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与中国社会之间的相互建构，是当下重要的媒介景观，也是当代史的丰富图景。这一过程形塑着当下的“复杂中国”，也赋予了互联网以“中国气质”。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众化使用以来，互联网介入、转换、重构了社会交往，也书写着网友与互联网的交往。这些交往过程形塑网友的经历、体验与情感，构成了当下的生活世界，是网友的一段生命史，亦是一部社会史。这也是互联网历史。不过，“身在此山中”的我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每个网民都在见证、参与互联网的历史。可以先来看几则轶事：

第一则轶事与“失败的”互联网企业有关。“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瀛海威时空。”这是1996年“瀛海威时空”在中关村南大门立起的广告牌，一时风光无两。此举被认为在中国率先发起了互联网的“启蒙运动”，“瀛海威＝网络＝Internet”，是当时不少人对于互联网的理解。“瀛海威时空”的创始人张树新，被称为“中国互联网教母”。诞生于1995年的瀛海威，比中国电信的ChinaNet还早两年“出世”，后来的网易创始人丁磊的个人BBS就挂在瀛海威网站。不过，瀛海威因为经营问题，一直命途多舛，1996年被收购，1997年出现大面积亏损，1998年张树新辞职，2004年10月19日被工商部门吊销执照……瀛海威是中国互联网的“先烈”，其身上嵌着不少中国互联网历史的碎片。为了纪念瀛海威，网友建立了追悼它的网站“https://www.oihw.com/”，简洁的纪念网站顶端置放着瀛海威当年的Logo,以及当年的广告词“坐地日行八万里，纵横时空瀛海威”。纪念网站一直活跃着，例如，网友“GW N/A”在2021年3月22日发帖，“传奇，竟然还留了一个网页在这”。

第二则轶事与网络论坛中引起广泛关注的帖文有关。1997年10月31日，中国国家足球队在主场以2：3负于卡塔尔足球队，这也是中国队再次在世预赛中输给对手。两天后，球迷“老榕”在“新浪网”的前身“四通利方”的“体育沙龙”论坛发表《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一文。“我9岁的儿子是这样的痴迷足球，从不错过‘十强赛’的每一场电视，对积分表倒背如流。”文章这样开头，以“打开离别了几天的电脑，我突然心如刀绞！儿子，我不该带你去看这场球的”结尾。此文出人意料地一夜之间传遍网络，《南方周末》等媒体也纷纷转载，成为“中国第一足球博文”，“老榕”名动四方。据“体育沙龙”论坛当时的版主陈彤（后来的新浪网总编辑）回忆，《大连金州没有眼泪》发帖后，体育沙龙的访问量达到了平时的数十倍。

第三则故事与普通人的网络写作以及网络成名有关。1999年阳春三月，“天涯社区”悄然诞生于素有“天涯海角”之称的海口。创始人刑明给自己取了“968”的网络ID，发布的第一个帖子是关于三支股票的分析，回复只有10多个，发帖时间是“1999年3月21日。”不过，后来天涯社区这块“互联网江湖”的热闹超出了不少人的想象，它给了许多普通人以表达和展现才华的机会。这些普通人在天涯社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成为一批又一批的“网红”。一时间，天涯社区出现了不少“民间历史学家、草根娱乐侦探、出租屋外交家”，汇集了“三教九流无数奇人”。2006年3月，ID名为“就是这样吗”的网友在历史版块“煮酒论坛”发布了《明朝那些事儿》。“就是这样吗”当年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名27岁的海关公务员，是一名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后来，他把ID名改成了“当年明月”。出人意料的是，《明朝那些事儿》被众网友追捧，一时洛阳纸贵，很多人才知道“当年明月”的真名是石悦（1979年出生于湖北武汉，原是广东顺德海关的一名公务员）。与石悦不同，另外一些人的网络“成名”方式更具戏剧性。例如，“犀利哥”靠《秒杀宇内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帅到刺瞎你的狗眼！求亲们人肉详细资料》的帖子“被动”走红，他的继任者是“上海流浪大师”与“窃格瓦拉”。

第四则轶事与消逝的网站有关。2003年7月15日，文化先锋网被关停，“文化先锋网治丧委员会”于2003年7月19日发布的一则“文化先锋网讣告”写道，“杰出的网络文化先锋，忠诚的文化资讯提供者，广大中国网民的忠实朋友，伟大的思想网站、文化网站、新闻革命网站，文化先锋网，因患喉疾，于2003年7月15日北京时间上午9时突然昏迷，经各方人士奔走抢救无效，不幸去世，终年2岁零4个月。……互联网文化先锋精神永垂不朽！”。“讣告”模仿现实中发布的公众人物的讣告的口吻，读来并不陌生，但不乏幽默，令人触动又没有悲伤之情。2003年11月30日，“文化先锋网给各位网友的致敬信”写道，“由于种种原因，文化先锋网在前一段时间暂时关闭。几个月来，差不多每天有许多热心的网友以各种方式表示关切，不少网友甚至撰写了许多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表达了对文化先锋网的厚爱，这一切都给予我们莫大的精神鼓舞。”“文化先锋网”由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朱大可教授、张闳教授于2001年主持创办，因吸纳“《大话西游》式”的反讽元素而名噪一时，深受一批年轻人的欢迎。自此次被关停后，文化先锋网反复“开关”多次，最终被关闭，成为“消逝的网站”。

第五则轶事与“复活”死去的网络社区有关。2017年3月23日，运营了18年的“搜狐社区”发布公告，“终于还是走到这一天，1999-2017，我们携手并肩写下的光辉荣耀犹如昨日依旧映在眼前。因搜狐集团业务发展需要，我们万分不舍却又不得不遗憾地通知大家，搜狐社区将于2017年4月20日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来的并不突然，但还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感伤。有网友自发组织众筹，希望“复活”搜狐社区。3月29日发出的众筹帖《再建家园——让我们，一起共建家园》写道，“当网易社区关闭时，没有人站出来，当猫扑社区搬走时，没有人站出来，当凤凰社区关闭时，还是没有人站出来。当搜狐社区要关闭时，我希望，你，和我一起站出来。”“夜无边”和“江南”等发起者呼吁大家一起“站出来”，催生了一起“网络事件”。据刺猬公社的报道，“不到一小时就达到众筹目标。” 

这几则轶事，与互联网企业史、网络文化史、网民互联网使用史、普通网民的网络成名史、消逝的网站的历史等有关，构成了互联网历史的不同侧面。不过，它们跟很多其他的互联网故事或者互联网事件一样，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并且存在被忘却的危险。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于互联网历史关注不够。当这几则故事被书写出来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所呈现的中国互联网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互联网历史是媒介历史与互联网研究的重要命题。书写历史从来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和走向未来，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自不待言。在很大程度上，媒介的历史也是个人的、社会的与时代的历史。书写互联网历史的意义，不仅因为互联网历史重要，而且因为互联网是媒介、传播、文化以及技术动态变化的中心，其历史反映了社会变迁及特定社会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是一部“社会史”。在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40余年，互联网作为影响历史—社会转型的重要变量，已然渗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安全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多维度的、立体化的、深刻的影响。那么，中国互联网何以发展至今？产生了何种社会效应？中国互联网与政治、社会、文化、网民的互动有何历史过程？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过程有何经验教训，如何看待其发展趋势？这些重要而迫切的问题，都是互联网历史研究的题中之义。

互联网历史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从宏观层面讲，媒介的历史也是个人、社会和时代的历史，它能够勾连起私人体验与公共生活，其意义超越了人们日常习惯性地媒介使用。从微观层面讲，互联网历史映射着技术与社会实践的发展，而这些技术和社会实践的融合，创造了基于互联网的网络世界。艾瑞克·梅耶尔（Eric T Meyer）等人认为，互联网已经渗透了日常生活与学术实践的许多方面，并发展成为一部强大的现代知识机器（knowledge machine），而互联网历史研究是这一“知识机器”的构成部分。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是当下社会急剧变迁的动因之一，为了在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追寻确定性，人们产生了认识互联网历史的需求。托马斯（Thomas）等人提出，随着各国和全球组织更加明确地关注互联网治理，对互联网历史的诉求似乎显得比其未来的发展更为重要。

不过，学界对互联网历史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因此，持续关注互联网历史问题的意大利学者布鲁格（Brügger）呼吁，互联网历史需要引起网络研究者的重视，而未来的历史学家理解当下的时代，也必须研究互联网历史。当前的互联网历史研究在全球尚处于开拓阶段，发展缓慢。总体观之，既有研究存在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研究进展不平衡，欧美中心主义倾向严重等问题。国内零散的互联网历史研究多关注技术史与企业史，对互联网的社会史与文化史几无涉猎。这导致难以窥见互联网历史的全貌，更无从谈起回应互联网发展的“历史命题”。因此，到了需要对中国互联网历史投以更多关注的时刻，尤其需要开展互联网的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

严格说来，互联网历史并不是全新的研究话题。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快速发展以来，学者们陆续关注其历史。但是，相关研究发展缓慢。个中原因，一则是因为互联网的历史（“正史”）并不长，从1969年的阿帕网算起也不过50余年的时间。二则是因为研究者的意识不够，并没有有意识地保存网络档案和进行研究，而且既有的不少研究具有以北美和欧洲为中心的倾向，导致其他区域的互联网历史被忽略。

在早期互联网历史研究中，曾经出现过一些偏差或曰“神话”，即认为互联网历史是一个线性的成功故事，互联网（Internet）的首字母被大写，人们将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建立托付于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威尔曼（Wellman）将这个阶段称之为互联网研究的“第一个时代”（也即“狂热的时代”），学者们称赞互联网是平等的、开放的、全球性的，认为互联网“将带来一个新的启蒙以改变世界”。随着研究的深入，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种单一的线性史观有其缺陷。安德鲁·卢塞尔（Andrew L.Russell）阐述了“网络的历史”（history of Networking）和“互联网历史”（history of internet）的区别，认为后一概念带有“辉格主义”和“目的论”的色彩。因此，他提出包括数据网络（Data network）发展、无线传输发展的“网络的历史”概念，希望以此来颠覆以美国为中心、必胜主义和目的论为主线的线性历史叙事。托马斯·哈伊（Thomas Haigh）等人也持此主张，他们指出，随着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越来越深入，互联网发展的早期技术与实践也越来越广，“互联网的历史再也不能以一种单一的叙事方式呈现”。

近年来，有关互联网历史的研究增多，学界开展的组织专题、举办会议、出版杂志、编辑书稿等活动活跃了研究氛围。例如，2015年，互联网历史研究专题“Histories of the Internet”在Information & Culture刊登。2016年，全球互联网历史研究手册《计算机化的媒体》(computerized media)面世，《互联网历史：数字技术、文化与社会》（Internet Histories: Digital Technology, Culture and Society）杂志创刊，帕洛克.伯格斯（Paloque-Berges）和德里斯科尔（Driscoll）组织了《“404找不到”的历史：互联网历史和记忆研究的挑战》研讨会。2017年,《作为历史的网站》（The Web as History: Using Web Archives to Understand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劳特利奇全球互联网研究手册》（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编辑出版。2019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举办学术会议“The Web that Was: Archives, Traces, Reflections”，等等。不难发现，互联网历史研究引起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2020年，Internet Histories: Digital Technology, Culture and Society杂志发起了专题“Dead and Dying Platforms: The Poetics, Politics, and Perils of Internet History”。2021年，《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第17辑）组织了专题“互联网的历史分析”。

综上可见，互联网历史研究正在获得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认同。究其原因，在客观层面，主要是因为互联网持续渗透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变化的中心”，其历史即是一部“社会史”。未来的人们了解当下的时代，绕不开对互联网历史的研究，而当下也需要保存和研究互联网历史。在主观层面，主要是研究者们探索和考察互联网历史的意识提升。

（一）国外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发展动态

从国际学界对互联网历史的研究动态上看，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快速发展以来，国际学界陆续关注其历史，研究起步较早。但是，此后的相关研究发展缓慢。国外的互联网历史研究，呈现如下特征：

1.长期以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英语为母语的（anglophone）世界，具有以北美和欧洲为中心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互联网的工作语言以英语为主，而且互联网起源于美国并基于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在全球扩散（日本和法国例外，它们在1980年代确立了各自的网络规则）。这些原因带有“宿命的性质”。当然，“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互联网使用的不平衡，也加剧了历史研究的不平衡。

2.当下的互联网历史研究呈现两个新的趋势：一是“全球化”趋势，二是“地方化”（“在地化”）趋势。以欧美为中心的互联网历史研究，显然不能适应互联网的全球发展。通过学界的反思与推动，当前的互联网历史研究出现了转向：从美国中心主义向多元的、全球的互联网历史转向。受这一趋势的影响，地方性的互联网历史研究呈现发展态势，不少容易被忽视或者不易被研究的国家或地区陆续被研究者关注。例如，朝鲜、以色列、土耳其等国家或区域的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乃至特立尼达拉岛（Trinidad）的社交媒体，台湾地区的BBS使用及其文化等都进入了互联网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丰富了互联网历史研究。

3.互联网历史的研究视域不断拓宽。一方面，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阿帕网（ARPANET）之外的互联网历史。例如，坎贝尔（Campbell）和加西亚（Garcia）采用量化的方法探究了20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差异化”的网络发展，揭示了为建立这些网络而进行的投资、网络覆盖的地点数、主机数量以及用户数量等，描述了一幅“非阿帕网”的互联网历史。此外，“暗网”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罗伯特·盖尔（Robert Gehl）利用博尔斯塔夫（Boellstorff）主张的“第二人生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econd Life）的方法，观察暗网社交（DWSN）成员在线的交互行为和暗网的站点架构，以此分析暗网中的权力/自由关系。

另一方面，巴鲁恩（Bahroun）主张互联网历史研究不应当过度偏向技术，而忽视了其社会意义。巴鲁恩使用符号学的方法研究了互联网“书写”（Writing）的历史，揭示出计算机书写（computerrized writing）被程序语言所规制，计算机设备已经发展到预测、规定甚至禁止媒体的日常写作的地步。因此，巴鲁恩呼吁将计算机化媒体的历史与政治经济的互动方式结合起来，“重写”互联网历史。迈克尔·斯蒂文森（Michael Stevenson）通过研究Mondo杂志和连线（Wired）杂志兴起的历史，利用场域理论阐释了网络文化和“新媒体信念”（“belief in the new ”in the new media）如何提出并被合法化的。Stevenson侧重分析了互联网产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语境，以此说明人们对互联网的讨论、辩论、思潮与信念，都可以是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对象。这些语境化的历史分析与多维解读，为互联网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滋养。

4.全球比较研究与合作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2017年出版的《劳特利奇全球互联网研究手册》主张互联网历史研究去欧美中心化，着眼于全球开展比较研究与合作研究。布鲁格在2016年指出，互联网历史在今天有了某种程度的“发酵”（ferment in the field），“共享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假设正在跨国研究人员的合作中出现”。不难发现，比较研究与合作研究是新的趋势。

总之，在国际学界，互联网历史研究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其重要性和价值得到了突显，研究发展缓慢的现状有所改变。在互联网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研究勃发的当下，国外的互联网历史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而全球互联网历史研究正在发生的转向，比如关注地方性的互联网使用过程，以及注重比较研究与合作研究等，预示着互联网历史研究新的进路。

（二）我国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发展动态

从我国对互联网历史的研究动态上看，与国外相比，我国互联网历史研究起步较晚，发展更为缓慢。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呈现如下特点：首先，注重探讨具体的互联网应用形态的历史。例如，胡泳关注电子邮件组、BBS论坛、聊天室、博客等的历史；刘华芹探究了BBS的代表“天涯论坛”的历史，对早期的论坛帖文进行了收集与分析；刘津揭示了博客的特质与生态。第二，注重历史节点研究。例如，彭兰系统分析了中国互联网“第一个十年”（1994-2003）的历史，方兴东阐述了中国互联网25年（1994-2019）的演变过程。有研究以报告的形式总结中国互联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概括了网络技术、设施和服务的发展历史。还有研究基于十年（1994年至2003年）与二十年（2004年至2013年）的历史节点，探讨中国互联网的具体变化。例如，内容管理变化、新闻政策变迁等。另有研究立足于20年的历史节点，分析中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商业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以及互联网与社会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关系。还有研究通过划分我国网络社会的发展阶段，认为网络社会呈现时空扩展的特点。第三，注重研究互联网创业史和“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家。例如，吴晓波撰写了《腾讯传》。第四，海外研究者的研究具有特色，并对国内的研究产生了促进作用。例如，华人学者周永明独辟蹊径，通过考察国人在19世纪使用电报参与政治的方式，阐释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为中国的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提供了纵深的视角。杨国斌在其力作《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中国网络社区的发展历史以及人们对网络社区的不同想象（“自由”、“家园”和“武侠”等）。而于海清从总体上揭示了人们对中国互联网的想象，它们分别是“江湖”“战场”“操场”。杨国斌后来在2015年进一步指出，我们如果以微博为界，可以把中国互联网的历史分为前微博时代、微博时代和后微博时代三个阶段。同时，他主张迈向中国“深度互联网研究”（deep internet studies），指出中国的互联网研究应当注重历史性，重视描述人的经验，实现理论与描述、浅描与深描的平衡。此外，邰子学从历史角度探讨了互联网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影响，韩乐分析了微博对公共事件的历史记忆。另有不少非华裔学者的研究，例如Negro探讨了互联网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演变过程，等等。由于理论与方法层面的优势，海外研究提供了理解中国互联网历史的新视角与新洞见，对推动中国互联网历史研究不乏裨益。但是，一些研究受到了史料接近性与语境契合性的限制。

总之，相较于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历史研究显得远远不够。现有的研究失之于零散，存在如下问题：一是部分研究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线性历史观的影响，常常采用编年史的逻辑展开，缺少通史的思维。二是过于倚重技术史、事件史和商业史，忽视了对网民/人的研究。三是研究主题较为狭窄，对互联网政治史、互联网社会史、互联网文化史的探讨尚未打开。四是缺少比较研究，研究视野受到限制。因此，Gabriele Balbi与陈昌凤、吴静提出，需要“召唤（新的）中国媒介历史”，而“新的中国媒介史”，应当包括对计算机、互联网和手机历史的研究。

对于中国来说，从切近的节点上看，如果从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算起，2019是中国互联网的25周年。如果以1969年诞生的阿帕网为起点，2019年是国际互联网发展50周年。这使得互联网历史研究在当下具有了“周年纪念”的意味，亦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因此，到了必须研究中国互联网历史的时刻。

源于互联网历史及其与社会互动的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互联网历史研究拥有丰富的主题。高根和麦克利兰认为，互联网历史研究的主题包括，“考察互联网在特定的地域和一定的人群之中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剖析有关互联网的叙事、神话和隐喻，对于‘次要的’和替代性质的互联网历史（histories of internet）投以关注，探究跨越不同语言与文化群落的互联网历史，关注具有不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的人群使用互联网的历史，研究‘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和‘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互联网历史，探讨孕育互联网技术的历史，分析预料之外的网络流通和交换的历史，等等。”他们是在比较研究和全球合作的层面提出这些研究议题的，因而这些议题可以成为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全球议题”。

从层次上讲，互联网历史可以分为宏观层面、中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历史。宏观层面包括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的历史，中观层面指向互联网企业史等，微观层面囊括网民的互联网使用过程及其体验、情感与文化的历史（即“经验的历史”）。

从范畴上讲，互联网历史包括互联网技术发展史、互联网应用发展史（例如网站的历史、社交媒体的历史）、互联网商业（企业）发展史、互联网社会史、互联网文化史与互联网政治史等。它们构成了互联网历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

互联网自身的历史以及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的历史这两大主题，在不少时候是融合的。以有关网站的研究为例，我们可以瞥见一隅。关于网站自身变迁的历史过程，有研究探讨英国大学的网络域名（web domain）在1996-2010年间的变动以及连接情况，以及丹麦网络域名（the.dk）于2005-2015年的历史变迁图景。关于网络社会的历史，Dougherty利用保存的网络档案研究网络亚文化（如伊斯兰的朋克亚文化“Tapwacore”）的历史。关于网站与社会互动的历史，研究者关注网站与社会、商业、政策和技术等的互动过程。例如，Cowls和Bright以与BBC新闻网站的超链接为例，基于“互联网档案”（internet archive）的历史数据，研究BBC新闻网站与不同国家网站之间“超链接”的变动历史与模式发现，人口稠密的与有冲突或战争发生的国家的“超链接”更多，获得了更高水平的新闻报道，而互联网普及率高和用英语作为官方或主要语言的国家更有可能被BBC新闻网站链接。

网站的演变是文化与社会变迁的产物，亦是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表征。网站的使用反映了现实中的政治、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我们可以透过网站了解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过程。例如，网站可以用来追踪单个报道、一份报纸或整个信息系统的演变历史，报纸网站的演变历史以及它与其他网站的连接情况可以反映报纸变迁的历史。Ackland等人发现，网站之间的“超链接网络”以及网站的文本内容可以用来发掘2005-2015年间澳大利亚关于堕胎争论的演变历史。这种分析路径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英国艺术与人文域名大数据项目（Big UK Domain Data for the Arts and Humanities，BUDDAH)保存了1996-2013年的英国网页，研究人员正在运用该网络档案研究披头士文化、残障人群的互联网使用，以及英国公司使用互联网的历史、军事网站的发展历史等问题。

如果说上述研究考察的是“显在的”或“被突显的”网站历史，那么，还有不少网站的历史正在消逝或被遗忘、被遮蔽。在线社区GeoCities的“死亡”，导致建于其上的成千上万的网站消逝。在中国，在2014年上半年，网站数量比2013年底减少了47万个。而丹麦网络域名的丢失，则意味着网站的增长因域名的丢失而变得更加复杂。消逝的网站有成为历史“盲区”的危险，对其研究带有抢救性质，是网站历史研究需要直面的问题。安科尔森（Ankerson）指出，书写网站历史需要解决“易消逝的媒介”（ephemeral media）带来的挑战，吴世文和杨国斌从媒介记忆角度阐述了网民对中国消逝的网站的记忆。

在互联网历史具体的研究维度上，研究者可以考察观念取向的互联网历史、实践取向的互联网历史、技术取向的互联网历史、协议取向的互联网历史、制度取向的互联网历史、效率取向的互联网历史、物质（性）取向的互联网历史，等等。这意味着，互联网历史研究可以从观念史、使用史、技术史、制度史、事件史等多种路径切入。

总之，互联网历史研究不仅应当关注互联网自身的历史（包括互联网发展史、网站史、网页史等），而且还需要关注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史、互联网文化形态的变迁，等等。研究互联网历史不仅可以从互联网考古学的角度“考古”互联网的历史，或者从物的角度追溯互联网的物质性，而且需要呈现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的历史，从“大历史”与“长时段”的角度去考察互联网历史，从而呈现互联网自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由于作为互联网历史研究之史料的网络档案的收集、保存、检索与利用有其特殊性，是个新问题，而且面临不少挑战，因此本书辟此节讨论网络档案的保存、检索、利用与研究等问题。

（一）收集与保存网络档案

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史料”是网络档案，包括网页、网站、平台、APP的档案、个体或群体的网络使用痕迹与数据等。随着数字人文/数字史学的发展，史料收集、保存、检索与研究成为新问题。例如，《Digital Journalism》在2018年组织了专题“Journalism history and digital archives”，讨论运用数字档案开展新闻史研究。在该专题中，Birkner等人指出，研究者需要获取新的技能和素养以利用数字档案研究新闻史。Matthew等人利用保存的网页研究数字新闻的发展，讨论了设计和保存长时段的数字新闻语料的可能及面临的问题。Broussard 和Boss探究了如何保存和检索数字新闻文本。另有文章跳脱出方法本身，讨论数字新闻保存所指向的政治命题，例如作为社会抗争以及底层“反历史”的手段，提醒我们关注数字档案保存的社会意义。

由于互联网既是互联网历史的研究对象，又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因而网络档案的收集、保存、检索与研究有其独特性。首先，网络档案以电子形态存在于网络空间之中，体量巨大，内容庞杂，收集与保存是一大难题。第二，网络档案以0和1的数字形态存在，并不会真正消逝。但是，从公共可见性上讲，由于技术进步以及硬件保存等原因，研究者获取与研究早期的网络档案比较困难。第三，如何求证网络档案的真伪，如何建立完整的资料链条与证据链条，是不小的挑战。这意味着，如何收集、保存、检索与研究网络档案，是互联网历史研究需要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网络档案收集与保存的工作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以保存文化遗产的名义启动，早期主要针对网站开展。目前，全球最大最全的网络档案保存机构是1996年成立的非盈利性国际组织“互联网档案”（internet archive）。它在推动网站档案保存国际化方面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不少关于互联网历史的研究，均基于“互联网档案”（internet archive）保存的史料开展。目前，网络档案保存的主体和组织者包括：政府主导建立全国性的机构或实施保存项目，图书馆、博物馆以及艺术类组织承担着保存任务，商业组织、研究者、个人等开展的保存工作，一些个体或组织致力于恢复与保存消逝的网站，部分网站开发的网站保存工具等。

关于网络档案收集与保存的方法，对于早期或已消逝的网站，有论者提出可从媒介考古学角度发掘实物，从而在物理上延续网站。本·戴维（Ben-David）和赫德曼（Huurdeman）引进“以搜寻作为研究”的方法(“search as research”method)保存网站。互联网尚处于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之中，从“当下的现场”切入保存历史档案，是防止网络档案消逝的重要手段。杨国斌在学术对谈中提出，可以分门别类地收集与保存网络档案。例如，按照主题来建立档案（比如环保主题），以组织机构来建立档案（比如英国公司的网站历史），以事件为线索，围绕某个事件来建立档案。还有研究者反思了网络档案的收集与保存工作，涉及，保存的网站与原始（正常运行的）网站的差异，伦理与隐私问题等议题。

虽然网络档案收集与保存的实践如火如荼地开展，但仍面临不少挑战。其一，网络档案的数量与规模极为庞大，保存网络档案面临存储与保护方面的难题。其二，布鲁格认为，网站因超链接（hyperlinks）而成为分层的“多媒介”（dense“strata”），区别于报纸等单个媒介。这导致保存的网站与正常运行的网站有所区别，难以还原运行中的状态。其三，消逝的网站的档案材料可能已经消失，成为“缺页”。应对这些挑战，网站档案保存机构与学界进行了诸多探索，但仍未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此外，对于海量的网站与网页信息，网站档案的收集与保存具有选择性，国家或组织的选择常常与话题、事件或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域名有关。而个人保存网站，则受到个人信息管理、记录特定的事件、发现某些内容难以通过公开的渠道获取、有意识地保存容易消逝的网站等因素与动机的影响。这引发人们追问，到底能够保存多少网络档案？保存的网络档案的质量如何？研究发现，即使是对于“互联网档案”（the internet archive）这一全球最大最全的网络档案保存机构来说，以英国的旅游网站TripAdvisor为例，其保存的子集仅有24%的网页，而且构成子集的网页是有偏差的，那些突出的、出名的和评价高的网页更容易被选中，被保存的网页并不是一个随机的样本。

（二）获取、利用与研究网络档案

史料获取方面，网络档案有不同层级的“可见性”，有些是开放获取，有些有着严格的开放限制，还有一些不能被公开获取。后两者给研究者获取网络档案制造了障碍。史料检索与运用方面，因为没有统一的保存方法或格式，因此网络档案不存在统一的检索表（或检索式），部分网络档案甚至没有可供检索的电子格式，造成了检索的困难。有些网站看上去跟原始网站一样，但是超链接的文本如何嵌入并可以被检索，仍是一个难题。如何检索和分析那些看起来不像原始网站的档案，尚存在一定的困难。对于研究者来说，如何根据研究需要收集、检索与保存网络档案，是现实的困难。当前，鼓励研究机构、学者与拥有网络档案的组织或个体开展合作研究，被视为缓解问题的方法之一。

当前，虽然大数据等技术可以为分析大规模的网络档案提供支持，但具体到情境和研究问题，如何运用网络档案，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网络档案，仍是需要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互联网历史是“正在发生的历史”，网络档案收集与保存如何跳脱出“近距离”和现时性的羁绊，以“远距离”的视角去收集和保存史料，是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近来，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交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历史，那么如何保存与分析社交媒体档案或APP档案，正在成为新问题。

互联网历史是多学科交叉形成的研究话题，其研究方法融合了新闻传播学、历史学、信息科学、心理学与语言学等跨学科的方法，被用于史料收集、史料分析和史料求证与阐释等方面。在研究路径上，温特斯（Winters）提倡采取宏观历史与微观历史（个人、组织与事件）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吴世文和杨国斌认为，媒介记忆是研究互联网历史的可行路径。目前，互联网历史研究尚未形成自身的方法体系。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层面阐述中国互联网历史研究的方法。

（一）跨学科方法的“借用”

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作法。互联网历史研究借用的跨学科方法囊括了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方法和混合研究方法。多种研究方法都可以运用于互联网历史研究，显示了互联网历史研究的活力。

1.量化史学方法

虽然国内学人对量化史学的认识经历了起伏，但王旭东相信，量化方法通过与信息化结合，正在成为“信息转向”的历史学必备的研究方法。互联网历史研究可以推动互联网历史研究与量化史学方法（量化统计与分析方法）的连接，不仅定量地描述互联网历史现象，还注重研究其中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推动互联网历史研究的科学化。

2.大数据方法

随着大数据方法的发展及其在数字人文中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大数据是史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大数据不仅带来了史料挖掘和阅读方式的革命，而且给史料的分析提供了新工具和新方法。互联网史料产生于网络空间，运用大数据方法收集和分析较之传统史料更为便利（区别于传统的纸质史学。因此，互联网历史研究可以运用大数据方法进行史料收集与史料分析。例如，文本挖掘与文本识别的方法，数据库方法，基于大数据的主题分析与语义分析、计算机辅助的量化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大数据方法有助于从全局认识互联网历史，兼顾探究相关关系，并且可以开启“数据驱动”的互联网历史研究以发现知识，而不仅是解释，与“问题驱动”的研究相得益彰。当然，在运用大数据方法时需要注意研究伦理。

3.媒介考古学方法

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一系列探究媒介古今联系的方法的“集合”，而非一套建制的、系统的方法论，其自身也是跨学科的。媒介考古学以批判的姿态于20世纪90年代出场，其在研究方法上的取径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媒介考古学拉长了媒介历史的视域，把媒介历史上溯至久远的“从前”。第二，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关注非西方世界的媒介实践。第三，注重物质性，媒介考古学“搜索文本、视觉和听觉档案以及文物收藏，强调文化在话语和物质层面的证据”。第四，主张多元的与复合的研究取向，致力于打破线性的历史叙事，反历史目的论。媒介考古学的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能够为互联网历史研究打开新的视野，建立新的历史关联。

4.深度访谈法、焦点小组法与口述历史

深度访谈法和焦点小组法可用来研究网民，通过结构化访谈或半结构化访谈，从细部挖掘网民使用互联网的体验、经历与故事，以及使用动机与情感等。这种定性研究方法可以成为其他方法的补充，也可以独立用来研究互联网历史。口述历史的方法是历史学的方法之一，不仅可以用来研究互联网创业者、互联网建设与发展中的精英，还可以用来研究普通网民。

（二）契合互联网历史的方法探索

1.描述的或纪实的方法

描述的或纪实的方法是指细致地描述和记录互联网历史中的人物、事件与情节，既收集网络档案，又书写历史。邰子学认为，研究互联网的最好方法是采用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得的证据。杨国斌进一步指出，重视理论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忽视描述，实实在在地描述与认认真真地记录网民使用互联网的线索、故事与情节是必要的。这也是中国“深度互联网研究”的可行路径。尤其是，对于“正在发生的”互联网历史，描述的和纪实的方法即是在实时保存和书写历史。

2.网络民族志

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互联网历史，研究者可以采取网络民族志方法观察、记录与阐释网民的互联网行为，开展对网民及其互联网使用的研究。网络民族志可以用来研究特定网民群体或特定网络社区（平台）中的网民，可以基于事件开展，也可以针对日常生活进行，并有助于发展理论。

3.网络传记与生命故事

网络传记是网民有关互联网使用的自传，属于媒介传记的一种。它们可以由个体网民自我书写，记录自己互联网生活的经历与体验。网民的互联网体验各各不同，在网民看来，他们不只是简单的或者商业所定义的技术使用者，而且是能动的中介（active agents）。网络传记基于网民互联网使用和自下而上的视角，可以有效地收集网民的网络体验和经历。因此，网络传记既是研究对象，又是研究方法。生命故事是建立在自传式记忆之上的关于个人生活的故事，可用来研究网民与互联网的互动过程。目前，网络传记、生命故事方法正在受到互联网研究者的重视。

（三）方法的开放性与创新需求

网络档案是新史料，如果一味照搬既有的史料考据和解释方法，恐怕难以深入，互联网历史研究呼唤方法的突破。历史学家指出“史无定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的研究方法都可有选择地用于历史研究，尤其是用于考据和实证”。Driscoll 和Paloque-Berges指出，“互联网历史核心的认识论问题，是要求我们创造性地借鉴其他领域的知识，发展新的历史方法。”这意味着，互联网历史的研究方法应该保持开放性和包容性，强调创新。上文提及的研究方法，尚未形成体系，相互之间的差异性也比较大，当然也存在遗漏的风险。但毋容置疑的是，通过研究积累和方法创新，我们可以发展出适切互联网历史的研究问题的方法体系。

由于互联网历史研究在全球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因而相关的理论还未形成体系，处在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之中。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是关于互联网史观的问题。研究者秉持何种史观，取决于史料、研究路径与研究者的素养。对于互联网历史来说，线性史观、发展史观以及编年史观显然难以适应互联网的时间（计时甚至小于“秒”）与空间（空间被压缩）特性。这就要求研究者通过发掘史料，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去发展互联网史观。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借鉴既有的史学理论、知识论与方法论，把互联网历史研究上升到媒介哲学的高度，将互联网、媒介哲学、互联网史观结合起来，发展新的互联网史观。例如，结合互联网历史的内容复杂性，需要发展整体史观以规避碎片化的互联网历史书写。再如，需要从“复数的互联网历史”转向讨论“复线的互联网历史”。在杜赞奇看来，历史的传承和历史的散失同时存在，因此需要把历史看成是复线的发展。借鉴复线的历史观，有助于挖掘被单一的线性历史所掩盖、压抑的中国互联网历史多重而复杂的面相。

二是如何研究互联网历史的主体（尤其是普通网民）。从根本上讲，互联网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因而需要关注和研究网民（包括个体与群体），通过研究网民个体与群体的网络行为及其演变过程，实现互联网历史理论创新。历史由人所构成，人是历史的主人，网民是互联网历史的“主人”。但是，既有的互联网技术史、互联网企业史与互联网事件史的研究常常“见物不见人”。一些研究者或观察家已经开始关注互联网中的人，但大多限于“技术英雄”或“商业精英”，难觅普通网民的身影。Mansell批评道，互联网历史研究仅仅关注政治或产业等关键玩家（key players），关注他们如何利用或规训技术，是为“短视”。过度关注技术英雄与商业精英，跟互联网发展的事实不符。在媒介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媒介与人的关系，像互联网与个体的关系这样紧密。杜骏飞指出，“新媒介即人”。因此，互联网历史研究应当更多的关注普通网民。

人带来了体验（经验）、情感、故事与事件。倚重网民的互联网历史研究，可以关注网民的体验、使用互联网的故事、网络行为（例如参与网络事件）以及网络精神生活（包括心态与情感），等等。这些命题可以为互联网历史研究注入新的“源头活水”。

客观地讲，由于网民规模极其庞大，构成复杂，而且异质性高，因此对其展开研究并非易事。那么，如何研究网民？首先，需要关注网民的创造性与集体智慧。网民的互联网体验各不相同，但在网民看来，他们不只是简单的或被商业定义的技术使用者，而是能动的中介（active agents）。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关注网民互联网使用的创造性。第二，重视描述，而不只是倚重理论。杨国斌认为，不能忽视描述，实实在在地描述与认认真真地记录网民使用互联网的线索、故事与情节是必要的。这是中国“互联网深度研究”的题中之义。第三，在研究路径上，Winters提倡采取宏观历史与微观历史（个人、组织与事件）相结合的分析路径。第四，在方法上，网络自传和口述史、生命故事（life-story）等方法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这些方法可以催生理论创新。

还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历史的参与（书写）主体众多，其产生的历史叙事和历史数据具有同质性，也具有异质性，还是不少是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与数据。那么，如何整合这些异质性的叙事与数据，从而形成“有意义的历史叙事”，是一个新的挑战。

三是发掘互联网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互联网与特定社会互动（相互建构）的规律。这涉及对互联网历史的“本体论”研究，可以从技术史、事件史、媒介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多种路径切入。

四是注重开展地方性的互联网历史研究与全球比较研究。因为网民及其群体生活于特定的情境，因此，互联网历史研究需要关注地方性的、情境性的互联网使用过程。既有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取决于语言、市场（比如竞争和价格）、政策（比如政府的规制）等因素，受到特定社会条件和地方性文化的规训。因应这种地方性与情境性，阿巴特（Abbate）指出，应当从技术、使用与地方性经验的维度重新定义互联网，从而开启“多元互联网”研究。在研究清楚了地方性的互联网，全球视野的比较研究就有了比较的基础。当前，地方性互联网历史研究开始受到重视，这是对群体互联网使用历史的尊重，亦是对欧美中心主义互联网历史研究的“纠偏”，有助于摆脱全球化互联网研究的“普遍话语”的宰制。这种比较的落脚点，是寻找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的一般规律，以及互联网与各种文化与情境互动的共性。

此外，还需要提到的是，由于互联网历史覆盖的内容极为丰富与庞杂，那么，其研究的边界为何，是否需要边界？新闻传播视域的研究有何问题意识，能够生产何种增量知识？这也是需要通过研究和在研究过程中思考的命题。

罗森茨韦格（Rosenzweig）认为，互联网历史研究需要置于多元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语境之中。笔者认为，从应然的层面讲，互联网历史研究应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互联网自身的历史，包括互联网技术史、互联网扩散的历史、网络虚拟空间的历史等。二是互联网与社会各方面互动的历史，包括互联网社会史、互联网政治史、互联网经济史、互联网文化史等。具体说来，中国互联网历史应当包括如下面向（跟前述论及的互联网历史研究的主题与范畴有共通之处）：

一是中国互联网的“史前史”，需要从纵向上拓展历史深度，发掘中国互联网正式诞生以前的观念史与技术史等历史范畴。它们构成了互联网发展史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是互联网社会史，包括网民的历史、特定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历史、互联网扩散与影响社会的历史、互联网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历史，等等。特别是，互联网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的历史，是网民的历史。因此，中国的互联网历史研究需要研究网民及其与互联网互动的历史。不过，这一取向的研究难度很大。由于广大网民是互联网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可以通过公共书写（“分布式书写”）与集体记忆记录互联网历史。因此，需要发挥网民在书写自身历史中的作用。这涉及互联网历史的解放性。

三是互联网政治史，其应然的主题包括网络政治的历史、互联网治理史、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历史，等等。

四是互联网商业史。目前关于互联网商业史的书写比较活跃，包括互联网企业创始人的自传、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史等。但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缺乏全球比较研究的脉络，二是放大了互联网商业精英与成功的互联网企业的历史，三是存在过度强调互联网商业化进程的倾向（詹姆斯.柯兰（James Curran）对此提出了批评。）“新的互联网商业史”应当打开新的局面，开辟新的话题空间，例如书写比较视野下的互联网商业史以及失败的互联网创业者的历史，等等。

五是文化与观念取向的互联网历史。文化取向的互联网历史包括互联网与特定文化传统互动的历史，数字文化的历史等。关于观念取向的互联网历史研究，迈克尔·斯蒂文森（Michael Stevenson）利用场域理论阐释了网络文化和“新媒介信念”如何提出并被合法化的过程，以此说明人们对互联网的讨论、辩论、思潮与信念，都可以是互联网观念史研究的对象。这意味着，探究中国互联网观念形成与变迁的历史，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有时，设定关于技术的特定纪念日是困难的，但可以探索关于技术的创新观念的形成过程，这是互联网观念史可能的突破。

六是网络虚拟社会的历史，包括多种多样的、细分的网络虚拟社会，例如游戏社区等，它们既区别于现实社会，又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是互联网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虚拟空间的历史，难以适用传统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这是历史书写场域的新转变，因此呼唤创新互联网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放宽互联网历史的视域。

在这些研究面向中，包括着丰富而多元的话题，体现了中国互联网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不过，这种丰富性与复杂性给研究带来了挑战。因应互联网历史的纷繁命题，互联网历史研究呼唤打破单一的或机械的研究视角的局限，转而采取多元的研究视角。例如，可以采取技术史路径、事件史路径、媒介史路径等。本书提出，可以采取社会记忆路径来研究中国互联网历史，考察互联网与社会、互联网与网民的互动过程。秉持社会记忆的研究路径，本书关注媒介、公共机构、网民的记忆实践，尤其注重研究网民的记忆实践，探究记忆所呈现与建构的网民与互联网互动的历史过程及其所书写的中国互联网社会史。

总之，由于中国互联网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多元性，它具有多面向的研究主题，因而以书写“通史”或“总体史”为目标，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可以运用“专史”的思维（如社会史、文化史、技术史、经济史等），从不同的路径或侧面切入。藉由多种路径或多个侧面的研究，可以呈现中国互联网历史的多种面相及其复杂性，从而帮助我们把握总体的中国互联网历史。这是本书的逻辑起点。具体说来，本书努力打破既有研究倚重事件史、技术史与企业史的偏向，聚焦从社会记忆视角“管窥”中国互联网历史，侧重探究中国互联网的社会史，强调从使用与网民记忆的视角，自下而上地书写中国互联网历史。

注：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详情请参阅原文：

吴世文等:《网事绵延:社会记忆视角下的中国互联网历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吴世文，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推文系《网事绵延：社会记忆视角下的中国互联网历史》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