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嘉宾们各自分享了对于学科现状、学科发展的认识与看法，并结合人才培养、跨学科交流的实例做了生动的阐释。
黄旦：首先要明确一下，我们讨论学科发展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做得不好，所以我们不自信。实际上，学科是人为的，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是很正常，学科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为何要变，怎么变？才能更好地说清问题。
现在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依我的看法，其中之一就是媒介的变化。就媒介角度，晚清的印刷媒介是一次大变局，后来产生了新闻学科，然后就是现在的变化。但当下对于媒介大变局的重视似乎还不够，或者仅仅局限在传播，而没有深刻认识到与社会、政治、经济乃至人的生存的变化。不仅如此，和欧美国家相比，我们的新媒体技术创造和运用，有着自己的独特性甚至超前的地方，在世界上处于领跑地位。这对我们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恐怕是我们现在讨论学科建设，或者创造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一个基本前提。
蔡雯：在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新闻业的变革处于关键阶段。从业务角度来看，新闻生产主体、生产方式和传播渠道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传统媒体时代形成的原理和规范已经无法指导现在的实践，尤其是内容分发平台如抖音、今日头条等的勃兴，给传统新闻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新闻传播领域中不断出现新的现象和问题，我们没办法用以往的经验和理论来解决问题，但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以及更加丰富的研究资源、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人大新闻学院自2005年以来一直在进行新闻传播案例库建设，我们希望通过案例教学来引导学生探究新现象和新问题，也通过案例的积累为理论研究积累资料和数据。
新形势下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按照传统模式也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和媒体需求，新闻传播院校通过跨学科的资源整合，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这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2011年，人大新闻学院与法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合作，分别开了“新闻学-法学”和“新闻学-国际政治”这两个实验班就是一种尝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然，如何在跨学科整合课程资源的同时，深入推进不同学科的老师之间的学术合作，真正把不同学科的研究进行聚焦和融合，推进教学改革，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
隋岩：这个时代，新媒介、新的传播方式和新的传播现象不断涌现，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联系紧密，这一方面让我们接近问题，另一方面也容易让研究变得浮躁。此时的新闻传播学科，喧嚣和安静形成了张力。我想首先谈谈研究者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做出什么选择？我的建议是，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做自己喜欢的、擅长的和独特的研究，让自己成为某个专业问题或领域“绕不过去的人”。媒介产业化、媒体融合、5G、智能媒体……现在热点更迭的速度太快，我们关注潮流和热点，但我们不能让研究浅尝辄止，要做有持久价值和有意义的事。作为研究者，我们不容易跑赢新事物，但我们可以从一片热闹之中认真地听，安静地坚守理论，因为理论的荣光能够穿越时空，穿透现象。要做一个安静的学者，这样才能安身立命，这样才能长久。所以我建议大家在热闹中找到并坚守自己喜欢的方向，潜心钻研。
单波：在美国新闻教育起步的过程中，一直追求把新闻教育植入现代大学教育的生命中。被称为美国新闻教育之父的布莱耶（Willard G. Bleyer）所采取的方式是把新闻学系列课程与政治学、经济学、英语和历史结合起来，试图把社会科学的训练与新闻学贯通起来。这个“起步”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学科的初心。回顾布莱耶开创新闻教育的过程，我们不仅能看到专业理念的建构，而且还能感受到在广博的知识背景上的人文精神的贯通。当然，当时的新闻学学科建设是很不成熟的，但布莱耶所开创的新闻教育道路把新闻学引向了更为广阔的大众传播学领域，他的学生如弗雷德·西伯特（Fred Siebert )、莫特 ( Frank Luther Mott )、墨菲 ( Lawrence Murphy )等人又与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一道把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制度化，使大众传播学成为如此生机勃勃的公共研究领域，而得到了学术滋养的新闻教育可谓“根深叶茂”了。
学科“discipline”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是“约束自我的小鞭子”，但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学科变成了规训式的思维训练、课程训练、理论训练、专业训练的工具，变得非常具有工业革命的意味。好在有 作为大学教育精神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纠偏工具理性的教育，发展到现在又提出了融合教育、智慧教育，要在教育中启迪智慧，自我创造，这就要超越专业性，超越学科的封闭性，所以如果新闻传播学科要发展，就要从三个方面做文章。
第一是互补，我们应从多学科的角度思考传播的问题，融合多学科的思考方式。就像communication这个词，心理学、社会学、病理学、神经科学的思考都不一样，但也都在谈传播的问题，那我们能不能融合这些不同的思考，来理解传播的不同面向？
其次是移植，将其他学科导入到新闻与传播领域中来，在知识的更新当中实现知识的流动。我们将其他学科的问题导入进来，然后在传播学的视野中进行分析。
第三是融合，即不同学科创建共同的传播研究领域，如文化研究、信息传播等。当然学科融合很难，这不是一种概念，而是一种实践。如果我们能从不同学科的对话中发现知识盲点，能够看到本学科看不到的东西，引发新思维，填补思维剩余，那么这才叫真正的跨学科，而不是将别人的东西照搬过来，牵强附会地粘合在一起，用别人的概念来解释一个老的话题。
02
单波教授在发言末尾提出了一个“专业边界”的问题，这将论坛引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嘉宾们提出要跳出既有概念，找寻新的学科基点，同时就凸显学科特色这一问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
黄旦：我们现在讲跨学科或者学科融合，实际上仍旧在学科这个概念之内。大家一直在探讨和明晰，一直在追求非常清晰的学科概念，好像这样才能有自己的立足点，但其实没有必要这么在意，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是这个学科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被界定的？
据华勒斯坦，社会科学的产生是与两个革命有关，一个是法国大革命，另一个是工业革命。由于两次革命，导致社会出现剧烈变化，需要重新理解和把握现实，从而产生了后来的各种学科门类，比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简单说，社会科学和工业革命密切关联。那么，已经有不少人将现在命名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完全不同于以往。我们重新思考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点上来谈学科的问题？能否在新的格局下形成一种新的组合，打破以往旧的学科框架？按我的理解，新文科是学科重组，而不是学科交叉。这不是说全然放弃学科，而是重新打开视野来理解我们所在的领域。如果我们要做知识拓展，也要站在新的基点来重新统合课程体系和培养目标的问题，这是一个重新理解传播，重新理解媒介的问题。
即便是说学科交叉，我们和别的学科交流，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要有能够刺激到别人的东西，别人才愿意来和我们交流讨论。如果把交流比作“贸易”，双方或者三方都要有自己的“货色”，否则别的学科为何要与你跨？你有什么？就目前情况，是我们自己拿不出东西来，讨论到最后，发现我们讨论的其实还是别人学科框架内的东西，当我们自己没有东西的时候，我们怎么跨？只有当我们和其他学科坐在一起，有自己充分的优势的时候，我们研究的内容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我们研究的内容对社会的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有巨大贡献的时候，别人才愿意和我们跨，也不得不来和我们跨。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能给人家什么？或者我们可以占据一个什么样的特殊视角，别的学科是看不到的？我们复旦的几位同事，这几年一直做的就是这样的事，试图重新理解媒介，打开新的面向。我觉得是有效果的，不仅已经与其他学科多有交流，而且跨界，与业界共同讨论。在未来发展中，媒介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很有自信，前景也非常美好。
蔡雯：学科发展体现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在学术研究中，长期以来我们关注媒介变迁，做了很多学术上的努力，现在也有其他学科的研究因为涉及到媒体和传播的问题，需要和新闻传播学科的专家合作，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将来会越来越多。
在人才培养方面，新闻传播学科在高等院校的博雅教育、素质教育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比如在人民大学，全校通开的公共课中，新闻学院开设的媒介素养和传播学基础课程，受到了其他专业学生的很高评价。
还有，公共服务也是衡量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很多新闻传播院校都在为政府、企业等提供专业咨询和人才培训，新闻传播学也因为媒介社会的到来而成为“显学”，我们的学生在各级政府机构和各类企事业单位都有适合的岗位，他们所具备的媒介素养和专业传播技能是社会所需要的。
当然，目前我们学科还在发展阶段，我们对人类知识体系的贡献还有待加强，但技术和媒体的发展带来新的传播生态，也为我们这个学科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隋岩：沿着几位老师的话题说，我们优势是什么？我们特色是什么？我们能给别人提供什么？我认为我们这个学科很擅于发现，这包括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情绪传播。情绪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关系、政治生态、社会心理甚至经济状态。情绪本来是心理学科研究的问题，但现在，情绪传播的研究大量增加，传播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也出现了诸多交叉研究。我们可以想想这其中的原因，现在很多社会问题的研究都跟传播学相关。可以说，传播学是最能发现社会问题的学科。我们这个专业在未来将会走向哲学层面，它会深层地影响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
03
最后一个阶段为现场提问环节，在这一阶段中，嘉宾们与现场观众就跨学科的学习方法、课程设置展开了讨论。黄旦教授在与现场观众讨论新闻传播学科的中国特色与国际话语权时做出了以下精彩阐述：
“做学术研究是需要理论概念。我们现在没有学术话语权的原因在于，我们始终用的都是别人的概念。概念会限制我们的思维，在别人的概念框架里找资源，就只能是根据中国自身的特点做为已有概念做修补，比如我们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解释同或者异。其实无论是同还是异，都是别人的尺度。更好的当然是我们有原创性的概念，让人家来运用这个概念，甚至影响别人对一些传播现象的理解，这才是有创造性的，如果只是修补，那没有太多意义。但有些人以讨论本土化，不问三七二十一，就眼睛朝后看，说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似乎是越古越好，似乎越古老就能发现越纯净的中国传播，这同样是误区。
如果我们要有学术话语权，关键是要跳出原有的范式，在新的范式上确立我们研究的问题，不是落在别人的范式里面，那可能会有一些创新与进步。这很有难度，但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识。我反对将修补性的东西当成本土化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拿着人家的制度来检验中国，这个行不通。我们要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概念对我们的引导，换了一个概念，事实、证据、问题全套就变了，当用了新的概念，我们看到的就是新的东西。关于此，我自己也没有完全走出来，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强月新教授主持了本次论坛，副院长姚曦教授、周茂君教授、徐开彬教授出席并参与了讨论。徐开彬教授还以自己在美国求学的经历为例，分享了关于中美之间人才培养差异的看法。另有中心研究员廖秉宜副教授、吴世文副教授等老师参与了本次活动。最后，在愉快的讨论范围中，本次论坛圆满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