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波教授讲述了“逆全球化的跨文化传播路径”。近年来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事件频发，英国脱欧、美国“退群”，人们对全球化的信心和渴望受到了挑战。单波教授指出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内生于资本的全球化。资本的扩张并不一定带来交往的扩大和深入，他们拥有不同的逻辑。如今的全球化已被看作是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单向流动与单一控制，其后果是文化多样性的消失，具体表现为西方传播业的全球垄断。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实际已转化为“多元单一文化主义”（plural-monoculturalism），即通过特殊文化认同的诉求而引向隔离区化和文化原教旨主义。

与此同时，我们积极寻找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强调共享全球化的果实；通过强调文明互鉴、民心相通，建构人的跨文化敏感、共同感知、移情能力和文化适应能力，突出交往过程中的主体间性，探求建立普遍交往的方法。另外，单波教授强调共情能力对人类交往的意义。共情能力的缺失或不足将导致诸如“悔恨”、“内疚”等道德情感的缺失，妨碍人们对他人和自身的理解，抑制人对彼此处境的感知。严重的共情缺失会带来人格障碍，陷入自我中心，丧失与他人交往的能力。面对逆全球化的浪潮，跨文化传播研究应关注人类的共情能力，并努力使之得以保持和恢复。

肖珺研究员的分享聚焦于“网络社会的跨文化传播”，她首先阐释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终极关怀是要实现文化融合，从而达致和谐的最高价值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跨文化传播的目的不是建立个人文化主体性，而是形成从他者出发的相互理解的文化主体间性（inter-culturality），进而达成人与人之间彼此倾听、彼此宽容与理解（主体间性）的互惠性文化关系。接着，她从四个方面：全球传播生态的变迁：网络社会的崛起与影响；认同的危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跨文化传播难点；海外华人社会运动的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一带一路”倡议跨文化传播的冲突与管理讲述了自己的研究与思考，她提出，研究者需要关注网络社会的跨文化传播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媒介融合在技术层面上形成了巨大的传播能量，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跨文化事件的内容传播，缩小了我们与他者文化间的时空距离；另一方面，技术融合尚未实现跨文化间融合，相反，在民族主义、次文化冲突、意识形态等多重力量的交织中，媒介融合强化、放大和增加了文化间冲突和偏见，从而生成跨文化传播中新的障碍。跨文化传播的冲突及其管理在文化的实践和变迁中保持着生命力，文化冲突成为跨文化传播的根本性难题，它一直贯穿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化相遇时发生的竞争和对抗状态，研究者需要直面跨文化冲突的当代表达，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通过沟通与协商进行管理，跨文化共同体或可成为缓解冲突、文化包容的现实路径。

吴世文研究员的报告为“‘全球互联网’的乌托邦？逆全球化的症候及其历史”。吴世文老师指出，从互联网历史的角度看，互联网曾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变量与表征，但“全球性的互联网”正在变成一个“区域性的”互联网，充满了冲突、隔阂和跨文化的“不理解”。互联网是现实中的逆全球化的“投影”，又是现实中的逆全球化的“放大器”，其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技术的垄断之争，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互联网使用的不平等，互联网的可见性带来的恐怖主义等。理论界为其提供的解释大致有：1. 差异的可见性更高，更容易在互联网中被关注被放大；2. 全球化是一种文化幻想，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中，有很多支持区域化和抵抗全球化的因素；3. 虚拟空间中的理解与共识具有相当高的复杂性；4. 互联是一面镜子，它是逆全球化现实中的“晴雨表”。面对这一境况，现实中也有大量建立普遍联系的传播创新，例如公众的跨文化实践，开放获取网络信息等。上述努力是否会发挥积极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随后，厦门大学黄星民教授讲述“从传播学内部的逻辑看‘全球化’”。黄星民教授首先对比了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到全球传播的特点和本质，梳理了其演变的逻辑。全球化是历史的产物，其始于各国的国际贸易。中国明代中叶，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之间已经存在白银、货物和劳动力的贸易圈。贸易的全球化之后是信息的全球化。信息传播的特征是易共享，排他性低，方便共同占有，但是信息的全球化无法消解国际间的排他性利益冲突。若无公正来调节和规范利益冲突，针对全球化的挑战难于避免。在寻找公正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汲取智慧，以“执两用中”的理念调和各种规范性主张，从中寻找合作和发展的机会和机遇。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苏俊斌副教授做了“理解‘逆全球化’思潮：从1999，2011到2016看媒介在对话建构中作用的新变化”的报告。他首先引用了学界对“全球化”和“逆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的定义，总结不同版本“逆全球化”观点实际上都是针对“自由贸易全球化”，指出在美国已经成为“逆全球化”思潮主要力量的背景下，理解美国“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对于探讨中美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苏俊斌选择1999年“西雅图抗议”、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竞选作为美国或美英“逆全球化”的典型事件，分析这三个时间节点媒体建构对话的不同方式。

苏俊斌认为，1999“西雅图抗议”发生时，万维网即将走完第一个飞速发展阶段，网络泡沫处于破灭前夕，web 2.0尚未完全成型。精英掌控的传统媒体抑制了对“自由贸易全球化”的批评声音，批判者不得不采取街头运动的对话方式，从而使全球化的弊端开始进入大众视野，许多探讨逆全球化思潮的文献都是以1999年“西雅图抗争”事件作为叙述的起点；2011年社交媒体已经充分发展，Facebook和Foursquare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社会动员中发挥主要作用；2016年算法进入新闻生产环节，在引入新“把关主体”的同时还引入了“流行度”和“个性化”等两类传统把关机制没有的影响因子。苏俊斌强调，这是算法为民粹主义赋权。最后苏俊斌提出一种旨在针对信息技术乌托邦主义的温和批判，认为应该节制资本和节制算法，不应该让资本流动和信息技术发展成为“失控的弗兰肯斯坦”。在回应与武大老师交流时，苏俊斌强调本次讨论的“逆全球化”是指“anti-globalization”而非“counter-globalization”。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杨颖老师围绕“中国对外传播的多模态话语创新”展开演讲。在她看来，逆全球化时代，中国获得国际社会认同的需求显得更加迫切，面临的挑战更加巨大。在此背景下，杨颖老师近两年来的研究兴趣和重点主要放在当前中国对外传播的话语创新实践上。随着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新媒体时代的话语形式已呈现出明显的多模态特征，对多模态话语的研究亦已成为语言学、传播学、论辩学等领域的重要命题。总体而言，多模态话语研究的重点是多模态整体如何表意的问题，它以模态为单位，突破了媒介的限制，符合融媒/全媒体时代的话语思维和表达模式。因此，采用多模态话语研究的思维和视角，借鉴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方法和研究成果来审视对我国外传播的理论及其实践，有利于我们更科学、更精准地使用不同模态组织话语，创新对外传播的话语表达。在对现有的对外传播创新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杨老师认为，我国对外传播的多模态话语创新可以从体裁选择、模态间性、修辞策略和素养培育等方面着手进行。

专题发言结束后，与会嘉宾和师生就“逆全球化”问题进行了交流，双方另就如何组建科研团队等议题交换了看法。最后，林升栋副院长对本次联席论坛进行了总结，希望双方加强学术互动，并邀请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团队再次来厦门大学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