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地方媒体在国际传播中多从各部门抽调记者开展跨国采访，但记者们常因缺乏跨国社会网络、跨文化能力等遭遇挑战。本文引入跨文化关系视角，以H省C媒体的15国跨国采访行动N为案例，结合对20位记者和1位高级编辑的深度访谈，探讨中国记者如何在跨国采访中建立并深化与受访者的跨文化关系。研究突破以往将新闻采访简化为“记者-消息源”或“记者-协助者”的二元关系视角，构建中国记者跨国采访实践中由记者、中国和外国受访者三方协同参与的“三元跨文化关系”认知框架。由此，跨国采访表现为角色探索、跨文化桥接、情感生成三阶段。初期，记者依托国家与机构合作，以“社会学调查者”角色进入中外受访者生活，形成以职业合作为核心的松散关系。中期，通过中国企业驻外员工的文化知识实现跨文化桥接，建立“记者-中国员工-外国受访者”的三元链式关系结构，在职业合作中逐步融入私人交往。后期，通过群际信任与个体情感共鸣深化关系，获取深度信息，并以反思性调适情感，保障报道客观性。三元跨文化关系构建有赖于媒体机构的系统性变革，以及记者跨文化厚描观与实践能力的持续提升。
关键词：跨国采访;跨文化关系;国际传播;空降记者;“一带一路”倡议
一、引言
“不要把时间耗在不必通过现场去解决的东西上，建立好关系，回来也可以补充采访”（BM21，2024年6月4日）。这话出自本文访谈对象——H省C媒体的一位高级编辑。这也是他在本文研究的跨国采访行动中反复向记者强调的核心观点。
受资金、人力等限制，我国地方媒体难以长期派驻驻外记者，只能根据宣传报道情况，从媒体内部临时抽调记者赴海外完成采访任务。这些记者通常被称为空降记者（parachute journalists），他们往往缺少跨国采访经验，没有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不熟悉异国他乡的文化知识，在现场用于采访的时间也非常紧张（唐佳梅，2016）。面对缺乏跨国社会网络、跨文化能力等挑战，尽快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受访者建立关系，成为推动国际传播顺利开展的一项基础工作。
近年来，为在复杂舆论环境中讲好融通中外的中国故事，中央和地方各级媒体逐渐加大在国际传播的重要节点安排记者空降至海外采访的力度。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为例，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在“遇‘建’天下”主题报道中，派记者采访阿尔及利亚工程师、印度尼西亚国家电视台主播、斯里兰卡马术骑手等不同文化和职业身份的外籍友人，邀请其从个体视角讲述“一带一路”倡议对其生活带来的变化；地方媒体中，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江苏广电总台、新疆日报、澎湃新闻、长江日报等也结合自身地方特色组织记者开展跨国采访。这些跨国采访经历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支撑，却未受到学界足够关注。基于此，本文聚焦重大主题宣传报道跨国采访中，中国记者如何接近受访者并与之建立起友好交往关系，进而通过合作完成中国故事的讲述。
二、文献综述
（一）跨国采访中的记者角色及实践困境
关于记者在不同历史和文化语境下的社会角色，学界已有丰富讨论，包括监督者（如“看门狗”、“扒粪者”）、喉舌、倡导者等多元角色（单波，张洋，2020；张桂芳，2019）。相较之下，有关跨国采访中记者角色及其实践困境的研究仍不多。甘国华和赵庆生（1999）曾以北约轰炸驻南大使馆为背景，讨论中国驻外记者向战士和战事分析家的角色转换。张洋（2020，2022）则探讨了中国战地记者的角色隐喻和中国驻外记者的角色认同等问题。
这些年来，传统新闻业面临更加严峻的经营困境与技术冲击，跨国采访行动多由空降记者完成。此举既可以在成本有限的情况下，助力媒体提升国际话语权，同时也可令地方媒体避免同质化报道，创造差异化与特色化国际报道（唐佳梅，2017：9-11）。然而，空降记者的新闻实践常被批评。在本地记者眼中，空降记者是“局外人”，其报道缺乏深度且易引发文化冲突（Bunce，2010）。比如CNN记者克拉丽莎·沃德（Clarissa Ward）被美国媒体塑造成“明星记者”、“孤胆英雄”等角色形象，但其在缅甸和阿富汗的报道实则忽视了当地社会动荡的结构性问题，带有媒体帝国主义倾向，引发了激烈争议（Brooten & Ashraf，2025）。空降记者还容易将地方事件简化为全球性议题（如人权和难民危机），并采用英雄与反派、受害者与加害者等二元对立叙事，导致报道刻板化（Brooten & Verbruggen，2017）。针对中非记者的深度访谈也显示，双方因文化差异和地缘政治压力，均未能全面呈现中非多维度的合作关系（Otto & Meyer，2012）。社会效应上，空降记者的报道不仅难以发挥国际冲突预警角色，反而可能加剧矛盾。例如，比较CNN与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的研究发现，空降记者的报道会降低公众信任，其中的刻板印象可能导致冲突两极分化（Musa & Yusha’u，2013）。Charles（2019）也指出，相较于在战争中积极参与反暴力行动的本土记者，空降记者的“专业主义”使其在战争报道中仅能对冲突做表层描述，难以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提升报道质量的关键在于与当地人进行有效互动，而空降记者的工作特性恰恰使其难以建立并维系这类关系。张洋（2023）指出，相较驻外记者，空降记者获取新闻线索主动性较弱，报道质量与平衡性也难以保障。一些空降记者虽人在国外，但往往游离于真正的新闻现场之外，通过在宾馆中编译二手资料来制作报道，这种行为常被批评为“观光客记者”、“宾馆编辑”（唐佳梅，2017：69-75）。还有部分空降记者带着预设的故事框架前往现场，被指责是“制造新闻”而非“报道新闻”（Palmer，2018）。但回到新闻传播的具体实践中，空降记者已是跨国采访、国际传播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后续研究需要从业务批评更多转向路径突破，比如，提升跨国采访记者的自我角色探索和跨文化调适能力，进而化解他们的实践困境。
（二）跨文化关系视角下的记者采访研究
跨文化传播研究中，聚焦人际交往的研究依据参与者数量，将人际关系分为二元关系（dyadic relationship，即双方参与）和三元关系（triadic relationship，即三方参与）两类不同的关系结构（Hill & McGrath，2008；Shemer，Shwartz-Ziv & Nadan，2022）。关于记者关系构建的既有研究主要围绕“记者-消息源”或“记者-协助者”的二元关系展开。
记者与消息源的二元互动关系研究多关注在国内进行新闻采集的记者。研究发现记者与消息源的关系可分为决斗式（dueling）、舞蹈式（dancing）和主导式（dominating）三种（Carlson，2009）。双方的关系类似“拔河”，处于动态变化的权力平衡下（Davis，2009）。还有研究发现，记者和消息源构成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既存在互惠依赖关系，也有双向权力关系，双方共同解读信息并塑造新闻内容（Berkowitz & TerKeurst，1999）。
记者与协助者的二元关系研究中的记者既包括长期驻外记者，也包括空降记者。为应对跨国采访困境，大型国际新闻机构常聘请具备新闻专业知识、语言能力或有当地社交网络的人来协助记者，在既有研究中通常被称为本地助理（fixer，又译为本地协助者或新闻助理），多为当地新闻学专业的学生、本地报社记者等（Paterson，Andresen & Hoxha，2012；唐佳梅，2017：26）。首先，就双方的职业分工，Palmer等（Palmer & Fontan，2007；Palmer，2018）研究发现，中东地区的本地助理承担着翻译、采访安排、安全评估和信息核实等重要工作，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还是文化差异的调解者，帮助记者理解当地环境及局势。其次，双方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也是研究焦点之一。全球报道中心（Global Reporting Centre）调查显示，空降记者通常来自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媒体机构，相较本地助理，其拥有更多决策权和控制权，这种源于历史殖民关系的不平等在当前全球新闻生产的整体结构中持续发挥负面作用（Plaut & Klein，2019）。跨文化关系视角下，双方都会影响新闻生产。一方面，本地助理所持的文化价值观可能会影响信息筛选与解读过程，从而间接影响新闻内容。比如，驻华外国新闻机构中的新闻助理（也称“中方秘书”，简称“中秘”，后改称“中方雇员”，主要从事“辅助性工作”）作为文化中间人（cultural intermediaries），依托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中介着驻华记者与中国社会的接触（钱进，2014），并通过往复转译本国文化和外媒立场，构建起跨文化协商与调解的空间（吴梅红，姜飞，2021）。另一方面，外国记者可能以“外来者”的角色对本地助理发号施令，将其视为工具而非合作伙伴。如针对战争报道的研究指出，本地助理常在“满足记者需求”与“保持新闻准确性”之间挣扎，甚至迫于压力提供偏颇信息（Paterson，Andresen & Hoxha，2012）。
亦有研究指出二元关系解释的局限性。比如，美国学者Moon（2019）对在卢旺达为西方新闻媒体提供国际报道服务的记者进行研究后发现，这类记者处于连接本土与国际新闻场域的桥接位置。此外，记者会通过驯化和异化两种策略来转译异国图景。驯化策略强调外部文化与本国受众的相关性，而异化策略则突显文化的差异性，不同转译策略构建出不同跨文化关系，共同塑造着国内受众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张洋，2024）。这些研究表明，记者在跨国跨文化新闻实践中发挥着本土受众与外国消息源的跨文化关系调适作用。
可见，若只强调记者在信息生态系统中的中心位置与主导者角色，往往会忽视跨文化关系协同构建的动态过程及实践价值，二元关系视角会简化跨国采访所处的复杂场域及其文化影响。同时，受西方新闻文化的影响，研究多将记者和本地助理视作一种职业雇佣关系，多从职业认知、职业困境、职业权力的角度探讨空降记者的新闻采访实践，关注关系中的“职业交往”。这一过程会导致对记者自身的认知偏向、文化偏向和情感偏向“自然化”（单波，2020），遮蔽了跨国新闻采访中的动态性与复杂性。
基于此，本文聚焦中国记者跨国采访中的跨文化关系构建，既关注中国记者和多元受访者之间的采访关系，也关注记者和新闻协作者的合作关系，进而发展相关理论阐释。本文引入跨文化关系的理论视角，旨在深入揭示中国记者跨国跨文化采访实践的路径突破。
三、研究设计
（一）案例概况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也是地方媒体C聚焦国际议题开展跨国采访的第十年。在这个国际传播的“热点时刻”，C开展了大型跨国采访行动N，派出20位青年记者，奔赴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美洲、欧洲共6个区域的15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选择了20余对在工程项目中结缘的中外跨国朋友为报道对象，要求记者基于当地文化展现人物经历与关系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C媒体对N行动进行了高度制度化的组织与管理，包括组建专项团队负责报道统筹、后勤支持等工作，并在行动前与“一带一路”共建企业建立合作联系、邀请专家进行跨文化传播知识授课。与空降记者有所不同，在跨国采访中，中国新闻单位多缺乏雇佣职业新闻助理的意识与条件，新闻采集主要依托媒体提前联系的中方企业、当地外国友人、记者个人社交网络等。这意味着，中国记者在跨国采访中对跨文化关系的依赖度更高。而且C媒体的做法并非孤立个案，特别是在重大选题宣传报道实践中，国内媒体采取这种方式跨国采访已成为常规做法，对其研究具有典型性和必要性。
行动者构成上，案例N中个体可根据职业和文化背景分为三类：第一，中国记者；第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中国建设者；第三，与中国建设者结下深厚情谊的外国建设者，多为中国企业的外籍员工，也包括外国政府官员。基于本文的研究语境，后文将第二、第三类统称为“受访者”（见图1）。其中记者与中外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基于西方新闻语境中常见的“记者-本地助理”市场化雇佣模式，而是依托记者所在媒体组织与受访者所在企业、机构等长期合作网络构建起来的。
图1 案例N中的行动者及其跨文化关系示意图
如图1所示，案例N中的跨文化关系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新闻报道中的关系，即新闻文本呈现的中外受访者关系，包括被记者选作新闻主人公并集中描述的若干组关系；其二，现实交往中的关系，即新闻幕后中国记者与中外受访者三方形成的关系，既包含记者与新闻主人公的关系，也涵盖未纳入新闻文本的受访者的关系。本文聚焦后者研究。
（二）研究问题与方法
结合前文理论视角和研究对象，本文回答三个研究问题：（1）记者如何与不同文化的个体建立起三元跨文化关系？（2）在关系的不同阶段，不同个体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什么作用？（3）三元跨文化关系如何影响记者的新闻生产？
为深入了解并客观还原记者跨国采访中的交往细节，我们首先对C媒体的跨国采访行动N开展了为期1年的田野观察（2023年7月至2024年8月）。期间参与其选题讨论、采访筹备、行前培训等工作，加入N的微信工作群，定期记录编辑和记者线上沟通的内容。这种嵌入式的田野观察为后续深度访谈工作奠定了信任基础。
深度访谈前，我们结合田野观察细节，收集并研读了所有记者在报纸、微信公众号、新闻客户端等传播矩阵的相关报道文本，逾13万字。依据每位记者的经历及其新闻作品细节，分别制定了针对性访谈大纲。2024年1月10日至13日，我们在C媒体直播大厅，对参与15国跨国报道的记者进行了深度访谈。2024年6月4日，我们补充访谈了负责报道统筹工作的高级编辑。这位编辑和参与跨国采访的所有记者保持密切的沟通，指导记者对采访对象的选择、联系，在国外挖掘新闻素材及写作等工作，对其深度访谈有助于从编辑的角度了解跨文化关系构建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邀约访谈时，记者们表示希望按照出行线路分组接受访谈，我们充分尊重其意愿及时间安排，最终完成13场深度访谈，其中，记者20人，高级编辑1人（见表1）。
表1 深度访谈受访者基本信息一览表
在访谈现场，研究团队将相关报道材料打印装订后携带，以便唤起受访者对本次跨国采访行动的记忆。经过转录和整理，删去访谈员的提问后，最终形成33万余字的访谈文本。
分析中，本文采用Braun和Clarke（2006）提出的主题分析框架，以开放式编码先行，自下而上地进行多轮次编码。编码过程由三位作者先独立完成，再通过反复对比与讨论达成一致意见。为确保分析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编码过程中，作者将访谈内容与新闻报道文本交叉检验。后文呈现匿名处理后的访谈内容。
四、研究发现：
角色探索、跨文化桥接与情感生成
对N团队的15国采访经历进行访谈、编码和分析后，我们发现了记者与中外受访者建立三元跨文化关系实践的共性特征：第一，空降记者建立跨文化关系的前提条件是“悬置”自身职业角色，以社会学调查者角色进入异国他乡的新闻现场。第二，由于空降记者自身的语言、地方性知识较匮乏，其跨文化关系的构建往往依赖于他人的文化桥接。第三，情感在空降记者建立跨文化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记者的反思性使其审慎对待自己与受访者的私人情感，记者虽然依托情感体验来获得接近受访者的便利，但在新闻写作时仍克制自己的情感表达，从而维持新闻生产的客观性。
（一）认知拓展：从记者到社会学调查者的角色探索
李普曼（2002/2018：67）曾指出，记者通常并非先观察再定义，而是先有定义，再进行观察。C媒体则鼓励记者拓展既有认知，以“社会学调查者”角色进入他者生活，通过体验与对话，突破刻板印象与固定框架，讲述受访者与中国交往的故事，这与民族志新闻（ethnographic journalism）的理念存在相似性。然而，在西方语境中，这一理念受限于市场机制与新闻专业理念之间的张力（Hermann，2016）难以充分展开。相比之下，本文访谈的这批中国记者则是由媒体组织引导，充分调动跨文化敏感和能动性，在角色探索中希冀构建融合宏大国家叙事与微观个体叙事的传播模式。
首先，角色探索是媒体为提升报道质量，对记者自上而下提出的职业要求。行前，C媒体专门邀请业界和学界专家开展跨文化能力培训。同时，要求记者开展文案调研和预访谈，并与编辑充分讨论，帮助记者“悬置”自身的文化经验，从他者的文化观念出发来理解外国受访者。以跨国采访行动N中尼日利亚新闻主人公为例，这位在当地项目部工作十年、从司机晋升至管理岗的老员工，因连续两天出车祸担心被辞退而痛哭。其中，“在同一公司连续工作十年”和“担心丢工作”的现象在中国人的长期取向（long-term orientation）价值观中易于理解，但在当地短期取向（short-term orientation）文化逻辑下却较为罕见（霍夫斯泰德，2010/2019：192-194）。负责文字统筹工作的高级编辑BM21要求记者去了解当地文化情况后再进行写作：“这里对记者的要求不是一般的记者角色，而是近似于社会学调查者。社会学调查者要放下所有对于社会和种族的成见，去了解这地方的人究竟是怎么生活的？（他）为什么那么看重这个工作？为什么丢掉工作（对他的影响）会那么大？”此时，媒体机构一定程度上主导了记者的角色探索，其出发点是期望记者能立足文化差异生成对中国故事的多元理解。
其次，中国记者会积极调用主观能动性实现角色探索。一些年轻记者会基于现实与经验，主动调整认知，改变角色。以曾前往瑞士跨国采访的JF14为例：“不同国家，对事物的不同理解与我在国内形成的固有框架存在差异。首先要放弃自己原本形成的框架，一定要是开放的。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发展程度，这也会导致在报道中会有不同的立意。”另有接受过系统跨文化培训、具备较高跨文化敏感度的记者留意到，在有宗教信仰的阿联酋，中阿工人间的食物交换是“一种潜移默化，这种日常的生活是很真实立体的”（JF7）。除经验与素养外，当国内惯用的采访技巧在异国他乡失效时，记者会转向非正式场合的观察与接触以获取信息。例如，在柬埔寨斯登森污水排水工程的采访中，JF10发现当地工程师性格内向、英文水平有限，面对镜头表达甚少，导致“正式采访仅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素材明显不足”。对此，JF10表示：“我们一起吃饭，（我）就是从闲聊的过程中去观察细节。”上述记者所提及的放弃预设新闻框架、注重田野语境、留意日常生活等社会学调查措施与民族志新闻生产操作有相通之处（周逵，2018）。但不同于倡导记者在长期田野调查中完全融入目标群体社会和文化的民族志新闻，在跨国采访中，记者需要在有限时间内，充分调用其跨文化敏感，灵活调整策略，以更符合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新闻生产需求，这对记者的跨文化能力显然有更高要求。
当然，记者的“社会学调查者”角色与研究工作并不完全一致。在跨国跨文化的情境中，记者进入“田野”时仍受职业规范的制约，角色以记者为主。但在现场观察与互动时，又借鉴社会学调查的理念，尽量减少职业惯习所带来的前置干预。离开现场后，记者直接回到新闻报道的逻辑，无需理论转化。由此，记者的角色探索呈现出职业规范与社会调查取向交织的状态。建立关系前，记者的认知基础是以基础设施建设成果为代表的“一带一路”国家宏大叙事框架，抵达新闻现场后，微观个人叙事开始融入记者的认知框架：“在采访前，我们都认为‘一带一路’是很宏大的事物，比如光伏电站、欧洲某地的桥、非洲某地的路。但（在采访中）我开始觉得在大环境、大建筑下，有更多的小人物，他们穿山越海，去连接中外，是美美与共、心连心的（关系），包含了很多人的积极情感和美好向往。”（JF7）
如图2所示，角色探索是记者构建跨文化关系的第一步，发生在记者出国认识受访者之前。不过，媒体和记者的工作与严格的社会学调查操作规范仍有差距，有记者直言不讳地反思：“时间较短，语言也没有那么顺畅，没有融入当地的具体的文化当中去，感觉有点遗憾。还是有点浮在表面。”（JF6）这意味着这种角色探索并未达到“完成时态”，大多数时候只停留在跨文化交往的探索阶段。
图2 跨国采访记者的角色探索与认知拓展
（二）建立关系：基于知识分享的跨文化桥接
由于语言、交往礼仪、习俗禁忌等知识匮乏，跨国采访记者常需依赖熟悉相应文化知识的人群来连接自身与受访者。本文使用跨文化桥接（intercultural bridging）而非跨文化调解（intercultural mediation）的概念，来解释N行动中空降记者和中外受访者的跨文化关系构建。以往研究中的“调解”概念（Palmer，2019：11）用来强调信息经调解者加工与重构（Latour，2005：39），侧重于分析为避免跨文化冲突所展开的沟通（Lehrs，2025）。若沿用此概念，可能将记者与受访者置于冲突性文化主体的位置，将知识生产和分享简化为回避冲突的手段。相较而言，“跨文化桥接”更具建设性（Hess & Waller，2016：112），既强调文化间连接，也涵盖解释与协调误解的过程（杨恬，2023）。
访谈显示，记者通常先接近与其文化背景相似的中方受访者，从而获得关于地方的交往规范知识。例如，正式会面前，中国受访者会提醒记者注意中外文化差异，如：“我们到达的第一天是星期六，他说：‘星期六只能采访中方人员，柬埔寨人不上班，如果他要来的话是要开加班费的。’他们对个人生活节奏有坚持。”（JF10）采访过程中，中方受访者会对记者的提问和表述“把关”，如“当时中国工程师提醒我，采访越南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老是说‘我们帮他’”。（JF10）还有中方受访者会提前告知记者文化禁忌：“我们采访外国友人时，他的中国好朋友通常在场，并告诉我们哪些东西不能问，相当于给了一个索引的范围，避免去踩到人家不乐意的地方。”（JF5）中方受访者作为跨文化桥接者，可帮助记者避免因不了解当地文化而引发外国受访者的抵触情绪。
其中，现场口译是最需要中方受访者发挥跨文化桥接作用的环节。N行动中，一些空降记者的外语水平有限，部分外国受访者也无法用中文或英文流畅沟通，这使得中方受访者在接受采访的同时，还需承担口译工作。其外语水平直接影响到跨国采访顺利程度，有的受访者“既懂我们要什么，又知道怎么跟外国人说，这个很关键，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帮助”。（JM1）但有时，跨文化桥接者也会造成新闻采访的困境。例如，有记者分享在孟加拉采访的经历：“我们采访对象说了很长一段，他两句话（就）翻译完了，我就懵了。采访视频要用原声，如果翻译对不上，很多采访（素材）没法用。”（JM9）在非英语母语国家，口译环节的跨文化桥接往往以链式结构推进，即通过中外受访者多人“接龙”完成协作式翻译，例如“有一对夫妻表达不畅，（他们）用阿拉伯语先说，由（阿尔及利亚当地医务工作者）用法语再转述给我们医疗队的翻译，翻译再用中文转述给我”。（JF12）
跨国采访记者对跨文化桥接的态度充满矛盾：一方面，记者依赖桥接者对语言的加工润色和对地方文化的介绍；另一方面，记者又会产生不信任，特别是在多语种转换的情形中，关系的参与者越多，记者的担忧越大。“在采访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编码和解码的过程，这会造成语言的壁垒，因为每次翻译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原意呈现”。（JF12）有记者解释：“语言不通，只能通过翻译对话。我完全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他当时的心境是怎样的。我只能得到他说出的文本信息，得不到其他更高维度的内容。”（JM19）这种矛盾心态揭示了记者对高质量新闻生产的需求和跨国采访的困境，即中外受访者在私人关系中习得的本地知识成为沟通的必要桥梁，但记者在与之建立职业合作关系时，却发现这些知识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化为新闻话语（见图3）。
图3 跨国采访中建立关系的跨文化桥接
如图3所示，记者邀请中方员工作为跨文化桥接者加入跨国采访过程中。不同于既往研究的“职业协作关系”，中方员工作为跨文化桥接者，大多新闻专业知识匮乏，只能提供和自身职业和私人社交有关的帮助。记者在与之合作时既依赖又不信任，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这一矛盾可能与记者在高语境文化背景中的操作惯习有关。中国作为高语境文化国家，信息交流更多依赖情境线索、非语言符号及人与人之间长期积累的关系默契（Hall，1976：91），这使得中国记者可能更信任通过情境和人际互动感知“隐性信息”，而非直接的口头表达。但跨国采访天然缺乏稳定的人际背景与共享情境，再加上文化差异、语言障碍、时间紧张等因素，导致记者面对外国受访者时，即便有中方受访者的协助，也极易产生错失“潜台词”的焦虑。
此时，三元跨文化关系已初步形成，但呈现单向链式特征。N跨国采访团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断督促记者们超越职业合作，深化与外国受访者的关系，强调“国际舆论朋友圈最终是人与人的关系”（BM21）。
（三）深化关系：基于在地交往的情感生成与调适
受理性与情感二元对立观念影响，学界和业界常常强调跨国采访中新闻生产的客观性和规范性，然而，采访本质上也是在地人际交往活动。JF16对离开马来西亚时的场景记忆犹新：“我走的时候，L说‘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啦’。”当记者真正走近受访者的生活时，采访就成为双方自我表露和倾听的跨文化对话，亲近、钦佩和认同等一系列情感逐渐生成，促进了跨文化关系的深化。
促成情感生成的在地交往实践通常有两种情形。第一，群际接触层面，外国受访者对“中国人”群体的印象是情感生成的基础，直接影响其对中国记者的信任与好感：“（在孟加拉国的中方建设者）树立了中国人的形象，孟方的人对我们也非常信任，可以像朋友一样聊天。”（JM8）第二，个体接触层面，中外双方通过个人兴趣与共同经历形成情感共鸣。JM1和JM2作为首组进入外国受访者家中采访的记者，对塞尔维亚翻译L家中并置的中塞文版《三体》等中国文学作品印象深刻：“我作为采访者，感觉到了更深刻的默契，我们在讲事情本身，而不是中国人和塞尔维亚人在讲。她讲到《狂人日记》的时候，最让我惊叹，那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文学作家的文化呼号，她在东欧国家居然也感受到这种文化。”（JM1）部分记者回国后仍与受访者保持私人联系，如JF10与越南翻译Q的交往：“Q跟我相仿，我们俩孩子也（年龄）相仿，我们后续还是会联系。”
从新闻采访的角度，记者大多看到了私人情感的积极意义，其为记者开展追踪报道提供了便利条件。例如，当JF12得知访谈对象即将从阿尔及利亚来H中医药大学留学时，她主动去接机：“我既以记者也是以朋友的身份去接他。我也避开不了工作的属性，他落地的第一时间，我们肯定还是要有相关报道的产生；但我们现在也是朋友了，我见证了他申请（留学）的成功，也很为他感到高兴。”
在新闻写作中，记者则高度警惕私人情感的局限性和风险，以“旁观者”的身份不断调适自身情感。面对积极情感，有的记者会采用情感克制式的写作。在刚果（金）采访时，新闻主人公D已经去世。当记者辗转多方了解到D的人生经历时，深受触动，但落笔时还是尽可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我只能客观地去讲，你们（指新闻受众）自己去评判。”（JF20）面对消极情感，记者会选择“不书写”，避免新闻报道造成文化误解：“我没有在稿子里写当地家庭观念，因为我不太认可，而且我也不敢保证他能代表尼日利亚的所有人。”（JM19）这显示，新闻客观性主导的职业文化语境下，记者的情感表达受到行业等多方影响（吕佳臻，2024）。
三元跨文化关系深化过程中，情感生成触发了记者的反思性（reflexivity）。反思性常指记者对自身职业定位的认知能力、对影响新闻生产因素的识别能力、反思其新闻实践的评估能力（Lu et al.，2025）。记者跨国采访实践中，反思性产生于跨文化关系语境下，记者作为“人”的主体性使其不可避免地经历复杂情感体验，但记者职业身份却又使其在报道中遮蔽自身的情感表达。由此，在跨文化关系中，记者努力寻求“接近受访者”和“保持新闻客观性”之间的平衡调适。
综上，深化关系阶段是记者从启动采访到深入对方家庭生活、感受个体经历，并在双向倾听与自我表露中实现关系深入发展的过程（见图4）。 
图4 三元跨文化关系的情感生成与关系调适
如图4所示，三元跨文化关系的深化通过动态多线路的情感流动实现，既包括外国受访者因中国员工所间接形成的信任之情，也涵盖记者和外国受访者在群际和个体接触中建立的友谊。需注意，面对依托情感生成的三元跨文化关系，记者在新闻生产中采取灵活调适策略。采访阶段，情感体验有助于记者拉近与受访者的距离、建立信任，甚至将其发展为后续访谈对象和私人朋友；写作阶段，记者则表现出反思性，对私人关系中的情感保持高度警惕，通过对新闻客观性和专业规范的遵守遮蔽自身情感表达。
五、结论：三元跨文化关系的理论阐释与实践价值
本文探讨了我国记者在跨国采访实践中，在时间、资金、社会网络等资源受限的情况下，积极与不同群体建立跨文化关系的过程和效果。我们尝试突破既往研究将跨国采访简化为二元关系的讨论及将记者视为全球信息生态系统中心的假定，探索新闻记者跨文化关系的结构特征、关系属性及其对国际新闻生产的影响（见图5）。
图5 基于跨国采访实践的三元跨文化关系图
图5提炼了跨国采访记者构建三元跨文化关系的三阶段。第一阶段，记者与中外受访者尚无紧密联系，依托国家及机构间的合作，就像“社会学调查者”一样进入中外受访者的日常生活场，观察双方长期交往形成的联结。此阶段关系结构相对松散，核心为职业合作，既服务于媒体提升报道质量的要求，也着眼于记者个体跨文化能力的发展，为后续关系建立奠定认知基础。第二阶段，记者依托中国企业驻外员工的文化知识主动接触外国受访者，形成以中方受访者为跨文化桥接者的三元链式关系结构。此结构中，新闻采访的职业合作属性仍是核心，但随着持续互动，三方逐渐产生私人友谊。该链式关系结构虽便于文化知识匮乏的记者获取采访信息，降低跨国采访的信息不对称性，但也因其是经由桥接的间接接触模式，使记者产生对信息传递失真的担忧。第三阶段，随着关系深化，记者与外国受访者突破以知识为核心的跨文化桥接，构建具有情感特征的三元跨文化关系。作为私人关系，记者与受访者分享生活故事、交流兴趣爱好并建立持久友谊；但作为新闻工作者，记者则需在采访过程中充分调动反思性，克制情感表达，坚守新闻专业原则和规范。
需要强调的是，组织化特征在三元跨文化关系建构中也发挥着重要影响。本研究显示，媒体组织对跨国采访行动的制度化安排使得记者在出发前，可初步锚定受访者范围及其文化背景，这些受访者通常也出于对中国企业的信任等原因乐于接受采访，因此，跨国采访的启动过程总体顺畅。但当记者在海外真正与受访者面对面接触时，仍不可避免地遭遇如何突破“观光客式报道”并深度挖掘新闻故事的跨文化困境，比如外语水平、出国时长等因素导致的在地跨文化交往困境依然存在（唐佳梅，2016；Palmer，2018）。这提示我们，尽管组织的高度介入有利于在前期帮助补足记者个体资源匮乏的短板，但它并非跨国采访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同时，三元跨文化关系的建立路径揭示了记者自身能动性、反思性和关系维系能力在突破“观光客”困境时的关键作用。首先，记者在进入异国新闻现场时，能动性表现在其主动激活跨文化能力，通过灵活地调取认知资源和海外社会支持，与异文化受访者搭建关系。例如，为避免刻板化的新闻叙事，一些记者主动搁置在国内的报道框架；为克服国内访谈惯习失效的问题，有记者将访谈转换为跟随受访者，进行观察和参与；为了在短时间内建立信任，记者们积极识别跨文化桥接者，邀请其协助新闻采访，从而为获取更真实的故事内容提供可能。第二，传统的二元关系研究通常集中于记者与消息源（或新闻协助者）的权力博弈（Carlson，2009；Plaut & Klein，2019）问题，忽视了人类交往关系中情感因素的广泛存在。在三元跨文化关系中，情感作为在地沟通中的必然产物，不仅成为记者对外深化访谈的策略，还为其反思自我写作提供镜像。跨国采访记者需持续调适其对新闻写作客观性的坚守与对关系情境的感知，反思性地处理个人情感与新闻伦理之间的张力。第三，三元跨文化关系还提示我们，记者构建的跨国跨文化关系网络中，职业合作与私人交往双重属性混合交织。而关系如何灵活切换属性服务于新闻工作，其实取决于记者的跨文化关系能力。正如本研究所示，当记者主动利用新媒体技术，在回国后继续与受访者保持联系，深化关系后，可以突破由组织安排的采访限制，为更长远的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可持续性的报道素材。
进而，展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路径突破，三元跨文化关系的实践价值至少体现在两方面，或对未来我国媒体提升跨国采访报道质量有所裨益。
其一，跨文化关系构建的效率和深度依赖于媒体机构的报道理念变革与组织统筹管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对跨国采访及其质量发挥着隐蔽而关键的作用。在跨国采访行动N中，媒体管理层和后方编辑有意识地改变国内报道惯习，吸纳跨文化传播的知识养分，着力挖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民相交、心相通”的微观生活故事。有意识地通过引入专家参与报道策划、开展行前跨文化传播培训、组织记者编辑谈话等诸多方式，推动记者以“社会学调查者”身份融入采访对象的生活。高级编辑BM21常对记者强调：“你总是醒着的，而不是昏睡的。所谓醒着，就是目光四射、大脑持续思考、在环境中共振，甚至你的行程本身都蕴含意义。”这种系统力量的支撑为跨文化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条件。访谈显示，这种组织化的国际传播工作与记者的业务经验与职业发展目标高度契合。特别是对于青年记者来说，当他们自身的跨文化素养与国际视野在跨国采访实践中得到实际应用时，青年记者的职业荣誉感得到极大提升。跨国采访的具身体验也让他们不断思考新闻传播工作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其二，跨国采访记者的跨文化能力是其提升反思性的基础力量，促使其持续调适职业合作与私人交往间的关系，这直接影响国际传播作品的质量。受访的20位记者以“90后”为主，部分曾系统学习跨文化传播、商务英语等专业知识，他们会有意识运用理论知识来理解文化差异，正如JF7所言“这也是我们学习跨文化理论的意义所在”。另有记者多次提及，跨文化旅行、阅读和生活经历对构建跨文化关系的帮助。这提示我们，培养青年国际传播人才时，可加强他们的跨文化关系构建能力和专业反思性。顺应国家发展战略，越来越多的记者将走向全球各地挖掘中外交往故事，其所打交道的跨文化对象也日趋复杂，面向跨文化关系、与他者共处将成为国际传播工作的必修课。
全球新闻业正倡导更加平等的对话式全球媒体伦理，将跨国新闻实践视为跨越政治、文化和认知边界的过程（Blacksin & Mitra，2024），提倡记者在海外建立平等友好的合作关系，兼容本地人与局外人的双重视角，超越认知偏见（Kotišová，2024），并呼吁记者从“对当地人进行报道”（report on）转向“和当地人一起报道”（report with）（Lefkowich，Dennison & Klein，2019）。在此背景下，文化厚描（thick description）将成为新闻传播从业者须具备的能力。在报道与记录中，既要尊重不同文化的社会实践与文化脉络，也要通过反身思考呈现文化间的理解与融合，“这个世界存在和被理解的本质是一种互为主体的方式”（陈龄慧，2020）。我们基于中国记者跨国采访实践揭示的三元跨文化关系理论阐释，旨在提炼新闻记者的实践智慧，为讲述既有中国性又有世界性的中国故事提供认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