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戏剧（所谓“戏曲”）的域外传播-接受并不是一个新颖的学术话题，学术史所积累的中外文献已较丰厚，然而，综观新世纪以来的研究，不能不说，这个领域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正日益显现。一方面，学人爬梳文献，勾辑史料，呈现隐秘的历史状貌和细节，种种实绩，赫然在目；另一方面，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视域来展开更有深度的思考和建构，甚或回应某些前沿问题、重要问题，种种尝试，也令人惊喜。

戏曲域外传播-接受研究的活跃，自有其学术的逻辑和学理的依据，又得力于时代风气的鼓荡与推扬，成绩令人振奋，然而，我们在“活跃”的背后，也可以发现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甚或深层次，系统性的“症结”。

新世纪以来有特点的研究成果难以枚举，若干领域或方向的进展较明显，以下择其要者，约略叙次、分析。

(一) 古典戏曲日本传播-接受的研究进展最为迅速，文献“发现”更影响着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日本所藏戏曲典籍极为丰赡，且多孤本、善本，故为中国学者所重，然受条件限制，以往虽陆续有所透露，整体总貌却一直不清楚。新世纪以来，用力最勤、成就最丰的，是中山大学的黄仕忠教授。黄氏多次赴日，遍访藏书机构，推出《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又主持出版《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016）、《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稀见中国钞本曲本汇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明清孤本稀见戏曲汇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日本关西大学长则规矩也文库藏稀见中国戏曲俗曲汇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2020）等，经其“涸泽而渔”式的发掘，以及细致的描述，日本所藏古典戏曲文献得以完整地呈现于学界。

中日古典戏剧之间的关联，曾是比较文学、比较戏剧学的重要内容，近二十年的研究重点，则由日本古典演剧形态（能乐）与中国戏曲之间可能的文化因缘，转向了历史上琉球与中国以朝贡为纽带的演剧关系。音乐史学者刘富琳的研究最为系统，且对若干问题的考察最深入，有《明清时期中国戏曲在琉球传播的三则史料》[《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中国戏曲传入琉球及其意义》[《音乐研究》，2011年第1期]、《中国戏曲对琉球戏曲形成的影响——以“音乐”为例兼与日本能的比较》[《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中国戏曲对琉球戏曲形成的影响——以“演故事”为例兼与日本能的比较》[《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中国戏曲〈别妻〉在琉球的传播》[《中国音乐》，2020年第5期]、《中国戏曲〈和番〉在琉球的传播》[《中国音乐》，2011年第4期]、《中国戏曲〈寻亲记〉在琉球的传播[《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等论文，辨析细致入微，证明力很强。相较而言，陈志勇的《琉球演剧与明清中国戏曲之东渐》（《文艺研究》，2014年第1期）、叶长海的《明清册封使记录的琉球演剧》（《文化遗产》，2014年第4期），在史料的运用、解读上，更具宏观性和理论的穿透力，既有对相关史料记载的融会贯通，更能触及明清时期的东亚文化认同这一极有历史深度的问题。

（二）古典戏曲朝鲜、越南传播-接受研究的文献、史料的挖掘及其意义阐释取得明显突破

朝鲜半岛与日本同属东亚文化圈，然而，戏曲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接受境况如何，是否隐藏着别样的思想文化肌理，曾长期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90年代奎章阁本《伍伦全备记》的发现，是相关研究兴起的重要触媒。徐朔方的《奎章阁藏本〈伍伦全备记〉对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启发》（《韩国研究·第一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吴秀卿（韩国）的《奎章阁藏本〈伍伦全备记〉初探》（《中华戏曲》，1997年第1期）、孙崇涛的《关于奎章阁藏本〈伍伦全备记〉——致吴秀抑女士》（《戏曲研究》，1998），一方面推动了学界对这一明代戏曲名剧作者、版本流变和思想蕴含等传统文学艺术问题的考察；另一方面，也导引出一些关联领域的深入思考，如朝鲜王朝“伍伦”思想的宣扬与实践，“伍伦”主题的诗文、戏曲和小说创作的关系，前近代时期东亚汉语教材与汉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等等。相关研究有吴秀卿的《再谈〈伍伦全备记〉：从创作、改编到传播接受》（《文学遗产》，2017年第3期）、《〈伍伦全备记〉朝鲜文献资料辑考》（《戏曲与俗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和《中国戏曲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戏曲研究》，2019年第3期），赵春宁的《错位与变异——朝鲜王朝〈伍伦全备记〉接受论》（《戏曲艺术》，2017年第4期），赵山林的《论〈伍伦书〉与〈伍伦全备记〉》（《文学遗产》，2021年第1期）等。

古典戏曲在日本、朝鲜和越南的传播-接受，既是文学作品或艺术形态的越境旅行，有的也进入到各种类乎教科书的汉语读本之中。相关研究，以林彬晖所做的最为集中，林氏出版《域外汉语教科书编选：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作品研究（14世纪—20世纪初）》（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后又有《〈践约传〉对〈西厢记〉的改编及其文化意义——兼论清末西人所编汉语教科书的价值》[《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14、15世纪朝鲜汉语教材与元明时期的戏曲小说——以〈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为中心》（《阅江学刊》，2011年第4期）、《江户时代唐话读本教材的话本小说因素——以〈闹里闹〉〈养儿子〉〈唐话纂要〉为中心》[《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从中国戏曲到域外汉语口语教材——〈伍伦全备记〉的双重身份及价值》（《求索》，2017年第1期）等。汉字是古代东亚诸国形成复杂的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按照日本学者西嵨定生的说法，其广泛使用，正是所谓“东亚文化圈”赖以发生的主要标志之一，而近代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最终解体，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汉字通用地位衰微以至于被废除为表征的，东亚各国“国语”的形成史，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汉字文化圈的衰微和裂变史。因此，这个领域所隐含的历史文化意义，尚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三）传统的热门领域如欧洲、北美地区戏曲传播-接受研究呈现出新动向

古典戏曲欧美传播-接受研究的早期成果，是以汉学史、汉学家为切入对象的，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则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推进。2009年，郭英德发表《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述评（1998—2008）》（《文艺研究》，2009年第9期），指出“身份”“文化”“空间”“宗教”“互文本”“跨文化”等关键词的普遍使用，体现出一种“更强调理性思辨的学术传统”，其“理论价值要高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博士学位论文”；稍后，他在《“中国趣味”与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戏剧艺术》，2010年第1期）一文中，又称北美学者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尊重与珍视作为一种历史存在与现实存在的中国古典戏曲，力求揭示其自身蕴含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这种渗透着纯正芳香的“中国趣味”，“已经融入世界性的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之中”。踵武其后，并继续深入讨论的研究，有程芸﹑何博的《英语学界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新动向（2007—2011）》（《戏曲研究》，2012年第3期）。何博尤其专注于北美学界明清传奇研究的讨论，另有《北美明清传奇研究的文化细读模式》（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文化细读：北美学界明清传奇研究的新模式》（《戏曲研究》，2013年第2期）、《重读经典 聚焦“形塑”——文化诗学影响下的北美明清传奇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等，其研究具体而深入，颇具特点。

欧美学界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作为海外汉学的重要一翼，其知识生产的方式、语境和理论旨趣、问题意识等，在孙歌、陈燕谷等所著《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一书中得到了深入考察。其后，陆续出现了几部由青年学者撰述的著作，如《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与翻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英语世界的南戏传播与研究》（学苑出版社，2019）等，值得关注，但总体而言，与孙著重理论分析而非史实介绍的汉学研究路径相比，学术旨趣表现出较明显的不同。优缺短长暂不论，却也提醒后来者，海外汉学在戏曲的跨文化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其理解和阐释一方面固然需要有全面、系统和具体的史料支撑，另一方面，也急需能够深入追问、连续追问的理论思辨能力和熟谙彼此学术径路的对话能力。

（四）域外演剧史的研究推陈出新，聚焦事件、剧种，关注国别、区域，皆有所突破

域外的戏曲演剧活动，尤其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地区的引入，乃至引起所谓“轰动效应”，一向是戏曲传播研究者关注的话题。梅兰芳访日、访美、访苏的研究，新世纪以来依然得到最多的重视，新史料的发掘和新的理论分析皆可谓推陈出新。代表性或关联性的研究，有邹元江的《中西戏剧审美陌生化思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袁英明的《东瀛品梅：民国时期梅兰芳访日公演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等著作，以及傅谨的《东方艺术的身份确认——梅兰芳1930年访美的文化阐释》（《中国京剧》，2007年第10期）、《“三大戏剧体系”的政治与文化隐喻》（《艺术百家》，2010年第1期）等论文；而第五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果论文集《梅兰芳与京剧的传播——第五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所收录的103篇论文大多与戏曲的域外传播有关。

东南亚地区的戏曲演剧活动研究，则以康海玲所做的最具代表性。她的研究，既能着力于具体的现象﹑事件和历史，也以明显的现实关怀为旨趣，能够回应“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等宏大的时代话语。如《马来西亚华语戏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探讨了潮剧、粤剧、琼剧等在马来西亚的流传和发展，从社会心理、文化认同等角度分析其中的仪式性内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戏曲传播》（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进一步讨论了生长于异域土壤中的华人戏曲的社会及文化功能，思考了戏曲在域外的革新变化和本土化等问题。

地方戏的海外传播研究，主要针对粤剧、黄梅戏、越剧和川剧等几种较为知名的戏曲样式，这也显示了我国地方剧种海外影响力的不均衡。

(五) “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和话语框架取得了突出进展，戏曲域外传播-接受的文本分析、内容分析和历史分析都更具明显的理论性

“跨文化戏剧”（intercultural theatre）一词，来自欧美的戏剧实践者和戏剧理论界，新世纪以来，也日益成为包括传统戏曲研究者在内的中国学者的探索领域。如南京大学于2010年5月举办“跨文化戏剧：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年10月北京语言大学又举办了“跨文化戏剧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戏剧艺术》杂志则设置了“跨文化戏剧”专栏；引起较多关注的代表性学者及相关著述有：陈世雄《三角对话：斯坦尼、布莱希特与中国戏剧》（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周云龙《越界的想象：跨文化戏剧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何成洲《全球化与跨文化戏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等。

即便一些大体沿袭传统“中西（中外）戏剧比较”或“东亚传统戏剧研究”思路的研究，不管是平行研究，还是影响研究，也经常将论题延伸到“跨文化”的视域之中，如卢昂的《东西方戏剧的比较与融合——从舞台假定性的创造看民族戏剧的构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都文伟的《百老汇的中国题材和中国戏曲》（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刘彦君的《东西方戏剧进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廖奔的《东西方戏剧的对峙与解构》（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范希衡的《〈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等，由此，其理论性﹑思辨性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或深化。这种话语方式的变化，或也与国内比较文学学科的“跨文化”转向相辅相成，更进一步地表明“跨文化”已经成为戏曲史研究者一种自觉的方法论。

另一个重要的话语分析框架，是“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时代的国家战略，在国际国内都广为关注，也对戏曲的域外传播-接受和相关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已有的研究，除康海玲的之外，还有王廷信的《中国戏曲剧种在东南亚的传播——兼论戏曲剧种跨国传播的六大法则》（《艺术百家》，2019年第6期），郭玉琼的《“海丝”路上的福建戏曲传播与移民认同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陶丹丹的《“一带一路”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问题与进路》[《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等。这一类的研究虽还在尝试之中，有的或也明显地有“应时”的痕迹，但可以设想，这一分析框架和话语方式将吸引更多青年学者参与其中。

如果说，20 世纪的戏曲域外传播-接受研究尚处于打桩奠基、各自努力的阶段，那么，新世纪以来，则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热点话题、问题框架和分析方式。“跨文化”视角的引入尤其引人注目，一方面，推出本领域内的热点话题；另一方面，则回应另外一些跨学科的前沿话题，从史料发掘、视野方法到理论分析都表现出明显的自觉性。虽然戏曲的越境或跨国不能等同于“跨文化”，戏曲在汉字文化圈的流播与其在欧美等非汉字文化圈的流播也不能等而视之，但显然，“跨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方法论，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戏曲和戏曲史的研究，既极大地扩展了史料、文献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充或延伸了研究者的视域。

然而，综观新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我们认为，有待弥补的缺憾或可继续推进之处，依然值得重视，约略而言，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区域研究的空间有待进一步扩展，已有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相对而言，学界更重视戏曲在欧美、日本等经济发达、文化强势地区的传播-接受，而较忽略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地区戏曲的流播情况，特别是在东南亚、西亚、南欧等“一带一路”地区的流播。即便有之，在细密、周全和深度方面，也有明显的不足，史料的挖掘、呈现非常不充分，不仅缺乏完整性，也缺乏与该区域学术界的互动与交流，某些区域的相关研究只有极个别学者在参与。这种自说自话的学术生产，既容易使人对文献、材料和史实的准确性、周全性产生怀疑，也可能会忽略或无视“跨文化”语境中“域外”作为他者，本身所具有的另一种反向的主体性，进而造成理解和阐释上的不准确。

(二)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的倾向都有待纠正

总体而言，学界更关注20世纪中叶以来的戏曲域外传播现象，对20 世纪之前的情况缺乏系统梳理，尚有一些亟待填补的空白地带。19世纪中叶的开埠通商，使得中国被强行纳入西方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中，这一历史大变局固然是推动戏曲走向域外的基本动力，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全球化”这一历史转轴发生普遍作用之前，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也并不是稀罕的事情。相关史料记载虽或琐碎，但就总量而言，也颇可观，所隐寓的意义、价值，更亟待深入发掘。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包括“燕行录”在内的古代朝鲜王朝汉籍中所存中国戏曲史料，以往基本上没有得到关注，新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也表明，这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领域。

(三) “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件”的研究有待深化，历史叙述方式较为单一

大体而言，更多的学者较关注大剧种（如京剧、昆曲）、知名艺术家、典型事件，而不太重视普通移民、非职业戏班、地方戏的海外传播。戏曲由于其自身文化品格上鲜明的“民族性”，以及表演形态﹑美学特征、音乐语言、符号体系等方面的“陌生性”，要超越国境、民族和文化的区隔而深入异域他乡，特别是深入“他者”的心理和情感世界的内部，确有一定的难度，这就使得知名艺术家域外演出这样的“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件”，自然而然地成为戏曲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反复出现的焦点。如20世纪前半期，尤其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梅兰芳为代表、以京剧为主要剧种的出国访问、演出，可以说是戏曲跨文化传播的高峰，梅兰芳的海外出访研究从来没有被忽略，并凝定为现代戏曲学术史中的一条重要脉络。然而，当代史学的新进展早已告诉我们，历史存在着复杂而多样的面相，切人历史的途径和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当日常生活史、微观史、情感史、物质文化史等日益成为“新史学”的重要内容时，戏曲域外传播中的“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件”能否足以支撑起历史叙述的基本框架，就不能不成为一个疑问。从这个意义上讲，戏曲域外传播-接受或者跨文化传播的叙述框架、叙述方式，都亟待进一步地丰富。

（四) 资料文献的建设方面短板较多，缺憾明显

如《中国戏曲志》虽然有一些戏曲域外传播的文献、材料和线索，但是很零散且没有经过整合，无法适应当今研究者的需求；又如，相关重要历史事件虽然受到学者的重视，但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不全面（梅兰芳海外演出文献的整理，近年有明显突破），导致研究的低水平重复；海外演剧的记录性文献如广告、剧目清单、演剧图片、新闻报道、观剧心得、评论品鉴等的披露，非常偶然、零散；国内的档案文献，很多尚没有公之于众，查阅不方便，研究难以深入（如1956年中国京剧代表团的访日，包括梅兰芳、姜妙香、李少春、袁世海等名角）；数据库建设十分落后，甚至付诸阙如；当下发生的戏曲海外传播实践，学者参与度很低，缺乏密切追踪、主动记录的参与意识，过于依赖媒体的报道，等等。

（五）罗列、介绍和描述者更多，理论分析、文化分析的深入研究尚少见

总体来看，研究成果虽然很多，不胜枚举，然多是某个领域内的自说自话，没有出现具有范式意义的研究，能够成为其他学科相关研究重要借鉴或必备参考的成果较少，能够与域外学界形成对话或互动的成果更是少见。

显然，戏曲的域外传播-接受研究是一个巨大的论域，由于“跨文化”视角的引入，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可圈可点，但另一方面，某些既有的盲区依然在那里，某些明显的弊端不断地被沿袭甚至固化，某些有可能突破的方向并没有获得很大的进展，以至于在青年一代学人的研究中形成了明显的“路径依赖”和“文献瓶颈”。今后的戏曲跨文化研究如何进行，其可能的空间和未来的方向在哪里，仍是值得学界同仁深入检省的议题。笔者认为，学界在弥补以上不足的同时，或可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尝试，努力推进。兹建议如下：

其一，加强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各种数据库的建设。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专长，有所选择，有所突破。本文作者之一程芸因若干年来关注“燕行录”，较全面地辑录了古代朝鲜汉籍中的戏曲传播-接受史料，而据作者程芸所知，日本汉籍和准汉籍中的类似史料规模更为庞大，却尚未得到系统的发掘，而古代越南汉喃文献中的相关史料大抵还处于“秘藏”状态，更少为学人利用。

其二，加强理论、方法层面的自觉的反思与对话，提炼本领域的概念体系和话语方式。以海外华人社会中的戏曲传播-接受现象为例，其跨国、跨区域的传播所引发的种种问题、种种现象，既有因接触作为“他者”的异质文化和人群而产生的，也有与作为“主体”的华人移民社群、移民社会自身的形成和生长密切相关的。康海玲和苗怀明的相关研究已涉及这一论域，后续进一步展开的可能方向，一方面在于史料、文献的继续深人发掘；另一方面，恐怕也有必要提炼、总结更符合研究对象特质的概念或话语方式。

其三，丰富学术生产的多种展开方式和研究成果的多种表达形式。可以预想，随着史料文献的挖掘和积累，中外交流的继续发展，以及学术自觉的日益彰显，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将吸引更多学术力量的参与，也会引起更多民众的关注，而论文、著作这样的传统成果形式，以及一本正经、坐而论道或闭门造车的传统学术生产方式，是否足以回应时代的需要，或许也是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