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从关于“传播对自我存在意义”的问题开始：传播是什么？传播如何自我定位？在赵雅丽教授看来，互联网情境下的传播活动与意义已发生改变，当今的传播学发展日渐窘迫，遭遇瓶颈与挑战——理论缺乏解释力，难以回应蓬勃、多元、快速变化的新媒体生态。

赵雅丽教授认为，传播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区别在于它是一门探索“意义分享”的学科。出于对学科内部知识建构的需求、对学科与外部领域间的专业区隔的考虑，她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通过研究“意义的共享问题”来回应传播学科的本质问题。透过深化对意义系统的认识，来理解与凸显传播的专业性和主体性，推进传播次领域理论间的整合与对话，进而增加传播专业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可辨识性和可操作性，并试图解决该领域“学”与“术”断裂与截然二分的困境。

赵雅丽教授将自己的“意义科学”研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口述影像研究（Study of Descriptive Video Service）研究：探讨如何为没有视觉经验的视障者进行影像信息的语文描述；第二，跨符号研究（Study of Cross-Symbol System）：探讨如何透过两个意义体系间的比较/对比策略，打造传播次领域相互对话的理论与理解平台；第三，意义科学（Study of the Science of Meaning）：从意义的观点重新思考传播的专业性与核心知识的问题。

口述影像研究是“意义科学”的研究基础，其主要理论问题是“视觉符号”（visual symbols）与“言辞符号”（verbal symbols）两个符号体系间的转化问题及其效果研究。赵雅丽教授在不断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之后，得到了四个重要发现：（1）在意义层次的分析上，视觉符号与言词符号在认知/感知层面的接收/理解方式、接收流量不同，二者在符号层面的语义（指符征与符旨之间的联系方式）和语法（指符号间的编码机制或组合规则）上亦有差异；（2）在“意义产制”的机制上，口述影像的叙事行为具有“双重故事”的文本结构和意义生产机制；（3）在“意义本质”的探讨上，可以用“反映、再现、建构”意义的三个层面进行界定与评估；（4）在“意义完形”的研究上，以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又称“完形心理学”，强调所有认识的行为都是经由“图/底”对比机制所产生）的理论内涵，建立“病理学还原”（pathological reduction）的方法论基础。“病理学还原”的重要意涵在于“拥有就是蒙蔽、边缘就是核心”。意义是透过比对所相互界定的，“边缘/核心”互为图底、相互界定，同构一个完整的“图/底”关系与认识整体。掌握意义的边缘，其实也就是发现意义的核心。

第二阶段的“跨符号研究”是对“口述影像研究”的升华。赵雅丽教授指出，传播的专业可以说都具有跨符号的特质，如图文传播、新闻采访、观念营销、知识建构、体验学习等。沟通行为本身，就是进行跨符号转换的过程，若符号断裂，则交流失效。她还融合传播领域中的“组构模式”（constitutive model）与“传递模式”（transmission model），指出跨符号研究架构中“行动/结构”的二元性。为了回应传播自我认同危机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她进一步提出“形式知识”与“内容知识”之辩，指出传播学科自我定位的方向。

最后一个阶段是关于意义科学研究的探讨。赵雅丽教授阐释了“意义科学”的主要工作是试图寻找并搭建一个后设（meta-theory：元理论）分析平台，将所有的次领域都囊括在意义的架构之下，以此来分析、解读、设计各种传播活动；“意义科学”的精神是用科学严谨、系统全面的方式建构一套属于意义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她最终发展出了从“意义科学”与“意义活动”，再到“意义生态系”的传播巨型理论蓝图。在这一意义系统中，静态结构和动态行动是相辅相成的两大要件，意义层次、意义情境、意义形成、意义活动是其中的四大组成部分。

为了使这一问题更加可感，赵雅丽教授对观赏节目的意义活动进行分析演绎，并以孔子学院、台湾寺庙等具体案例来说明文化创意产业应仰赖符号感知、叙事策略、论域赋予等方式来消除文化障碍。在意义经济的时代，传播工作者应该成为意义的设计师，而不只是意义的传递者。

在交流互动环节，现场师生围绕跨文化传播中他者与我们的“图/底关系”、意义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在具体传播实践（如体育传播、经济传播）中的应用、传统媒体的未来出路等问题展开踊跃讨论与拓展。赵雅丽教授悉心予以回应，给予诸多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