成果应用于“媒体创新、文化创意产业、跨文化传播以及新媒体研究”等领域之实务工作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