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月新、胡青山：技术作为“基调”：新闻生产的专业化变迁
发布时间：2024-06-18 02:24:23 点击数：
摘 要：新闻是现实的社会建构，专业化是新闻从业者在建构现实过程中的二次建构。技术作为新闻生产的“基调”，同时影响着新闻生产的专业化变迁。以印刷和电报通讯为代表的传统技术推动了新闻专业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加速了新闻生产的专业化。数字技术通过赋权实现“祛魅”，带来了新闻生产的去专业化，体现为新闻生产主体和报道文本泛化、以客观性为表征的新闻专业主义消解。然而，技术既蕴含危机又充满希望，智能技术可以通过赋能生产主体和聚焦新闻本体实现新闻的本质回归，最终达到新闻生产的再专业化。在新闻生产专业化范式流变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技术在“调音”，政策、市场等因素共同作用在新闻生产之上，使新闻生产专业化不断被建构和再建构。
现成的东西本身无法为人所知，人们所知道的是一种建构于经验之上的现实，即一种由感受和思想创造的东西。个人经验之外的所有领域中，大众传媒是大多数人在构建自己生活的社会现实图景时使用的主要介质，新闻是窗户而非镜子，窗户的特征和位置都会限制可能看到的东西。新闻生产社会学认为，新闻是社会的现实建构，是正当化现状的理论活动。西方学者考察新闻专业化的一条路径是探究新闻如何建构社会现实，另一条路径是探究新闻业如何建构自身。后者是在前者的进行过程中实现的，可以称之为新闻的再建构，即新闻业建构自身蕴含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本文正是从这个维度出发，探讨新闻生产的专业化如何被建构、如何流变，影响其建构和流变的核心是什么。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了“基调”（key）的概念，所谓基调就是一系列的惯例（conventions），通过这些惯例，一些已然在初级框架中获得意义的既定活动，转换为一方面效仿这一活动、另一方面被参与者视为其他事物的东西。而“调音”（keying）则指这一转换的过程，即将赋予特定行为或活动以意义的一套组合，转换为赋予同样行为或活动以不同意义的其他组合的过程。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最早将“基调”的概念引入新闻生产领域，她认为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技术扮演着基调的角色，每一种技术对应着集中化机构中不同的节奏，令后者以不同的方式满足新闻网的需求。技术是人类用来创造和做事的工具的总和，它不仅包括手工工具和机器，还包括各种智力工具，离开了技术，社会无法运转，人类无法工作。但是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可下定义的事物，因为技术的本性是历史性的，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自新闻诞生迄今，技术如影随形。根据时间和环境的不同，新闻所依托的技术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以印刷、电报通讯为代表的传统技术；二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三是以人工智能、算法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当前，我们处于从数字技术过渡到智能技术的交叉时代。不同技术具有不同特征，为新闻生产带来了不同变化。在此借用戈夫曼“基调”的概念意在强调，新闻生产和新闻专业化都是被建构的。新闻生产是一套特定的行动，其本质是信息采集和发布，借由作为基调的技术，新闻生产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从专业化到去专业化，再到寻求再专业化，技术在其中发挥的即是“调音”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并非遵循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路径，探究新闻的社会现实建构，而是被新闻业建构的新闻生产专业化如何被技术二次建构，或曰新闻生产的再建构。
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是新闻学的核心命题，它与专业（profession）、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相互依存。职业社会学对专业化的相关研究分为结构功能主义路径（structural functionalist approach）和权力路径（power approach） 。前者强调专业的属性和特征，后者强调专业对特权和声望的维护。简而言之，专业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处于这种状态中的职业具有某些特质或者特权与其他职业区分开来；专业化是一个过程，是职业通过某些手段转变为专业的过程；专业主义则是一种态度、信念和标准，体现了对专业性的追求，形成于专业化的过程中，用以维护专业的稳定状态。因此，新闻生产的专业化实际上就是新闻专业和新闻专业主义形成的过程，也是新闻业争夺新闻生产管辖权、强化新闻边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早期的大众传媒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新闻业而言，早期的大众传媒技术可以称为传统技术，是指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所依赖的印刷、电报、无线电信息传输等技术。新闻诞生初期，正是依赖这些技术不断强化自身边界：其一，传统技术推动新闻专业形成，建立技术壁垒和专业管辖权；其二，传统技术加速建构新闻专业主义，提供正当化专业管辖权的意识形态依据。
（一）传统技术推动新闻专业的形成，强调对新闻生产的专业管辖权
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业是基于当时技术所“框限”的一种关系结构。起初，新闻业是对一个新行业的呼应，这个新行业是印刷、电报等技术引发的传播革命的产物，依靠这些“传散”技术，新闻业建立起大众媒体运作的结构性形式框架，并作为一种社会系统分门自立。
具体而言，一方面，技术发展带来分工与专业化，催生合理和有效的组织形式。信息始终客观存在，历史记载与新闻报道只是从不同时间角度来看的同一个事情。印刷术降低了文字生产和复制的成本，信息得以被便捷地记录和获取；交通网络打通了空间，人们在此处可以获知彼处的消息，信息得以跨越空间远距离传输；电报通讯技术缩短了信息传输的时间，终结了运输（transportation）和传播（communication）的同一性，信息得以快速传递。而只有当信息定期公开发送，也就是说在能被大众所知晓的前提下，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可言。于是，在以印刷术为代表的技术驱动下，现代新闻业得以成形。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职业都涉及在不同实践领域应用一种特定的技术（technique），新闻业也是如此。早期的职业记者和编辑的培训内容就是以技术（technic）也就是印刷技艺和写作编辑课程为主。自19世纪下半叶起，记者经历了一个技术化（technicalised）的训练过程，即记者运用写作技术，将专业术语翻译成一种能被更广泛受众理解的习语。新闻业有其知识、技能、操作过程和评价标准，依靠这些技能要求和标准，记者准入和对其评估的管辖权得以维护。简言之，基于印刷技术、电报通讯技术之上的操作技能和标准，维护了新闻业的边界，形成了对新闻生产实践的规训。
不过，从现代新闻业诞生起，关于新闻是一门手艺（craft）、行业（trade）还是专业（profession）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新闻业实质上获得了专业地位。从结构功能主义路径出发，新闻学科、学术刊物和评价体系的建立，记者职业的固定与认可，记者职业规范的确立，记者协会对职业操守的明确，这些共同促使新闻作为一门专业被承认。从权力路径出发，新闻业借助记者和新闻组织在文化生产场域中的专家位置，获得了“新闻权威”，使新闻成为一门边界清晰的专业。
（二）传统技术加速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正当化的专业管辖权依据
专业主义被视为与传统和技术专业知识紧密相连，一位曾在美联社工作的媒体人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东西。”回顾西方新闻史就会发现，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有赖于以印刷、电报通讯为代表的传统技术。美国早期的报纸以政党宣传和商品信息为主，称不上大众媒介，也不存在新闻专业主义。1835年，《纽约先锋报》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先河”：信息来源增多、发行数量增长、传播范围扩大、及时性增强，这是建立在印刷术改进、电报发明和大城市间电报通讯网联通基础之上的。在这些技术的推动下，1848年，6家商业小报成立了美联社，共同利用电报通讯网。由于需要分享新闻资源，“中立性”和“真实性”成为新闻的重要要素；由于出售新闻资源，“新闻价值”和“交易性”也成为新闻的重要要素。美联社开创的采用“平衡报道”的策略逐渐发展成为“客观报道”的标准要件。正如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所言，“电报通过创办通讯社给新闻带来了根本的变化，它通过迫使通讯社制作‘客观的’新闻，使新闻能够被任何政治派别的报纸采用”。以上这些因素成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和原型，尔后的“黄色新闻”和“扒粪运动”进一步推动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正如学者们总结，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形成的两个前提是“新闻的产业化”和进步主义运动，这两个前提都与印刷术和电报通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虽然新闻专业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争议，但是不管被如何批评，其仍然是业界重要的目标和手段，在新闻实践中被不断提及和使用。机构媒体认为，只有在变化中坚持专业的新闻制作、传播的理念，新闻才能长久发展。新闻从业者也在实践中尽力践行着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并经常以专业主义自居，宣称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必要的作用。对新闻专业主义的阐发和应用是实在的社会现象，分析它是理解“新闻如何得以生产”的重要一环，以客观性原则为例，无论是对之拥抱、拒绝还是批判地审视，都使得它继续成为新闻职业意识形态的基石之一。
2003年以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新闻业面临着“去专业化”的冲击，这一变化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从世界范围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以革命性的方式颠覆了新闻生产的常规，新闻作为一门专业的共同标准越来越受到质疑，从事新闻生产的知识分子正日益被边缘化，新闻专业主义范式和社会责任理念正在面临挑战。如前所述，新闻生产的专业化是新闻专业和新闻专业主义形成的过程，新闻生产的去专业化则是新闻专业边界模糊和新闻专业主义消解的过程，前者包括生产主体边界和报道文本边界泛化，后者突出表现为客观性在新闻生产中的消解。
在新闻生产去专业化的进程中，技术发挥了调音作用，通过赋权实现祛魅。这里的技术主要指的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它打破了文字、声音、图像、影视等不同介质构成知识形态和业态的边界，成为能将所有知识形态即时、即地、无差别呈现的传播技术。数字技术带来了两个赋权，其一是知识赋权，公众可以用很低的成本查阅、验证知识和信息；其二是影响力赋权，任何人都可以发布内容、传播内容、评论内容。在新闻生产领域，这两个赋权造成了新闻专业边界模糊，表现为主客体的泛化，普通人作为多元生产主体参与新闻生产，多样化文本样态进入新闻报道领域，由此进一步导致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客观性在新闻生产领域的消解。
在报道主体方面，以往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实际上在不断维护媒体的传统地位，强调新闻工作者是专业人士。例如，塔克曼的研究就维护了美国记者的“专业主义形象”，支撑了这种形象背后秩序的合法性。然而，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媒体人对新闻生产领域的垄断，造成了新闻生产主体的多元化。
互联网赋予了用户公开表达的权力，模糊了内容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界限，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文化商品的消费者、意义的生产者。于是，他们成为生产主体，以用户生成内容（UGC）的形式进入新闻生产生态，自媒体（we media）、“我新闻”（I-journalism）等UGC形式是典型代表。自媒体强调个体建立自己的媒体平台，通过互联网公开表达观点，这种表达对新闻报道产生了压力、干预和影响。对于专业记者而言，网民对不符合预期的新闻报道的攻击实际上是在质疑和挑战新闻专业的权威，这是新闻业遇到的一股强大的去专业化力量。“我新闻”则强调个体被机构媒体纳入新闻生产中。例如，CNN于2006开启了iReport项目，它允许世界各地的人们为机构媒体提供具有新闻价值的报道，用户随时随地为机构媒体免费采集新闻。虽然该项目于2015年停止，但是CNN用标签#CNNiReport这种更开放的形式延续了网站，用户仍然可以在Instagram、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网站上提交新闻。在国内，“我新闻”的代表是抖音、B站等视频平台的内容共创实践，用户借助机构媒体的平台，参与媒体内容的生产。目前，内容共创逐渐成为媒体内容生产的新方式和新业态。无论是自媒体还是“我新闻”，其本质都是新闻生产主体的边界泛化。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媒体不再是一个单向的喇叭，而是一个媒体和读者共同组建的社区，这个社区里很可能有直接在新闻现场的人，他们比专业的记者更加了解事实的发生；也可能有具备专业素养的人，在某些具体领域他们比媒体人更加专业。可以说，数字技术赋予用户以新的技能从事新闻生产，同时使用户的这些技能和工作丧失了独特性和价值。换言之，新闻生产不再专属于记者，新闻业不再是特殊的职业。
在报道文本方面，边界同样在泛化。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实践中存在的各种从事边界工作的程序，是对新闻专业的制度化确认。例如，新闻与言论、新闻与广告、新闻与娱乐之间的区别。换言之，新闻专业的边界体现在新闻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区隔。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情通过高度理性化、专业化、体制化的新闻生产体系过滤后，呈现出以“5W+1H”和倒金字塔结构为表征的文本呈现模式，这也是新闻文本区别于其他类型文本的典型特征，而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这种区隔。
一方面，数字技术赋权个体，使普通用户也能够生产新闻。但是他们普遍没有接触过专业的新闻写作训练，因此往往以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呈现报道文本，生产主体的这种多元化直接影响了作为客体的新闻文本。除此之外，数字技术赋权使用户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左右了新闻生产的客观性，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影响了报道文本的呈现形式。最终的结果是新闻文本从呈现事实性信息转变为对个体化的、随意和多样的众声喧嚣的某种聚合（aggregation），新闻越来越注重信息呈现的阅读和视觉体验，与评论、广告、营销、服务的内容边界被打破，娱乐资讯（infotainment）、软文广告（advertorial）、纪实虚构（docufiction）等新的新闻形式出现并流行。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媒介，为新闻报道的多样态呈现形式提供了依托。印刷术支撑了报纸这一媒介形态，无线电技术推动了广播电视新闻的发展，数字化技术使当前的新闻样态呈现了多种可能，数据新闻、Vlog新闻、VR新闻等新闻样态已经成为现实。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相比，这些新样态新闻呈现出繁杂的特点。例如，数据新闻以可视化的形式表现新闻，文字甚至不再是报道的必需品；Vlog新闻本质是短视频新闻的一种，以短平快的形式融入用户的日常生活；VR新闻属于沉浸式新闻，它打破了新闻原有的叙事结构，将过去的线性叙事转变成非线性叙事，用户可以从任何角度切入新闻事件并展开叙事。
客观性作为传统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标准之一，其内涵包括主客观的区别意识、无党派立场以及新闻平衡的策略。即使客观性被认为是“策略性仪式”（strategic ritual），新闻生产程序的客观性仍然保护新闻人免受批评，这也维护了新闻专业的合法性。对新闻业而言，客观性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取向，更是一种新闻生产的行为模式，表现为记者遵守不掺杂个人观点和情绪、平衡多方信源的操作规范。然而，数字技术的传播特性打破了诞生于传统技术下新闻客观性的基本逻辑。
首先，数字技术现场化和无差别呈现的传播特性能够精准再现甚至浸入新闻现场，新闻事实和情绪之间的区隔不再存在。新闻追求真实性和在场感，记者使用其目击（eyewitness）的内容制作新闻是新闻业的传统，记者的使命便是前往新闻现场，代替受众完成空间的跨越，将遥远的事件呈现在受众面前。可以说，技术进步使新闻不断逼近真实和现场：印刷术使事实被记录，交通网络使事实跨越空间，电报通讯技术使事实跨越时间，数字技术则凭借着网络的快速传播再造了时空，人们置身于虚拟的时空，获得了近乎真实的在场感。然而，一旦技术发展跨越了某个节点，当日常世界中发生的事情（occurrences）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受众面前之时，新闻的客观性就不复存在了，因为事实与情绪之间的区隔被打破了，记者搭建在现实世界与新闻报道之间的“客观性之墙”轰然倒塌。数字时代的总体认知范式出现了情感转向，以Vlog新闻为例，作为Vlog讲述者的记者通过第一人称叙述个人体验和感受，受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了情感共鸣和虚拟交往，原先偏向于“信息的传播”的新闻文本，如今更偏向于“情感的传播”和“体验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专业主义内核的客观性被情感消解。
其次，数字技术即时的传播特性使一次性平衡多方信源无法实现，报道的中立性难以维持。传统媒体时代，印刷、电报通讯等传统技术本身的特点和发行周期的要求使得记者有充足的时间寻找多样化的信源，以满足新闻客观性的要求。相对低效率的技术手段在客观上缓解了新闻工作的市场压力，给编辑室提供了一些自主空间。数字技术的即时性使信息的发布变得更加紧急，抢新闻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平衡多方观点意味着耗费大量时间寻找信源，于是被新闻从业者策略性地使用。一旦新闻脱离平衡多方的客观性理念支撑，其造成的后果不可想象，近几年媒体报道过相关事例。
新闻是“制度化”新闻预测、准备和常规管理（routine managemen），但是制度往往是作为危机和变革的解决方案出现的，当它们不再有用时，就会被取代，新闻的职业模式已经发展，并将继续演变，作为职业所需的一系列特定要求的最佳解决方案也需要不断演变。新闻生产需要实现再专业化，重塑新闻业的合法性，而技术本身就蕴含新闻生产再专业化的承诺与希望。新技术被认为是“充满希望的怪物”（hopeful monstrosities），既被视为异端，又蕴含着希望，新技术可以被打造，用以维系新闻业的价值承诺，而非侵蚀这一承诺。这不仅仅取决于新技术的变革潜力，还关乎新闻从业者对新技术的采纳程度。这里的新技术指的是人工智能、自动化、算法等智能技术，与数字技术不同，智能技术可以自动化生成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多类型内容，并提供智能化的推荐和服务。
毋庸讳言，智能技术也对职业记者和机构媒体造成了威胁。2020年，微软采用人工智能来替代记者撰写MSN首页的新闻报道。可见，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新闻报道需求，自动化已成为新闻编辑室的必需品，反过来又影响了新闻职业的本质。.但是现阶段的智能技术仍然离不开人类，即使是编写代码也需要前端有人提出需求，人和技术仍然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技术只是机器和工具，人最终是衡量机器的“尺度”。新技术所蕴含的潜力有待激发，这需要新闻从业者具备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新闻本质论强调，新闻传播主体对客观世界发生的最新的事实信息进行个性化的选择与聚焦。因此，新闻生产的再专业化是新闻的本质回归，蕴含新闻生产的承诺与希望，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新闻从业者重新获得新闻生产的主体地位；其二，新闻重新成为大众的代言人。以此为出发点，新闻生产的再专业化可通过以下两条路径实现：一是借助智能技术赋能，将新闻从业者从缺乏创造性的常规工作中解放出来，从事更具独特性的新闻生产工作；二是通过智能技术聚焦新闻本体，使新闻回归公众关心的议题。
随着技术在新闻生产中运用越来越多，技术与新闻从业者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技术到底是拓展了人类的能力，还是取代了人类的工作？毋庸置疑，技术提高了新闻业的生产力，但是这种提高建立在强烈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化进程之上，同时带来了新闻业和新闻记者的贫困化（pauperisation）。虽然智能技术正在逐步取代新闻从业者，但是也带来了新的可能，使他们重新回归新闻生产的主体地位。
一方面，智能技术解放了记者，ChatGPT、新闻机器人已经能够实现体育、财经等领域的新闻生产，未来的智能技术必将涉及更广泛的新闻领域，将记者从简单重复的文字工作中解放出来，因此记者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更具创造性的新闻生产工作。为了实现新闻从业者和技术之间的共生关系，需要达到一种中间立场，即新闻记者需要开发一套技能来补充智能新闻生产，而不是试图与之正面竞争。技术缺乏创造力、灵活性和分析性思维，这恰恰是新闻从业者所擅长的立身之本，也是人区别于技术程序的核心因素。其一，当今时代数据无处不在，但是数据不应被误认为是信息。在不断增加的数据中，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将杂乱无章的信息与真正有用的信息区分开来，记者的作用在这个时候显现，即挖掘、整理、分析、呈现有用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在众声喧哗的时代更需要专业记者的坚守和把关的意义所在。其二，“新闻劳动”（journalistic labor）应该被重新定义，正如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所言，智能新闻要求新闻劳动转型，将“元作家”（meta-writer）或“元记者”（meta-journalist）等新职位纳入其中。所谓“元作家”或“元记者”即为智能新闻写作提供原始新闻框架与新闻语言的作家或记者，即使在自动化报道较为成熟的体育新闻中，自动化新闻生产也只能依靠已经编码的新闻语言。
例如，反败为胜（comeback）、易如反掌（blowout）、棋逢对手（nail-biter）等专业术语，这些专业术语和新闻框架的生产有赖于作为“元作家”或“元记者”的新闻从业者所为。
另一方面，智能技术为新闻从业者装备了新工具。人工智能生成新闻探索了一条通用性人工智能的路径，可以作为辅助性工具赋能生产主体和生产场景。在国内，《齐鲁晚报》的技术团队已经将ChatGPT算法模型引入现有的采编业务中，在齐鲁壹点智能创作平台上，记者写稿时可以使用ChatGPT，一键生成相关内容辅助写作。在国外，路透社的新闻追踪器（Reuters News Tracer）能够辅助记者检测并分析社交媒体上的新闻信源，并标注相应的可信度数值。可见，智能技术在新闻生产领域蕴含巨大的潜力，关键在于新闻从业者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并不能取代人，只有人和人工智能加在一起才会取代人——取代不会人工智能的人。总而言之，技术不断发展，其对新闻行业的影响也在不断变化，但是作为一个输出文化产品的行业，新闻业始终离不开新闻从业者。新闻从业者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实现自身的主体性回归。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被认为是“算法转向”（algorithmic turn），不同于传统技术和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最大的优势是算法驱动的自动化和个性化，蕴含了新闻本质回归的可能性。印刷术、电报传输技术等传统技术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数字技术突破了信息的容量限制，形成了信息的极度充裕；智能技术则实现了信息采集和生成的自动化和个性化，其中自动化能够聚焦新闻时效和新闻事实，个性化能够破除智识阶层对新闻的垄断。
首先，无论新闻被如何定义，从新闻的本质来看，时效性和事实性都是基本属性。新闻自然追求时效，术语新闻（news）被普遍认为源于16世纪晚期的单词“新”（new），这便散发着不断提供时事信息的商业气息。自动化新闻能够在新闻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采集并发布新闻，在确保真实性的同时，缩短新闻发布的时间。在国外，《洛杉矶时报》机器人Quakebot的地震报道被认为是智能技术快速生成新闻的典型案例。随着智能技术不断演进，新闻行业规则从时效性向真实性迁移。早期的自动化新闻主要是基于统计和数据的报道，其常见主题包括体育回顾、天气预报、财务报告、房地产分析等，这些领域的智能化新闻生产能够避免人工误差，实现精准报道。如今，智能技术支撑的智能新闻已经被体制化新闻业所接受，并将进行更加广泛和深入的部署。在国内，今日头条的机器人“张小明”（xiaomingbot）、腾讯的机器人“Dream writer”、新华社的机器人“快笔小新”都是智能技术用于自动化新闻生产领域的案例。诚然，现阶段将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新闻生产领域仍然存在虚假新闻的风险，这是由于人工智能内容生产依赖的语料库来源于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网络信息的缘故，但是随着人机交互的真实性模拟技术不断提高、训练数据来源逐渐合规，人工智能生成新闻的真实性必然提升到新的高度。
其次，新闻自诞生起便是为大众提供信息服务的产品，然而在政策、市场和技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新闻逐渐成为智识阶层文化的代言人。如前所述，技术赋权造成了新闻生产的去专业化，很多机构媒体和新闻从业者认为是主流的东西，实际上不再是主流。新文化往往都是亚文化向主流文化方向前进的结果，新闻如果还一味坚持原来的文化，也就变成了一种部分文化的代言人，偏离了所谓的专业主义坐标。正如廖金英所说，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体现为一种悖论式存在：情系大众却蔑视大众，根于生活却背离生活，思想上的智识阶层意识导致“去大众化”的表现，新闻内涵的窄化则产生“去日常化”的后果。算法被视为“新闻业的未来”，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荐技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打破新闻生产的智识阶层化取向。一方面，人工智能生成新闻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一些新闻基本问题的认识，新闻重要性成为个体层面的微观重要性。在国内，“今日头条”和“一点资讯”是率先应用算法技术的媒体公司，前者认为“你关心的才是头条”，后者提出“看一点为你私人定制的资讯”，凸显了普通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消除了以往对新闻生产智识阶层化的认知。另一方面，智能技术已经展现出从个体知识向公众知识演化的趋势。现阶段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依托于广泛的学习和信息喂养，不断汲取公共知识，由此各种类型的知识都可能成为人工智能学习的知识资源，其本身就内涵公共性的取向。以往的人工智能局限于个人聊天等私人应用领域，随着ChatGPT等技术应用于新闻生产，智能技术从个人聊天工具演变为公共传播媒介，突破了人际传播范畴，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总而言之，人工智能生成的知识来源于公共知识范畴，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公众性，而生成的知识又能够成为数据库供人们进一步使用，这样形成公共知识的持续性循环。
专业化和专业主义是新闻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新闻生产专业化不断演变，因而具有不断阐释的空间。本文将技术视为新闻生产专业化变迁的“基调”，在技术的“调音”下，新闻生产呈现专业化、去专业化和再专业化的趋势。戈夫曼认为，尽管调音无处不在，但是它仍然极大地受限于基调限定的框架，即初级框架必须始终在场，否则再调音就会失去其内容。就新闻生产而言，不论技术带来的专业化变迁多么剧烈，其始终需要遵守新闻工作的基本规律。习近平同志指出：“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客观主义可能是新闻从业者的策略性仪式，但是真实性不是，尽管在不同国别、不同历史时期，新闻真实有现象真实、本质真实、片面真实和全部真实等不同分类，但是真实性必定是新闻生产的初级框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技术的调音才能发挥作用。
对于媒体而言，技术可能带来诸多问题，甚至解构了新闻业的合法性基础。然而这些问题并非放弃技术所能解决的，若我们因噎废食，一味地排斥技术，只可能造成更大的灾难。新闻业需要拥抱技术和变化，借助新技术实现新闻生产的再专业化。专业化是一种建构，去专业化只是传统新闻业和新闻记者身份地位变化的表征之一，也可以被视为更普遍的再专业化（re-professionalization）的一个方面。
当然，在新闻生产范式流变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技术在“调音”，政策、市场等因素共同作用在新闻生产之上，使专业化不断被建构和再建构。比如，政治环境的改变自然会变革新闻生产，西方新闻生产专业化的进程无法在中国本土复制，专业化有其发生效用的语境和前置条件，新闻媒体和政治之间复杂的关系影响着专业化的界定。在中国语境下，新闻生产的规范流程随着技术一起进入了中国新闻生产领域，它被视为一种工具用以提升新闻业的专业规范程度、激发新闻体制变革。再比如，市场化和商业化同样影响了新闻生产的模式和理念。从全世界范围看，新闻生产专业化与商业活动的发展密不可分。19世纪中期，美国报业进入商业竞争时期，大众化报刊出现；19世纪末，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开启黄色新闻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讲，专业化只是媒体在争夺市场和广告客户时采用的一种策略。而当今平台社会的商业化机制也直接影响了新闻生产的流程，新闻生产的专业化被平台化的经济逻辑裹挟。可见，新闻生产专业化的变迁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聚焦于技术这一核心概念，将新闻生产的专业化、去专业化和再专业化视为被建构的模式和理念。在技术之外，还有更多的“调音”实践和生产可能，这是新闻作为一种多元化实践的可能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