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文化理解中的歪曲是不可避免的

在跨文化传播中，理解上的歪曲与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试图“不失真”地理解异文化，但由于我们从小就生活在某种文化中，形成了许多先入为主的判断，常常不自觉地将对方的话语置于本文化的背景之下。这种结合自然会产生“非驴非马”(neither fish nor fowl)的怪异扭曲。换言之，尽管学者们很努力，但要让一个中国人变身为典型的西方人来思考，或者反向，让一个西方人变身为典型的中国人来思考，都是相当困难的。在一个文化中，共享的交流语言和共享的生活情境会影响个体的思维方式，母文化显然在这一影响上占据先天优势，并且会对后续的生活事件理解产生“染色”效应。

尽管全球化带来文化间日益频繁的交流，并且催生了一大批“双文化人”(bicultural people)，甚至是“多文化人”(精通多种文化的人)，但毫无疑问，他们仍然不可能完全进入对方的文化中。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在《江城》中以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描绘了一个我们熟悉的中国。在书的最后，他写道:“对于外界，尤其对于外国人，人们普遍贴上了一层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假面。如果你在那里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对诸事的运作规律已经略有了解的话，这一层假面会让你愈加难见真相”;“因为我这个外国人一开始就被排斥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当这样的距离不复存在的时候，问题反而更难应付”。文化的表层行为，是比较容易模仿的。比如，在中国，大街上的陌生人是很少点头问好的，但在美国，陌生人间的眼神交流与问候却很常见。在中美两国有过生活体验的人，一下飞机就可以自由切换模式。但是涉及文化深层的理解，只有极少数的文化研究者可以做到，通常他们具备大量的异文化知识，可以“意会”，但其他人理解这些问题依然是困难的。

既然文化交流的双方都无法成为“对方”，那么只能彼此靠近，从善意或积极的角度来理解对方或是跨文化传播的现实目标。如果将跨文化传播的理想目标定为“求真”，即文化交流的双方能完全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问题，“求善”的目标或许更为可行。“求真”需要人们投入大量的精力去了解异文化，文化知识很多是“默会”的，而跨文化传播研究无疑是讲求“效率”的，是耗不起的。“求善”则是双方从沟通或交往的初衷出发，带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感，追求“和而不同”。2021年10月底，中国人民大学在线举办了一场跨文化传播的跨学科研讨会，名为“跨文化传播是否及如何可能”，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德峰教授指出，理解上要有积极的歪曲，因为这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思想情感被另一个民族的思想情感启发。在笔者看来，消极的歪曲则是强势的一方罔顾另一方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孤立并带有恶意地对其进行强行解读，建立起文化霸权并以自身为标准衡量另一种文化，最终导致两种文化间产生误解与冲突。

历史上，跨文化传播中积极的歪曲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在古代，佛教的中国化即是其中一例。到了近现代，西方文学史上昙花一现的意象派诗歌，就是西方一部分诗人厌倦了维多利亚式诗歌的无病呻吟，从日本俳句和中国古诗中寻求批判与超越所形成的流派。然而，他们绝非日本或中国大师们的“虔诚”弟子，实际上，这群西方诗人只是揣摩当时拙劣的译作，以激发自己的创意灵感。传统中医传到西方，也形成了现在的“西学中医”。法国西学中医研究会的贺霆教授也曾一再强调，中医到西方后，西方人是用它来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绝不可能“原汁原味”地保留中医。西学中医的从业者借中医之名，来消解现代性的焦虑，反思西方生物医学及过度治疗等问题，追回过去丢失的西方传统。西学中医是西方的后现代作品。有趣的是，国内却在大力推崇中医西医化，这是国人对中医的“科学”焦虑被技术、经济效益裹挟的产物。无论是当下的中医复兴，还是古代的中医，都与西学中医大相径庭。至于意象派诗歌传回中国，催生出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之一——新诗，以及西学中医最近传回中国，又获得了与其在西方不同的价值，这种二度回传暂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很明显，积极的歪曲不是“求真”的，是文化的一方以理想化的、甚至崇拜的方式来解读另一方，而且它是实用的，是为“己”的，是“拿来主义”的，很符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学界对鲁迅先生所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也有过争议。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各个民族都倾心的优秀文化，比如中国的儒学，即便在中国都可以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在异国他乡就更应该允许有不同的演绎。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就是受到各国人民喜爱的，有助于各国人民解决其自身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允许积极歪曲的文化。在积极的歪曲中，不仅优秀文化的生命力得以重新焕发，更有可能反向刺激输出国，增加新的理解，增强文化自信与自豪。优秀文化被各国“拿来”的过程，就是其从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是其成为全人类共同宝贵财富的过程。因此，跨文化传播的现实目标是寻求“和而不同”的互惠性理解。下文继续探讨:互惠性理解的障碍是什么？作为解决之道的“和而不同”，在跨文化传播中如何具体实施？

二、互惠性理解的主要障碍是“非此即彼”心态

有趣的是，上面提到的成功案例，几乎都是异文化主动去解读他者文化。因为自身的文化出现了问题，借助遥远的他者来解决，必然带着乌托邦的想象。而现在的国际传播或对外传播显然不是被动地等待对方解读，而是主动出击，试图对外输出文化价值观，影响对方民众对输出国的看法。跨文化传播涵盖了被动地等待对方解读以及主动将文化传播出去两种情形。主动对外传播文化更应当把握住对方文化当下面临的社会问题，并将文化输出与解决问题结合起来，互惠性理解才有可能达成。那种纯粹的、不从对方社会需求角度考虑的文化输出，必定难见成效。

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提出了著名的“编码解码”理论。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被解读的一方为“编码者”，身处某一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而解读的一方为“解码者”，身处另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由于文化背景存在差异，解码者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可能按照编码者的预期进行解码，也可能做出完全相反的对抗式解码，或是部分顺从部分对抗的妥协式解码。从编码解码理论的框架来看，互惠性理解的目标显然不是一方完全地理解对方文化的真义，更不是用对方文化来替代本国文化，而是双方在文化互动中相互启迪与共生，使得本国文化更富有生命力。

从这个角度来讲，互惠性理解的一个障碍就在于编码/解码者的“自我中心”心态。人们大都热爱自己祖国的文化，当热爱变成专爱的时候，排他性就会产生。那便是肯定自己，否定他者。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这种排他性表现为以己为标准，抱着一种贬低或排斥他文化的心态，妄自尊大，根本就不想去了解对方的文化。事实上，许多跨文化传播失败的案例都来自于两种文化中某一方或双方同时抱着夜郎自大的心态。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等人访问中国，当时的清朝皇帝乾隆接见了英国使团。双方对访华性质有不同理解，清朝以“朝贡”来理解，而英国则以外交谈判来理解，这就为双方见面时的礼仪之争埋下伏笔。最后，乾隆拒绝了英国使团提出的通商等要求，并催促对方离境。东西方文明的首次官方相遇与交流，由于彼此的自我中心心态导致了不欢而散的结局。英国人的愿望没有实现，清朝也失去了一次认识世界、融入世界的机会。“自我中心”主义的后果必然是文化隔阂与霸权，最终由某一个强权文化制定标准，弱势文化放弃自己的标准服从强权。其本质是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

互惠性理解的另一个障碍是输入方抛弃本国的文化传统，完全代之以输出方的文化传统，最终被全球化所夷平。许多弱小的文化在面临西方强势文化时，容易崇洋媚外，缺乏文化自信，贬低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追求全面的西化。肯定他者，否定自己，这样一来，互惠就变成单方面的“单惠”，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因而被削弱了。人们在接触异文化时出现的这两种“非此即彼”的心态，要么否定自己接纳他者，要么否定他者抬高自己，都是互惠性理解的障碍。互惠性理解就是要在坚持本国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循序渐进，积极吸取各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为我所用。

三、跨越障碍的办法是“和而不同”

从非此即彼的桎梏中跳脱，对本国和他国文化采取一种“中庸之道”的实用主义做法，在互惠性理解上表现为“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一个哲学层面的概念，它所说的理论是正确的，也是抽象的、应然的。像一架飞机在高空盘旋，却无法着陆，那就无法与具体的社会现象发生关联，这个概念依然是无法落实的。因此，它需要进一步下沉到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笔者常以小学生所用３D立体变图尺子来打比方，尺子就是那把尺子，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却会看到不同的图像，这是周边的光影条件所造成的。在中国古诗的翻译中，研究者使用“共享镜像”(mirror-shared reality)，这是基于一种对双方文化现实深入理解的创造性实践。通过同一面镜子或者微调，两种不同文化在一些基本和必要的方面相互镜照，并给双方的读者营造出理论上相近的美学体验。“和而不同”的互惠性理解即是要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追求编码/解码方理解上的“各美其美”，懂得从各自的角度欣赏传播内容之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主动的传播越来越频繁，这也意味着编码的一方需要事先考虑解码方的角度与审美，同时亦能从自己文化的角度看问题，将传播的信息制作成双美与共的共享镜像。

既然人是最关键的因素，培养跨文化传播的人才首先就要培养他们跨文化交往的能力。达拉迪尔多夫(Darla Deardoff)提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的金字塔模型由五个要素构成，分别是态度、知识、技能、内部结果和外部结果。最底层的态度要素的必备要求是尊重他者文化及文化的多样性、对文化间学习及外国人的开放性心态(不作先入为主的判断)、好奇心和发现的乐趣(容忍模糊性和不确定的情况)。只有满足了最基本也最根本的态度要求之后，跨文化传播人才才能进入金字塔的第二层——知识和技能要素。知识要素包括了文化自我意识、对他者文化语境和世界观的深刻了解、具体的文化信息、社会语言学意识。技能要素则包括了倾听、观察、解释、分析、评估和关联。第二个层次之上，是金字塔模型的第三层——内部结果。理想的内部结果包括对新文化环境的适应性、入乡随俗的认知灵活性、民族相对主义、移情。在内部结果实现的基础之上，第四层的外部结果体现为在跨文化环境中进行有效和合适的沟通与行动。这四层模型相互关联，跨文化传播能力是从初级向高级层层递进的。

接下来即是跨文化传播内容制作的问题，是策略性的问题。李子柒视频是中国民间对外文化传播的成功之作，也是无意之作。普非拉、林升栋比较了李子柒视频在Youtube和微博平台的热门评论，发现绝大多数英文读者没有读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因此他们对李子柒视频的想象迥异于中文读者的想象。中文读者想象“一个可以逃离现实生活而归隐之地，远离现实世界的喧嚣和束缚，人情质朴，生活平淡逍遥，就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隐含着入世出世的转化”。而熟悉《圣经》的英文读者将其理解为“一个失去的伊甸园，与世界重新连接和共生，以此作为对技术世界的反抗，高举自然和生活，作为对不完整现实的拯救，叙事中包含着原初的纯洁——性的堕落——上帝的拯救”。这与美剧《达拉斯》在全球热播的情况是一样的,《达拉斯》的成功就在于该剧为不同文化的观众提供了开放性的解码素材。

从策略上讲，促使两种文化在理解上“和而不同”的材料似乎是可遇不可求的，像李子柒视频和《达拉斯》。在跨文化传播中，微调以创造出符合两种文化的材料也是一种解决之道。举个例子来说，奥利奥饼干是卡夫旗下品牌，下面这支“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只有奥利奥”的广告，美国版于2008年推出，时长30秒;中国版于2009年推出，时长32秒。美国版叙事的画面分为10个。影视作品中，一个连续不间断的画面称为一个Cut。美国版比中国版多了一个继续探索的画面(具体见表１)，其他的画面设置大致相同，这两支广告情节相似度很高，但是在具体画面的展开过程中，有很多细微的调整。

第一个开场的画面中，美国版开门见山，采用社交距离的画面拍摄进入故事情节中，哥哥用奥利奥来泡牛奶;中国版开场画面先给了带包装的奥利奥一个特写，然后才进入社交距离的画面中铺陈故事。第二个画面交代了故事的起因——哥哥拿牛奶泡奥利奥，引起了弟弟的兴趣。美国版紧接着第一个画面，将镜头拉近，拍摄哥哥用奥利奥蘸牛奶的全过程，整个过程弟弟一直盯着，弟弟感兴趣的是“泡牛奶的吃法”，视线引导观众关注奥利奥饼干。中国版中，弟弟看了一眼哥哥手中的奥利奥，转身去拿袋子中的奥利奥，包装上的品牌成为弟弟视线引导的方向，引起弟弟兴趣的是“哥哥拿了一块饼干”。第三个画面是故事的发展——弟弟准备模仿哥哥的吃法。美国版紧接着上个镜头再次拉近，呈现弟弟拿奥利奥(置于碟中)的特写。中国版用了同样的机位，弟弟将手伸向奥利奥包装袋，紧接着，镜头切换到社交距离，拍摄哥哥吃奥利奥的镜头。第四个画面是故事的继续发展——弟弟探索用自己奶瓶中的牛奶泡奥利奥的经过。美国版是镜头慢慢收回，直到兄弟同框，此时，哥哥好奇弟弟的探索过程。中国版画面镜头聚焦在弟弟的探索上，最后才收回到让兄弟两个同时出现在画面中。此处中文版不同的两点:多了弟弟看向哥哥的镜头，少了哥哥好奇弟弟的探索过程的镜头。第五个画面是哥哥示范吃奥利奥。美国版的画面中，哥哥自己一个人在吃，一口一个，吃的动作比较夸张。中国版的画面中，兄弟同框，哥哥吃的动作比较文静，从第七个镜头来看，哥哥只吃了一小口，同时，多了弟弟看向哥哥吃奥利奥的镜头。第六个画面表现弟弟再次探索。美国版变换了拍摄角度，从弟弟的侧面拍摄之后，又从哥哥的侧面拍摄，多方位展示了弟弟探索的过程。中国版缺少这个画面。第七个画面是故事的高潮——弟弟探索无果，想要借用哥哥的牛奶被拒。美国版的画面中，弟弟想要蘸哥哥杯的牛奶时，哥哥直接捂住了杯口，脸上还带有顽皮的微笑，兄弟两人同框。中国版画面中哥哥拒绝时，不仅捂住杯口，还扭身转到侧面，镜头给了哥哥一个特写，与美国版不同的是，哥哥没有顽皮地微笑，手里拿着吃了一小口的奥利奥。第八个画面中，弟弟再次探索。美国版兄弟同框，一开始从哥哥的侧面拍摄，哥哥边吃奥利奥边看弟弟的探索过程，紧接着，从弟弟角度拍摄特写，镜头聚焦弟弟如何从奶瓶中倒牛奶。中国版则只从正面拍弟弟，弟弟是整个画面的中心。第九个画面展示弟弟探索成功后的开心。美国版的画面突出弟弟的喜悦，他在整个探索的过程中没有看向哥哥一眼，哥哥部分出现在框里，脸上也挂着喜悦的表情。中国版的画面中兄弟同框，弟弟成功后，开心地看向哥哥，邀请哥哥来看，哥哥脸上没有明显的表情。第十个画面是结尾。美国版定格在弟弟拿着奥利奥要吃掉的画面。中国版定格在弟弟看着奥利奥的画面。

从上述细节的描述来看，美国版广告的诉求重点在于“饼干本身及其有趣的吃法”，中国版诉求重心则转向了兄弟俩的关系，“哥哥有，我也想有”。美国版中，兄弟关系很简单，二人彼此是独立的。全片对弟弟探索的过程着墨较多，弟弟只在开始时看向哥哥，之后视线全都聚焦在哥哥拿着的奥利奥上，再也没有看过哥哥，完全独立探索。哥哥拒绝弟弟时，脸上还挂着戏谑的微笑，没有难为情，表明该文化中哥哥没有必须帮助弟弟的义务。弟弟探索成功后，美国哥哥欣慰地笑了，之前哥哥也一直在旁观察弟弟的探索过程，这是典型的美式个人主义:对个体独立探索的欣赏。中国版弟弟在整个过程中，看向哥哥五次，一次是在哥哥吃奥利奥时，三次是在探索过程中，最后探索成功后又看向哥哥。几次看向哥哥的眼神中包含着模仿、求助、委屈、炫耀的意味，中国弟弟更依赖哥哥。中国哥哥拒绝弟弟的求助动作也很有意思，不似美国哥哥那般幸灾乐祸，而是转身背对弟弟，有点难为情，无法正视弟弟，感觉自己做错了，但又实在不愿意把牛奶分给弟弟。在中国兄友弟恭的文化规范下，哥哥有帮助弟弟的义务。中国弟弟探索成功后，哥哥没有任何情绪流露，之前哥哥未关心过弟弟的探索，可能是因为之前拒绝过弟弟而不好意思。在儒家的伦理规范中，情感表露是克制含蓄的，比如美国哥哥吃奥利奥的时候，夸张地一口一个，中国哥哥则内敛地吃了一小口。在跨国公司全球广告运动中，这样的本地化调整比比皆是，其目的是要在尽可能保持呈现内容一致的同时，暗度陈仓，更贴近解码方的审美与价值观。

最后，如果有些文化的内容，既不能做到共享镜像，也无法通过微调来解决，那应该怎么做到“和而不同”？这些内容通常涉及文化价值观的深层，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清楚的。笔者的建议是，不要去主动传播这种暂时还无法说清楚的内容，采取暂时搁置的策略，同时积极与汉学家和海外人士探讨怎样恰当表述，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加以说明。现在说不清楚，不代表未来也说不清楚。跨文化传播与不同文化相互间的理解需要彼此的耐心，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