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从中国技术哲学思想中的“器道”思想出发，重访印刷术（机）在中国近代新闻业被接受和采纳的历史片段。文章分析发现，传教士报刊对中式印刷术的选择反映出“迎合中道”下的“中器西用”；本土报人与知识分子在采纳现代机器印刷技术时的犹豫徘徊则映射了“西器中用”的保守观念；商业报刊因普及印刷术而撬动的连锁变革则带来了“西器”与“西道”的合一；在走向“器体道用”模式之后，中国新闻人的抵抗和冲突也留下了“器道消融”的遗憾。据此，本文希望通过印刷机个案的讨论，将目光投向审视中西方技术观念差异，进而发展出新的“知识型”。

关键词  器道思想；中西技术观；印刷术；跨文化传播；新闻业
 

印刷机是近代中国与西方技术交汇的一个典型符号，但关注这一典型符号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如芮哲非指出，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1860年之后的西方教会学校，以及1895年至1949年间中国的教育改革，或者是1895年后西方政治哲学对中国的影响，很少有研究关注物质文化，尤其是作为思想文化变革动因的传播科技。

印刷机被视作一项影响社会结构的重要技术，古腾堡印刷术在各国的普及所展现出的革命性意义已经被麦克卢汉、爱森斯坦等研究印刷技术的学者所证实。但有所不同的是，发生在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古腾堡革命”却有自身的独特性，芮哲非将其描述为：“除了中国，世界上很少有地区本身是某种传向西方的技术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这种技术进步、换代之后的传入地。”这说明，印刷术在中西方的一番“轮回”和“遨游”，令近代中国的报业机构在采纳这项技术时，有天然的文化接近性，其具有了“既中且西”的特征。张仲民在考察古腾堡在中国的接受史时也指出，清末民初的知识界在中西方印刷术关系问题的表述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叙述版本：第一种将古腾堡印刷术作为单独的技术来谈，没有与中国印刷术相关联；第二种尝试将古腾堡印刷术与中国印刷术进行比较；第三种则将古腾堡印刷术书写为一种可追溯到中国源头的技术。但在后续的发展中，第三种带有民族主义关切的叙事模式占了上风并逐步深入人心。这使得包括中国传统报人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将印刷术从“舶来技术”行列中抽取出来，转身视之为发源于本土的“中式技术”。这种基于民族主义认同之心态所建立的印刷术印象，令印刷术兼具了中国传统性与西方现代性的双重面孔。

后来，西方印刷机在中国新闻业普及开来之际，中国社会已普遍认可了现代印刷技术来自中国的观点，《申报》的一篇文章更是直陈：“活字之法，中国先于西国，而至今日反向西国购买，不亦奇欤？此无他，中国人士不以此为留意也。”戈公振经过考证也声称“印刷为我国传入欧洲技术之一”。在此认知视野下，印刷机的文化归属问题变得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令印刷术在近代的中国新闻业的接纳反而具备了合法性，接纳速度也因此加快。

不过，张仲民认为，古腾堡印刷术得益于多种因素的出现，同东方印刷术之间可能会有某种关系，但这些不足以减弱其本来的独创性和优先性。鉴于古腾堡印刷术的两个特色（字模和压印机）都是中国方法中所没有的，说古腾堡印刷术来自中国，多半只是一种后见之明的建构，缺乏确切的证据。这样一来，跳出彼时中国知识界流行的印刷术曾由中国传入西方的“定论”，人们就会发现——19世纪末到20世纪早期中国新闻业所大规模采用的那套印刷技术，应归入“西方技术”的范畴，不能视为“中式技术”。而西方印刷技术在中国新闻业落地和普及的过程，与中国社会及技术观念遭遇西方现代思想的过程，发生在同一时期。从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传统技术哲学观念中讲求“器道合一”的整体论范式，也遭到来自西方技术观念的机械论范式的冲击及影响。据此，本文试图通过重访印刷机在中国新闻业被引入、应用与普及的过程，来讨论其背后中西方技术观的互动和碰撞。

二、印刷机进入中国新闻业：“器”“道”关系之变

在中国传统技术哲学思想中，“器”与“道”是一组相互伴生的概念，可以追溯至《易经》的注解《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道”即“形而上者”，是非物质的、抽象的精神因素；“器”属于器物层面，也可以被理解为追求物的手段或技能，即“形而下者”，两者是相对立的概念。待到“道”与“器”被作为一对统一的概念得到阐释，则是在宋明时期。经过朱熹的发散，二者的关系明确下来：“形以上底虚，浑是道理；形以下底实，便是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个道理；器是行迹，事事物物，亦皆有个行迹，有道须有器，有器须有道，物必有则。”这里除了重申“道”具有的形而上特征和“器”具有的形而下特征之外，还阐明了“道”和“器”相互依托、不可分离的关系。明末清初，王船山又进一步阐释：“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无其器则无其道。”章学诚更说道:“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在他们二人看来，有“器”必有“道”，离“器”无“道”，此时“器道合一”的技术思想已经稳固下来。

当代哲学家许煜认为两者的关系表现为：“道”需要“器”来承载，从而显现出可感的形式；而“器”依靠了“道”，方可变得完善或神圣；“器道合一”被视为道德与宇宙论思想的统一，即一种整体论倾向的技术哲学观。然而，在西方现代化的技术进入中国之后，“器道合一”观念逐渐发生分化与断裂，中西文明碰撞中“器”和“道”的文化属性被凸显，“器”和“道”的关系也由此有了更多的组合方式。具体到印刷机在中国新闻业的采纳之旅，至少可以从如下四个历史片段中窥见“器”与“道”的关系之变。

需要指出的是，“道”和“器”的概念本身具有多重含义，将其运用到印刷机这一具体技术层面的分析上，“道”依然指向形而上的层面，包含着自然法则、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体制制度等不同的内容；“器”依然代表着形而下的维度，包含了具体技术的物质结构、工具、装置形式乃至机械等。而用“器道关系”的演变来审视印刷机的跨文化之旅，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灵活张力的视角，因此，不能过度拘泥于“器道”概念的内涵。

（一）“迎合本土”理念的“中器西用”：传教士报刊对中式印刷术的选择

翻看《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可发现，每期只有最后一两页的时事新闻采用了西式的活字印刷，而木板雕刻才是贯穿整份刊物印刷过程的技术主角。西方传教士深谙印刷机的伟大力量，马礼逊主编的《华英字典》导论中就写道：“文字与印刷组成威力强大的发动机；它本身是清白的，但其应用可产生几无穷尽的善与恶。”但他们为何在创办中文报纸时，抛弃掉更现代的活字印刷术，而选择更传统的中式木刻技术呢？究其原因，这跟传教士迎合“本土”阅读习惯和心理的选择有关。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主编米怜认为：在将书籍送入中国时，外观和制作方法要尽可能避免“异邦”印象，且要尽可能像是由中国人编写和印刷的中文书籍，只有这样，这些书才有可能顺利过关并进入书店，从而进入中国人的思想世界。而印刷风格也要显得粗陋一点，这样读者才会觉得这应是曾旅居海外的中国人的作品，从而减少对这些作品的攻击。从印刷技术的物质性角度看，木刻雕版印制的报刊看上去确实比活字印刷的报刊更为美观、整齐，加之其所刊载的也是中国读者极为熟悉的传统儒学知识和地方新闻（如文章大量引用“四书”“五经”和孔孟程朱的言论），作为“中器”的雕版印刷术很好地在“西用”（帮助传教士的中文报刊打开中国市场）之下承载了“中道”（内容贯彻了中国的道德观念)，从而成为一种具有现代性的中介化的技术。

无独有偶，也有不少传教士从中国读者的文化心理出发，选择了另一种中式印刷技术——石印技术。“石印技术廉价、快捷、操作简便，相对于字符结构的西方文字，图形结构的中国文字在当时更适合用石印技术复制。”比起木刻和西式活字，石印技术所代表的表述方式则扎根于国人所生活的世界，石印技术的一个优势就在于它比雕版更能够保留书法作品的美感。清末民初教会的印刷出版活动，并不是简单地移植西方流行的活字印刷。相反，其对中国本土石印技术的广泛使用，反映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也可被视为对“中道”的一种迎合，继续了“中器西用”的技术使用逻辑。这也跟米怜所说的十分契合：“必须从在中国的中国人使用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印刷方式，而不是在海外极端不便的情势下使用中国式的印刷。”

到了国人眼中，石印技术并不完全是一种外来技术，其成为了中国接受西方印刷技术的第一步。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传统最为接近的西方技术，石印术更能将书写文化的生命发扬光大。但“中器西用”只是西式印刷术进入中国的前奏，随着商业报纸的发展，其利润增长的诉求，难以依靠强调小成本和书法美感的雕版与石印术实现，但却与注重标准化、规模化和高效率的活字印刷术一拍即合，作为“西器”的活字印刷技术被迅速普及和应用。

（二）从“器道分离”到“西器中用”：知识分子与本土报人的犹豫徘徊

不过，这一确立过程也并不顺利。特别是在“器”的使用问题上，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由排斥西方之器物转而取法西方之器物的过程。印刷机技术也不例外，至少在最初接触印刷机的中国人那里，即存在着开明和保守的迥异态度。此处可看一个典型的对比。光绪三年（1877年），作为驻英使节的郭嵩焘和副使刘锡鸿一同参观了《泰晤士报》的报馆,亲历了报纸的现代化印刷出版流程。参观后,郭嵩焘大为震惊，在日记里这样记录到：

郭嵩焘言辞之间满是对现代化印刷技术的称赞。但同行的刘锡鸿却指责这一技术是对人力的牺牲：“以余迟钝之见筹之，若专用人力，当令每人自备活字板一份是二万数千人之生命，托于此矣。何为必用机器，以夺此数万人之口食哉？”某种程度上，这也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心态，即长期以来所抱持的对西方“奇技淫巧”的怀疑态度，同时也包含着对机器与人力关系的反思。

早期的中国报人的“器道观念”也同样存在着摇摆与踟蹰。譬如，著名报人王韬早期就认为中国之“道”是优于西学的，后来其观点才渐渐发展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1848年的王韬，采访、考察墨海书馆后,这样描述西方印刷机运作的场景：

王韬对现代印刷机的记叙，跟郭嵩焘的记叙相近，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体察现代技术后所受到的震动。不过，后来王韬在上海和香港等开放口岸兴办启蒙性质的本土报纸，却并未采用西式的活字印刷术。到了19世纪末期，西式印刷已蔚然成风，以廉价省工的先进的电镀技术大量复制活字的生产条件已经具备，王韬却希望通过复兴传统木刻来“挽狂澜于既倒”，称“木刻一线之延，亦由于此”。虽然王韬一直宣扬“西学为用”的论调，但其在办报的技术选择上却依然导向了中式传统印刷技术，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其观念中传统而保守的一面。后世学者对此也评价道：“西式活字徂东之旅断不可能一帆风顺……王韬这样的先进士人尚且不能在西潮东渐的大背景下顺时而动，正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早期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技术文明的碰撞和交融中会走向何方，本身带有不确定性。王韬作为其中的个体，对西式印刷术选择上所呈现的纠结、犹豫的心态，实则反映出“中道”对“西器”的高度统摄的技术观仍居主导地位。就像李泽厚在评价洋务派思想时所说的那样：“器”可改，但“道”绝不可变，“道”是伦常纲纪，即封建专制为特征的政治制度和家庭为本位基础的社会秩序。在此观念下，对印刷机采取的“西器中用”实践，只是一种功利性的选择。不过，当时也有谭嗣同等提出了“器即变，道安得不变”的观点（封建社会纲常之道的载体——器物既然可以改变,封建儒家思想之“道”亦可改变），主张中国不但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还要引进与之相对应的精神成果、政治制度。但这一理念并未渗透到印刷机的使用上。直到商业报刊逐步兴起后，“中道—西器”的观念才随着嵌入印刷技术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同瓦解。1876年至1911年间，上海的出版商采用了机械印制技术，并将中国出版社工业化，也就彻底改变了中国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社会基础。由此开始,“中道—西器”的技术认知观念，逐步被“西道—西器”的技术现实观念所替代。

商业报刊竞争的加剧，令中国的新闻业并没有完全按照“中道—西器”的逻辑发展下去，超越“西器”之上的、内嵌在印刷技术中的“西道”（西方的思维方式、管理方式、现代化观念等）反而逐渐深入人心。按照技术自主性的观点，技术是一种独立的或自主的力量，且按其自身逻辑发展并塑造社会、影响社会发展；一旦使用或采纳某项技术，人们也就会受到这一套技术逻辑的影响。而来自西方的印刷术正是依照其技术逻辑运行的。这样一来，中国新闻业在选择使用西方印刷机的同时，实际上也就注定一同选择了印刷术所代表的西方思维、观念和技术实践的微观机制。在李仁渊看来，西式印刷术本身就带有商业思维方式，因为铅活字印刷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组字速度快，这一优势对于即时性的印刷品，如日报等，尤为适合。但一旦印完版，活字便被打散，因此需要提前估算好欲印刷的数量，以免供应不及或存量过多。这点正与商业化的出版结合，出版商要清楚其顾客群何在、数量多少，以取得最大利益。

这一时期,印刷机技术被视为改造报业运作周期和模式的有效工具。它不仅为记者争取到了更多的写作、发稿时间，提升了新闻时效性，还改变了报馆的作息时间。例如，值夜班的职业作息制度开始在中国新闻业出现，并一直持续至今。特别是在手摇印刷机被轮转印刷机替代后，新闻记者值夜班成为平常事。例如，上海的《新闻报》采访科实行了白班和夜班两班轮值，“白班记者负责采写新闻的时间以子夜12点为止，从子夜12点起至翌日晨报纸出版时止，在这六七个小时中，如有事发生，其消息概由值夜班的记者负责”。

印刷机更形塑了一种“效率至上”的技术时间观。《申报》曾刊发文章专门对比中国的木版印刷与西方的活字印刷，字里行间透出对机器运转下“效率神话”的肯定：“以机器代人工，则一人可敌十人之力……近日上海、香港等处中西诸人，以此法刷印书籍者，实属不少。其功加倍，其费减半，而且成事较易，收效较速，岂非大有益世之举哉？”戈公振在描述上海新闻业的竞争时，也特别强调高速印刷机对“速”的决定作用：“自上海报界之情形言之，每遇本埠及国内发生大事时，常于最后之数十分钟内互争消息之先后。故印刷愈迟，消息愈速，然非备有最高速度印机不为功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其此之谓矣。”

据此，出于对速度的追求，整个上海报业也持续追逐和更新印刷机的版本，希望能通过“技术迭代”来争取更大的经济利润，这又在无形之中将西方科学主义中线性进化论的思维带入中国的新闻业。《申报》1928年通过添置美国最新司各脱（Scott）直线式轮转机一台，令每小时印刷四张一份的报纸的数量提高到了3.6万份。“上午二时以前所得之消息，均可见之于当日报纸。”六年后，《申报》又购置同式印机一台，使得“上午四时以前所得之消息，亦可从容披露与六时前出版之报纸”。1925年开始，《申报》通过引进德国福美的四色套印转轮印刷机，每小时可印两大张报纸8.1万份，时为亚洲第一。商业报纸对活字设备的采用和更新，在出版印刷产业中构成了一种“效率示范”，其传递出来的速度和规模优势，吸引更多出版商加入新式活字机器的使用阵营。民国美华书局的编辑们评论：“中国人的印刷厂迅速增加，随之而来的竞争也愈加激烈……”1915年之后的十年里，《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等均添置了来自美、德、日等国的高自动化印刷机。

印刷机作为一种机械化的方式，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报业发展提供了物质要素，进而触发体制变革。报刊组建股份制公司以筹集资金，推行新型的经理制度和劳动管理制度，打破作坊模式并转向公司化运作等等，均可被视作“印刷资本主义”带来的结果。当然，制度变革普及了工业化、标准化的生产流程，重新定义了技术运作的规则。在规则面前，印刷工人要服从技术和资本联合的权力安排，也就日渐失去了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度。比如，一些报业工人在回忆中提到，当时每天的工作小时数高达13个小时。印刷机日夜不停地运转，人也就被相应地安排进机器运作的环节当中。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新闻业对西方印刷术的接纳，是一个连锁的社会反应，其实也接纳了印刷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这也印证了海德格尔对印刷术背后现代主义“机械论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中，人的主观主义达到了它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由此降落到被组织的千篇一律状态的层面上，并在那里设立自身。这种千篇一律状态成为对地球的完全的（也即技术的）统治的最可靠的工具（机械或机器）。”

印刷机与纸张等在媒介物质性层面的分殊，构造出“华洋结合”的独特技术景象，象征了中国报业采纳西方技术中富有冲突性的一面。如《申报》使用手动滚筒印刷机，但其所用的纸张却是当时最便宜的毛太纸。这其实与《申报》民族主义的办报旨趣有关，是“西器中用”观念的一种延伸。有学者已指出，毛太纸作为印刷纸反映出《申报》非常重视“下”的基础，《申报》之“新”不只是“为士大夫所赏”，更是“为工农商贾所通晓”。此外的例证还包括1912年时，全国报界俱进会在上海开会的第一议案，即聚焦商讨中国报人自办报纸厂的问题，希望能够聚集资金兴办民族造纸业以节省进口成本，但终因技术条件和配套不完善而作罢。

就纸张这一媒介技术的物质性来看，传统的中国本土纸张质地柔软，受潮易破，其实较难满足报纸印刷的需要。中国早期的报纸多用毛太纸手工印刷，但这种纸质地薄脆、不堪久用，后改为赛连纸、油光纸代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在华外报的扩张，进口“洋纸”开始在香港等口岸使用。由于进口纸张价格高，洋纸在引入中国之初，并未得到新闻业广泛认可。1896年前后，伴随着平板印刷机的使用，上海《苏报》《申报》陆续弃用“土纸”，进口洋纸印报逐渐普及。清末新政后，印刷机械在报纸生产中开始普及，本土传统手工纸张易断裂、产量低等问题开始制约报纸的印刷速度与生产效率。上述史实表明，由于行业日渐形成了对进口纸张印报的高度依赖，“华洋结合”的做法无法真正实行。

中西方技术观碰撞的另一个悖论之处在于“器道一体”的传统观念走向崩溃后，近代中国新闻人的办报实践显现出“中西混杂”的矛盾点。例如，西式印刷术在“中体西用”框架下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想象提供了承载它的物质空间基础，让中华民族的观念得以通过印刷媒介快速普及。这显然是“西器”在“中道”指挥下所表现出的功用之一。然而民族主义的办报高潮，只是激发了“现代西方和科技思想”的流行，中国报人希望利用西方技术传播华夏思想的愿景，却并未同步实现。相反，同印刷机一并舶来的西方资本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想则在中国蔚然成风。引入西式印刷机的中国知识分子，同时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熏陶和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训练，但“中西混杂”的经历给他们带来的更多的是使用西方技术的困惑和彷徨，渐渐引发了“西器—西道”观念对“中器—中道”观念的全面取代。梁启超怀有的“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理想，虽来自“西学”观念，但只关心体现政治权力的“道”，而不能完全涵盖中国传统哲学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道”之内涵。如何实现一种理想化的“器以载道”，是这场技术变革留下的后续追问。

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在鸦片战争所激发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人认为缺乏技术力量是中国战败的原因，因此迫切需要靠科技进步来快速实现现代化。然而，中国无法按照当时主要改革者所希望的方式吸收西方科技，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科技的无知与误解，以及他们持有的一种信念，即认为可以将中国思想、思维与科技分开，将后者仅仅理解为工具，而作为背景的前者，却可以不被所引进和应用的科技图形所影响。近代中国这种对西方技术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许煜将之总结为一种十足的“笛卡尔式”的现代性——企图推行技术的发展，同时维持中国思想的“基本原则”。回到印刷机的技术采纳历史中，中国新闻业最初设计的“器为道用”模式也渐渐走向了“器体道用”和“器道消融”的结果，这令人不得不感叹。

三、反思及余论

中国近代新闻业对于印刷机的使用不只是对于西方技术之“器”的接纳，更是对西方观念之“道”的接纳。印刷机所折射的“器道”之间的多重关系组合表明，作为“器”层面的媒介技术在中国的采纳，势必要经过一番来自中西方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碰撞与较量；无论是保持维新派的“师夷长技”的心态，还是报着“民族主义”的心态，抑或出于“效率至上”的动机，其对中国传统的“器道合一”思想的替代和消解过程，也留下了历史的追问：如何在多元的“器道”观念中，开拓和寻找分析中国媒介技术的本土理论范式？本文引入“器道”关系的视角，不是倡导回到整体论或抛弃机械论的技术思想，更不是呼吁回到传统“器道合一”的最初关系，而是希望在当下全新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去想象中国的媒介技术可能具有哪些新的“器道”关系的可能性。

今天，我们除了看到当时西方机械主义技术观与中国整体性技术观之间的分殊外，也需要看到中西方技术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西器东渐”和“中西融合”的“器道”观念中，往往蕴含了技术演化的更多可能性及复杂性。就像艾恺在解释“现代化”的概念时提到的，非西方文明认同的现代化，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值得延伸思考的是，今天，人们“面对现代技术，其实可以基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范畴来重新发明一种装置，从而重新引入一种生活形式，重新激活一种地方性”。也就是说，在地方的经验和文化中去反思一种技术存有的价值（如在中国现代性转型的背景之下审视印刷机的技术影响和后果），为异质性的技术实践保留余地，反思技术使用的主体性，有助于我们跳出全球范围内那种“相似而同质”的技术认识，看到并发展有关技术哲学想象的、更加丰富的“知识型”。呼应本文开头提到的“古腾堡革命”，哪怕它是一种全球普遍性的革命模式，但依然需要我们去关注其中国版本的特殊之处。因为新的知识型进而会规定政治、美学、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形式，并作为创造的力量和认识的约束发挥作用。

譬如，在中西方技术观念交汇碰撞之下的中国新闻人，发展了自己的新闻知识。法国汉学家戴仁就注意到中国传统士大夫价值观与“印刷资本主义”的某种融合：“中国的出版商有两副面目——理想的一面和商业的一面，一家出版商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二者的平衡。”同样，像近代新闻业所产生的“文人论政”这一观念，既带有儒家知识分子的报国情怀，又有西方现代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子——“充满了追求国家现代化的焦灼，强调国家意识形态，糅合西方自由主义，谋求救亡图存之道”。

此外，在中西技术观互动的历史片段里，我们也需要审视印刷机背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印刷机作为中西文明交流碰撞的一种基础物质设施，牵动的是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等多重思潮的变化。这同样蕴含了超越现有“器道”观念，发展新的知识型的可能。有研究已有所关注，认为无论是传教士的宗教传播机构，还是国人兴办的商业报刊，都可以被视为是西风东渐、将中国卷入世界体系的一环；特别是借着新式的传播技术与经营方式作为中国与西方、中国国内各阶层的沟通渠道，从而改变中国内外各群体的思考方式与社会关系。从某种程度来看，尝试将媒介技术的跨文化传播拉回“器道”关系这样极具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范畴内进行讨论，或许可以为理解中西方文明的跨文化交流找到新的范式。

最后，中国技术哲学思想体系中的“器道”概念，在当今中国的其他技术分析中也有其解释力。上述分析中已经提到，洋务运动实际上为中国确立了一种“器为道用”的技术观。这种观念对国人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今天在现代化互联网技术面前，已没有绝对的“中西之分”，中国对待新兴技术时是选择“器为道用”，还是选择“道为器用”的哲学思想，抑或发展出新的技术哲学观，这些都将留待未来的人们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