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9日，南非的移动数据网络运营商Rain在约翰内斯堡发布非洲首个5G独立组网商用网络。作为非洲首个5G独立组网商用网络的国家，南非采用了中国华为公司提供的全融合核心网方案，这场跨国的深度技术合作也助力其加快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的步伐。然而，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基础设施，5G基站及其技术网络的铺设并非只跟技术企业或公司有关，其更涉及国家之间的利益及管辖权之争。今天中国新基建远渡重洋的跨国之旅，在技术接入国南非的媒体叙事中，呈现什么样的框架和论调？涉及中国跨国技术迁移的这些报道背后，又折射出南非什么样的技术接纳心态与意识形态问题？本文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切入，梳理南非媒体对中国5G技术落地的报道框架，并试图分析争议性话语背后的有关新基建的现实问题。

“南非5G新基建对中国技术的采纳”议题，既涉及媒介基础设施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也涉及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出海的问题。因此，在文献综述部分，本文从如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跨国技术迁移:媒介基础设施与跨文化传播

铁路、大坝、电力、互联网等共同指向的“基础设施”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早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信息高速公路”隐喻，就是从基础设施角度将城市文明的古老硬件与现代数字技术结合起来。后来普及的互联网，也可被看作基础设施型的新媒介，是“一种基底系统（system of substrates）……是建成的网络，是能够使其他物质（货物、人或思想）得以流动的物质”。基础设施不仅形塑了现代主体，扮演着维持现代世界运转者的角色，还塑造了人们的观念、认同以及情感。国外有研究通过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物质产物（如越洋电缆、移动电话发射塔、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开展调查，探讨了构成基础设施的物理对象和工业关系，描绘了富裕和贫困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存在的技术差异，使技术差异成为焦点。也有研究者主张从“物质形式”与“话语建构”两个维度，去理解互联网基础设施与社会语境之间的互动，关注到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铭刻物质性与数字物质性。上述视野的转换让互联网基础设施研究嵌入自然环境与社会语境，并对不同社会主体围绕资本、技术、利益所进行的互动与博弈展开分析。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基础设施也吸引了跨文化传播领域的学者的关注。例如，有学者通过研究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时代跨国传媒与电信公司的扩张，讨论世界媒体和文化产业的参与者集中在几个垂直整合的全球企业集团的影响，表明媒体组织的跨国化深刻改变了全球传播市场。还有学者研究了OpenWeb、Facebook和Google等跨国互联网平台，阐释了平台研究的交流和表达是如何受到新数字系统和新媒体的支持和约束的，并提出，现有的基础设施都是基于平台逻辑构建或重组的。

上述文章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从基础设施的角度出发，中国支援南非建设5G的背后难免会有观念碰撞，其叙事逻辑也将指向新基建的技术想象与社会互动的问题。以5G新基建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则拥有了中介的能力，使中非之间的文化、经济、政治等观念联系在一起。

（二）中国企业出海: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传播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国际形象方面的研究集中于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形象树立方面，并试图为其建言献策。有研究者对2016—2019年中国科技公司的海外媒介形象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科技公司的国际形象和海外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有研究者通过调研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的中国企业，认为可以通过合规经营、环境保护、社区融入、文化交流和公共传播等方式完成企业形象建构。还有研究者基于对599位美国公众的调查，揭示了外媒报道和公众直接经验在“中国企业在美国形象认知”方面的共同作用机制，指出在海外的中国企业应当正确认识新闻报道影响的局限性，充分发挥在地优势，加强与海外公众的直接互动。不过，此类文章集中于对中国企业形象的海外传播建言献策，但缺乏对于全球场域内激烈的国际竞争的认识。

具体至5G技术的主要提供者——华为，在美国起诉华为案发生后，有关其企业形象的研究数量增多。有文章将华为与全球通信秩序的历史斗争联系起来，指出华为不是战场，其代表的是下一代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地缘政治，“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都激烈地利用国家权力来引导基础设施建设”。有研究者认为，华为公司倾向于在平台和客户之间实施一种极端的沟通战略，这归根结底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对称的地缘政治权力关系。可以看出，华为公司的国际形象从来不应被视为单一的企业策略，它同样与国际政治有关。华为的背后是中国政策的支持，其每一步商业动作也被解读为中国海外政治行动的一部分。因此，当审视华为公司的5G技术迁入南非这一问题时，人们不应仅仅将其视为公司的全球化发展，而更应该看到其背后涌动的全球政治文化力量博弈。

本研究采用框架分析以及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对南非媒体关于中国技术落地的报道展开研究。框架分析最初的含义是“对于日常经验的组织情况进行考察”，即“利用框架或者诠释图式，个体得以界定、认知、辨别和区分事件或信息”。媒介框架是连接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与经验现象的桥梁。而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看来，话语构成和改变着社会的运作方式；话语不仅指涉文本，还关系社会实践与权力实践。本研究通过框架分析和话语分析来阐释争议性报道背后的文化差异、意识形态之争，以此揭示技术跨国迁移中的困境。

对南非的移动通信行业而言，2015年是有着转折意义的一年。华为超低价智能手机在南非受热捧，令南非手机市场上智能手机的销量首次超越功能手机的销量，华为与南非政府的深度合作也自这一年开启，包括开设中文培训班、建立电子图书馆、资助铁路通信等。基于此，本研究选择将2015年作为报道文本抽样的起始时间，在Factiva数据库中以“2015年1月1日—2021年12月16日”为周期，以“5G”为关键词，以“英文”为语言，以“南非”为地区进行了检索。检索发现，符合上述条件的报道总量达3139篇，删去相似及重合的报道后，本研究选取南非影响力最大的《星报》（The Star，n＝133），《水星报》（The Mercury，n＝118），《开普时报》（Cape Times，n＝111），《比勒陀利亚新闻报》（Pretoria News，n＝126）等4份报纸作为分析对象，最终获取有效的研究样本共计488篇报道。

选择和重组是建构新闻框架最重要的策略，本文对于南非媒体的框架分析，既要看到南非媒体选择何种词汇、语法、隐喻表达强调与排斥，也要寻找相关报道解释5G技术落地时的内在结构，如何从新的角度赋予其意义。这里重点分析南非媒体对不同报道对象所采用的结构框架、隐喻和描述。具体而言，南非媒体报道呈现了三种立场存在分歧的话语框架。

（一）“技术帮扶”框架:合法性与去污名化

据表1可见，第一类报道框架集中于肯定中国提供5G技术，认为5G新基建落地南非属于中国对南非的技术帮扶，进而构建出跨国技术迁移的合法性，并且驳斥了来自欧美各国的对于中国技术的污名化话语。

具体而言，南非媒体用“好兄弟”“伙伴”这类形容亲密关系的隐喻来形容两国及双方企业之间的关系。此类隐喻反映出的是一种“将人伦伦理转化为政治伦理”的策略，彰显其政治上的诉求。中国政府和华为公司作为世界先进媒介技术的拥有者，以及作为南非政府的友好合作者，在报道中被反复提及。从南非媒体看，中非的友好关系以及历史渊源被置于较高的地位，“多年以来的友好合作伙伴”“南非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才是明智之举”等话语频频出现。而媒体同样采用了“迎来新生”的隐喻，来描述未来拥有5G技术的南非，也构建出中非之间技术帮扶的关系。“新生”这样带有积极色彩的进步隐喻，更是确认了中国技术帮扶的政治合法性。

（二）“技术中立”框架:发展与现代化

如表2所示，中国、欧洲诸国、美国在报道中被一视同仁地定义为“合作国”，表明了各国都拥有先进的技术、充裕的资金、高素质的科研人才。相对地，南非政府、Rain公司则被报道为欠缺资金与技术的状态。南非政府的隐喻角色从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新生者”调整为冷静的“公共利益代言人”，凸显了南非需要外界技术支持的必要性。沿着这一隐喻确定的方向，南非政府与中国的技术合作自然也就被媒体纳入公共利益的框架内考虑。当然，这些“技术中立”框架的报道拒绝将欧洲、美国等推向对立面。相关情况从如下报道中即可看出。

著名的非洲女企业家伊莎贝尔·多斯桑托斯（Isabel dos Santos）呼吁……加强向第五代技术（5G）网络的转移：“电信运营商急于部署5G网络，但这需要在能源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就像在电信方面一样。”她指出，到2050年，非洲人口预计将翻一番，达到24亿，超过中国的人口。多斯桑托斯说，“基础设施所需的投资是巨大的，”“如果非洲政府创造商业模式，将刺激积极的投资环境，”这位女商人说:“非洲的下一个大公司将主要由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驱动。需要基础设施、市场和金融服务来支持它。”（《开普时报》，2019年11月18日报道）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突破南非人民对于跨国技术的心防，媒体报道并没有将5G构建为一种被单一国家所占有的技术。在报道看来，5G是全世界未来的“发展引擎”，不带有任何的政治意义，是全世界共同需要的技术。即在南非发展环境的语境中，从经济发展、政治诉求等具体条件着手，5G被视为可以在地化的技术。报道进一步将南非和中国达成合作归因成中国目前拥有相关技术，而南非只是尚不能为技术“提供必要的频率”而已。可以说，此类框架尝试从南非本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立视角描绘出技术迁移的合理合情之处。

与“技术帮扶”框架不同，“技术中立”框架之下的报道潜移默化地呈现了“技术的社会建构”过程，即不同的行动者群体在形塑技术特性和技术偏向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这凸显了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SCOT）所强调的“相关社会群体”概念。该理论认为，在技术问题的界定过程中，与技术相关的社会群体以及这些群体对技术的定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当一个社会群体构成“问题”时，问题才被定义为这样的问题。在报道中，南非政府需要面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农民、企业员工、商人等）的诉求，这些阶层和群体或要求脱离贫困，或呼唤提高生产力。这些诉求也间接影响了5G技术的落地，并经由媒体报道而得到更多关注。不同立场的社会群体针对新技术所发表的言论，构成了“技术中立”框架之下有关5G技术的另一种社会实践的力量。

（三）“技术抵抗”框架:恐惧与殖民崇高

这其中包括对不公平贸易行为、与中国的巨大贸易不平衡以及与让中国有机会进入和控制世界上大量通信有关的安全方面的担忧。这些担忧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入胜的景象之一是美中之间的博弈。“贸易战”只是冰山一角；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斗争。这是一场争夺霸权的斗争，因为他们争夺权力。……为什么中国应该是我们唯一的最好的朋友？（《星报》，2019年7月9日报道）

在一定程度上，5G新基站的建设可被视为通过人力杰作塑造出敬畏与恐惧之感并激发了崇高的过程。“崇高作为殖民统治的一种必要奇观被制造出来。殖民崇高正是意图去展示权力感——归顺和拜服……至少在某个特定时期，对新技术和作为整体的殖民统治的反应，混合了恐惧和不解，这些正好是崇高的标志。”这里的“殖民崇高”概念为“技术抵抗”框架的确立提供了解释维度。在报道中，媒体持续将掌握先进5G技术与标准的技术输出国中国建构为居于主导地位的一方，并将中国技术跨国迁移的目标描述为“在中美博弈中争夺权力”；而高大的5G新基站不仅建造在南非人民的土地上，还被定义为至高无上的技术或文明代表，形成了“殖民”的意象。在媒体无形中将技术推向崇高的那一刻，中国也就很自然地被影射成了“殖民者”，其结果则是在无形中制造了中非之间的隔阂。

从上文总结的三种报道框架不难看出，它们分别与南非本国不同的政治立场相呼应。需要指出的是，三种框架并不是均衡地分布在南非媒体的报道中，其中，“技术帮扶”框架依然占据主要地位，“技术中立”框架次之，“技术抵抗”框架偏少。不过，有分歧的报道框架能够反映出在外来技术的接纳问题上，南非国内存在多元的舆论景象。在其背后，更存在着各方权力主体对这一问题的定义权、话语权的争夺。已有研究在关注网络基础设施的数字物质性时就指出，新技术的落地“不仅仅取决于互联网公司的技术实践，企业主体、新闻媒体及政府机构围绕这一技术实践所进行的话语建构，同样形塑着5G技术标准嵌入民族国家以及市场空间的方式”。接下来，本文将从话语建构的主体和逻辑两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剖析框架背后的权力及意识形态。

（一）谁在建构中国5G技术落地南非问题的话语

宏观上，中国、南非作为民族国家同样被建构为技术建设主体，民族国家的声音始终在场。围绕5G新基站所展开的定义标准、人员培训甚至彼此竞争等报道中，中国、南非都是重要主体。如《星报》2019年7月12日的报道称：“华为一直是中国产业政策战略的一部分，现在中国正在向其人工智能发展计划以及计算机、机器人和航空航天领域投入资金。”在这里，中国而非华为被认为是这次技术迁移的顶层设计师，主导着关键技术和核心标准。“南非的未来”“中国的政策”等词汇也在报道中不断被使用。而“为了应对贫困、不平等和失业这三大挑战，南非需要跨入第四次工业革命，而这条道路需要尖端技术”（《水星报》，2019年7月12日报道）等话语，让媒介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国家利益、民族情感紧紧联系在一起。

作为真正技术实践主体的互联网企业——华为与Rain，在报道中往往被民族国家所掩盖。以《星报》为例，本文抽取的133篇报道中仅有30篇提到Rain、28篇涉及华为。而这些报道中的绝大部分文章里，华为与Rain都是与各自的国家同时出现的。“与中国华为展开密切合作”“南非的数据专用网络运营商Rain”，这样关联让华为和中国、Rain和南非被绑定，进而“自上而下地渗透入接受主体，由此影响并形塑大众对国家的认知”。但单向度的描述，容易存在抹杀企业主体性的问题，仅有小部分报道关注到5G的跨国技术迁移中企业所关心的补贴政策和商用盈利等问题，譬如，“目前，许多消费者更愿意以低于Rain产品价格一半的价格来购买仍能提供高使用率和合理速度的封顶服务”。（《比勒陀利亚新闻报》，2019年9月19日报道）

转换至微观层面，正如前文所述，南非相关社会群体也作为参与者对5G技术的落地实践有所影响，进而影响到报道的话语呈现。从5G新基建被引入到落地的全过程，南非全社会的“注意力扩大到关注媒体行业及其产品，以及它们如何塑造社会环境以及脱离媒体行业的相关社会实践”。5G新基建与所有南非社会的个人都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南非的不同社会群体都试图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发出对5G技术应用的诸多权利诉求，“农村土地问题”“妇女参与权保障”“劳工未来福利与剥削”等议题作为5G技术落地的“伴随话题”不断被媒体提上社会讨论的议程。在和新技术绑定议题的过程中，媒体不仅将5G群体化，也将其情感化，乃至建构为一种极具个性化和主体性的技术。

综上，5G技术从中国迁移到南非的话语建构中，多元主体声音反映了意识形态差异，而这样的差异或多或少地嵌入报道中。因为5G来自中国，南非政府、劳工、农民、排外群体等不同立场的主体会将5G勾连进不同的问题语境中，将它和自己关心的问题相接合。“接合就是勾连，强调从一个问题向另一个问题的话语流动，或者从一种问题语境向另一种问题语境的话语转换。”政府将5G接合进国家发展的语境中，5G是去意识形态化的技术，中国的技术引进则会被定义成帮扶与支持等舆论基调，“技术帮扶”框架也就成为了主导框架。相较而言，南非的劳工、农民等相关社会群体则站在中立位置，但由于群体细分显著，人群较为分散，媒体为其发出的声音必然弱于社会主流的发展之声。而“技术抵抗”框架将5G技术完全视为外来之物，带有更浓重的殖民忧虑的色彩，此类报道会让南非民众不断审视技术、华为公司、中国政府。因此，哪怕此类框架的报道数量较少，也不应被忽视。进一步看，在南非媒体的叙事逻辑分析中，还存在更深层的“殖民焦虑”心态。

（二）两种对立叙事逻辑之下的“殖民焦虑”话语

信息传播技术（ICTs）已被视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许多非洲学者指出，未来的生产模式将越来越多地需要ICTs，无法获得ICTs的人群将陷入更深的贫困。可见，发展和摆脱贫困是大部分非洲人民考虑的首要问题。但当下非洲的数字化程度依然落后且发展极不均衡，其网络化普及过程更是困难重重。透过南非媒体的报道，中国5G的跨国迁移形成了两种叙事逻辑。

其一为现代化帮扶的叙事逻辑。这种逻辑下，中国制定标准的5G新基站建设体现的是大国担当。“这区别于传统的发展传播学所倡导的以欧美为模板的‘现代化’模式，在推动‘转型升级’的同时兼容全球南方地区的本土社会文化语境。”中国只是5G技术的先行者，绝不是唯一“蓝本”，中国和南非两国未来则需要依靠互助互利的原则下，超越单一帮扶的思维去加强媒介基础设施建设的连续性，如开展持续合作、普及相关教育等，这些期待或建言均已被南非媒体写入报道当中。其二为侵入式支援的叙事逻辑。该逻辑的吊诡之处在于，南非一方面认可中国对于技术制定的标准，但另一方面则允许中国通过华为公司将权力渗透进南非，进行所谓的“新型殖民”。就像有的学者谈到的那样，数字落差便随着以市场化为手段的外来援助，大量在资讯产业较落后的国度内被复制。而全球连通的理想的落实，将重蹈过去发展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覆辙，形成“侵入性支援”的现象。在南非媒体建构的刻板印象之下，中国似乎可以借援助为名、行侵犯国家电信主权之实。

上述叙事逻辑看似对立，但其又共同反映了南非对于后殖民的焦虑与恐慌——现代化帮扶是为了加速走出落后的现状，暗含着民族不自信的一面；侵入式支援则以矛盾的心态暂时容忍或接纳了新殖民的存在。借助其他学者在研究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媒介基建问题的观点，基础设施不能够被化约为它们的环境或所依附的秩序，而且“媒介比这要复杂得多”。当中国的5G基站建立在南非的土地上，不仅是简单的技术落地问题，更可能催生特定类型的现代南非主体，如那些受到中国技术培育、认可中国标准与秩序的南非本土的新精英。媒体担忧的是，引入中国的技术模式是对历史上西方发展模式的复制。如果人们着眼于中非之间的文化差异、技术发展差异，那么，当技术落地与技术融合成为发展大势时，南非媒体恐慌于如此复杂的依存关系，是有其现实基础的。因此，5G基站的合法性、5G执行标准的定义权、先进的华为手机和南非未来新的发展与治理问题也就容易被媒体建构到一起。对南非而言，巨大的基站、先进的手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然形成了一种技术的权威；如何看待这样的技术权威，决定了南非媒体和公众舆论如何看待5G技术及其代表的现代化之路的模式。

基础设施是使其他物质能够运动的物质，当人们把5G新基建视为媒介基础设施时，它们就存在于事物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中。中国5G技术落地南非，被媒体感知到的往往是5G信号而不是基站，是5G网速而不是电缆线路。然而，“基础设施与技术的区别在于，它们是创建其他对象运行基础的对象，当它们这样做时，它们作为系统运行”。新基建落地南非的那一刻，不仅是5G信号的落地，还相应地是5G系统的落地。因此，从媒体局限的报道文本延伸开，本文将进一步把南非对中方5G技术的采纳问题嵌入宏观视野中分析。

南非具有相当长的被殖民历史，以殖民国家为载体的集中权力被强加于非洲本土社会，进而根本改变了非洲国家构建的历史轨迹。从1948年至1994年，白人殖民者一直在南非土地上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更让“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话语流行。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之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依然发挥潜在的消极作用，并产生了许多问题，如持续增高的文盲比例、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暴力犯罪的增加……哪怕在新南非建立之后，南非社会的底层仍是黑人大众，白人中产阶级和富豪占据了社会的上层。其结果是贫富差异越大，则越容易导致社会冲突。而排外就是主要的表现之一。在2008年、2015年和2019年，南非均爆发过大规模的暴力排外事件。排外事件中，“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偏见被一部分因贫穷、失业和不平等而感到愤怒的受压迫群众所接受和利用”，虽然被排挤的对象主要是外国黑人，但排外作为一种文化心态影响了许多南非民众看待外来事物（包括中方提供的5G技术）的看法。

南非媒体对外来5G技术所持有的矛盾心态，可从南非被殖民的历史中找到更多的证据。不过，5G作为主导未来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正在成为一个“排外与幻想兼具”的事物，即“在其技术功能的自主性中产生欲望和敬畏”。在过去的南非，许多基础设施项目都是具有殖民表演功能的工具——围绕着工厂、电影院等所开办的盛大的开幕式，金碧辉煌的建筑，五彩斑斓的灯光让殖民在贫穷而落后的南非土地上看起来璀璨而极具吸引力。然而，耸立的工厂、电力系统，通过夷平村落、再造城市的方式让自然世界服务于基建系统。在这中间，技术是通过塑造共同的视觉景观，从而参与现代性的，失败的基础设施项目的碎片展示着过去的贫穷落后，更构成了南非“技术恐惧”的一种象征符号。5G不仅是媒介基础设施，还是承载了南非国家与民众现代性幻想的载体。从这一角度而言，南非的政府、企业、社会群体作为技术和话语的双重建构主体，其面对新技术的渴望、恐惧等情感也就带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新基建与国家主权的这种绑定关系，让饱受殖民之苦的南非有了更多释放“话语焦虑”的需要，媒体建构之下，这种焦虑被转换为所谓的中国对南非发起的“战争”，或是完整的村落被摧毁、劳动力被抽离，是原先的秩序被破坏而带来新的混乱，进而变为产生恐惧力量的殖民崇高。对南非民众而言，“外来人是无形的入侵者，是恐惧和焦虑的来源”；而狭隘的种族主义话语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南非人自身的文化认同上，还构成了接纳外来新技术的巨大挑战。正是这种在敬畏与幻想之间、在恐惧与欲望之间的混杂情感，令5G技术的跨国迁移议题本身存在着巨大的意识形态角力的张力。

由此可见，南非对技术采纳的心态是复杂的，现代性帮扶和侵入式支援的矛盾时刻萦绕在南非民众心中。技术或许可以被媒体建构成复杂的意识形态混合体，但在殖民“焦虑”之外，“发展”的理念也同样贯彻在南非媒体的叙事逻辑之中。“除却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性的意识形态，其坚韧的自由主义启蒙理想是建立在可变性的根本理念之上的，坚信所有社会可以进化、发展和成熟。”面对中国新基建，南非如何将其从殖民崇高的表征转换为自我提升的手段？这或许是媒体分歧性报道背后更引人深思的问题。曾经的南非被种族隔离制度变成一个碎片式的国家，贫穷落后和排除外族横亘在南非人的思想深处。思想价值的分歧既表现在媒体报道中，又随之更加固化。此间，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出路或许是尝试一种以对话为核心的跨文化技术合作。

“媒介基础设施其内部署的技术不是中立的手段，而是服务于政治内容；它们不仅重新定义和具体化了公民与国家的联系，还积极参与特定主体的建构。”因此，南非国内的技术社会建构出发，容易遮蔽对跨国技术迁移中双方的“跨文化技术合作”问题的关注。最后，本文认为，在中国5G技术落地南非的问题上，我国应该秉持如下的技术实践理念——南非的5G新基建建设不应成为中国5G的直接迁移与复制。中国可以做的事情，是为南非提供相应的5G规范性预设，设计主导性使用框架，界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同时，南非作为民族国家也应采取自主的态度与中国进行协商，共同确立5G落地的执行方式与运营标准。这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技术知识的跨国共创与共享，是5G在南非本土化的过程，但遗憾的是，媒体并没有将目光投向这一问题的讨论。面对新技术，虽然由民族国家牵头的顶层设计主导着关键互联网技术标准的发起和建设，但眼下，互联网的地缘政治同样支撑着民族国家作为政治主体的合法性；5G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介入、调整甚至重组全球信息传播秩序。面对未来，中国与南非的跨文化技术合作中还有诸多想象和实践的空间，我们不妨将5G技术的这场跨国迁移之旅视为中国与南非“在全球互联网的社会技术复合体中”完成技术共创、共建和共享的一个开端和一次尝试。相信当双方都秉持这样的心态，寻求对话和互利，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和南非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

引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