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背景下“中国故事”叙事模式创新研究
发布时间：2020-10-07 12:40:05 点击数：
一、问题的提出：智能化驱动重思“中国故事”的叙事生产
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计算方法不仅改变了传媒生产的格局，也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媒介使用环境，令其身处一个现实生活世界“被媒介穿透”的时代（Hepp，2012）。藉由Facebook、YouTube、Instagram等社交平台构建的算法式社会交往场景，普通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讲述个人故事的机会（Couldry，2008）。“讲故事”不再是媒介独有的藉此吸引注意力的报道方法，亦成为个体、群体或民间组织叙写自我和增强传播力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基于社交平台的大规模创造性叙事也为深藏于平台背后的“算法”提供了深度学习和不断成长的养料，成为“中国故事”再生产和再传播的又一新源泉。这就带来了故事内容及其生产如何持续因应渠道进化的问题。
在媒介环境与社会层面，全球化和网络化的交织弱化了传统社会中个体对国家和故土“一以贯之的稳定的依附性”（Lechner，2007：355），个体的流动性模糊了物理时空和“文化边界”（Morley & Robbins,1995），代之以动态、互动中的认同（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2010）。媒介技术消除了传播的物理藩篱，“中国故事”藉由技术带来的新路径、新手段、新方式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延伸。作为现代性标志的“大叙事”开始受到质疑的同时，网络空间中出现了一个价值坐标游离、接受空间有限的用户群体。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传播力量被激活（喻国明，2015），叙事主体日渐多元，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在碎片化故事流中表达、展演自我，建构个人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网络场景中个体叙事门槛的降低释放了故事创作与传播的动能，促进了跨阶层、跨地域、跨国家交流的活力与流动性，极大地拓展和增强了文化交流的社会广度和厚度，也使得以民族国家为单一价值观牵引的单向度故事生产，受到了异质文化个体、社区与族群的冲击。这构成了“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最大的挑战。在这种个性化、分众化需求交织的媒介格局中，我们如何重新认识和把握故事及中国故事的本质和具体内涵？我们如何看待中国故事多元叙事主体的合法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于以往的叙事模式等问题？
在人与技术的关系层面，随着媒介化程度的加深、网络化逻辑的推进（周翔、李镓，2017）以及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兴起和应用，故事得以超越地理、学科与语言的界限并不再局限于文字。短视频、移动直播、H5动画、VR等多媒体形态被更多地融入到叙事中。机器有望实现识别、学习、读懂甚至回应人类情绪，以破解情感计算谜题实现人机心灵交互，并终可“识别人心”（吴飞，2020）。那么，我们可否大胆地设想人机交互的智能化叙事将会成为媒介化时代的一种发展趋势，人工智能亦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叙事主体而与人形成一种主体-主体关系？
当下，在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中，用户洞察、精准推送等环节的技术应用虽已起步，但处于核心地位的故事创意环节并未得到充分关注，而传统的以人类经验积累为特质的故事创意和制作模式在效率上已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需求，其千人一面的故事体验更是常被诟病。腾讯、阿里、筷子科技等企业已洞察到这一问题，先后推出“莎士比亚”“鹿班”“羚珑”等智能创意技术或产品，机器和算法逐步介入并覆盖了从文字、图片到视频处理的故事创意、生产传播链条，为智能化叙事描绘了新图景。在这基于社交链条、无边界的数据流以及由无数传感器和智能主体共同编织的意义网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很难区分谁是故事讲述者，谁又是故事阅听人。单纯视故事为“文本”抑或将媒介“作为工具”（Lasswell，1948）的理论范式，都已无法解释当下故事的转向和表征。以元媒介“算法”为内核的智能技术，以其连结一切资源的媒介逻辑重构着故事的传播空间，驱动着我们对故事本质及生产的再次探寻。本文以智能化及其深层机理的媒介化论述为牵引，重思故事、媒介和主体概念，在对故事本质、叙事主体、用户环境、叙事策略的认知变迁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力图提炼和抽象出中国故事智能化叙事模式，并归纳智能化叙事创作流程，以期实现对以往既有故事叙事模式的重构。
故事自滥觞之时就与人、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及人类文化的内在性紧密相连（丁来先，2017：19）。作为人类历史最久远的传播实践，故事在面对面的日常对话交往中展开，讲述者与倾听者需建构共通空间，在相互配合和理解中共同完成故事的讲述。这一过程中，故事所嵌入的不同时间情境决定着叙事的时间分配、情节变化和语言策略，同时，参与者对故事的不同理解以及新的讲述者和故事情节的不断涌现，促成了故事的流变。故事即是人们讲述、沟通和连接资源的社会互动过程（刘子曦，2018），在神情交互、口耳相传间编织起日常生活的意义网络。
而在大众传播语境下，印刷媒介对远距离扩散和大规模覆盖的极致追求（凯瑞，2005：4），使得口语时代注重交互、情境且永久流淌的故事逐步被封闭在固定文本中，千人一面的故事模式开始盛行。故事的关注焦点愈来愈趋于信息的传递和影响，其写作技巧被深度聚焦，而生产这一事关意义的社会动态情境则被置于盲区（Mishler，1997），由此淡化甚至抹杀了主体与情境的关联性，以及情感、日常体验、身体感官的传播力量等（孙玮，2018）。此后，伴随光学、声学和书写的技术分流打破了书写垄断，文本、影像、声音数据流分隔开且不断实现信息自动化的历程（基特勒，2017：201），使得故事形态得以跳脱出文本藩篱，但人类的故事体验却始终处于被区隔的状态，听觉与视觉、感官与心灵、意识与肉身，媒介技术的分工使得“故事”与“人”始终被工具所中介，人们必须大量接触分散的、各具特色的媒介，才有可能满足故事阅听需求。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智能技术在技术合流中加速了人类世界数据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亦形塑着人和物（机器）的“节点化”存在方式，人们得以在流动空间中“随时随地展开包括文本、图像及声音在内”的故事对话（延森，2012:87）。“人”再次成为故事的焦点，并以其凡人化、情感化、交互性强的叙事特质，迅速活跃和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一过程，不仅仅意味着故事构成要素以人为基点的重组，也预示着人与技术和媒介的互嵌与互构，技术在更广、更深、更即时地嵌入人类身体（孙玮，2018），个体的人由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不断反馈、传递和分享故事的“智能传感器”。而不断被纳入内容生产的机器写作等智能技术则为故事创作描绘了诸多前景，“智能”已不仅止于技术辅助手段，而成为重思和改变故事生产实践的主导性观念话语。相较于技术本身，我们需要更加关注这种渗透和嵌入社会变迁的媒介逻辑对故事生产及其跨文化传播产生的进一步影响。
“什么是媒介（客体）角色、什么又是人（主体）角色”（喻国明、耿晓梦，2020:46）的问题，成为困扰我们理解中国故事智能化升级的关键因素。故事的关注点不仅仅聚焦于“人”，更关乎人与故事、人与机器及智能技术等的关系，讲故事即是技术对故事生产的外部条件及环境的形塑作用下，多元参与者之间沟通、连接的互动过程。相较于孤立的故事文本，我们更需追问的是何种“情境”下，“故事”由“谁”讲给“谁”听，因此故事的叙事情境、叙事主体以及叙事效用成为关心的重点。在算法和智能化语境下，中国故事在“讲什么”（内容选择）、“谁来讲”（叙事主体）、“给谁讲”（叙事体验）、“如何讲”（叙事策略）等四大构成要素（崔潇，2017）方面已发生重心转换。
（一）讲什么：从文本书写的国家叙事到媒介语法的日常实践
叙事理论认为，故事是人们认知事件、建构世界的工具，好的故事在于主题和内容的建构；主题是故事的灵魂，它主宰着叙事的中心概念及主要洞见（维森特，2004），并蕴含着与阅听者实现情感连结的力量；内容则是故事的血肉，无论故事如何建构，它只有进入感知层面经过内化成为“内部故事”后才能真正被人们认知（Jahn，1948：195-213）。因此，故事需要包含一些基本要素，比如，符号阅听者的世界观、真实、诉诸情感、提出承诺、被相信等（Godin，2005），并以适当的逻辑和方式经营，才能增加阅听者对故事的涉入程度。
“故事”与“中国”组合构成“中国故事”的话语表达时，其本身即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故事，涉及到中国人的自我认知、话语与叙事等多个方面（张毓强、黄珊，2019）。以往我们所讲的中国故事强调中国道路、中国道理、中国形象、中国价值等（蔡名照，2013；崔潇，2017），透显着强烈的国家和民族叙事倾向，而西方人则更喜欢接受日常化、个人化、自然流淌的故事（张毓强、黄珊，2019）。这种对故事的不同理解既是文化差异的表征，也是中国故事走出去面临自说自话窘境的最直接原因，它透显出中国故事实现跨文化抵达的隐含要求，即故事需规避或弱化处理单一价值面向的主题和内容，既要突出其普适性，又需强调与跨文化阅听人的相关性（常江、杨奇光，2016），才有可能与异质文化阅听者产生连接，达成共情。然而在实践中，大众媒介力求用单一故事最大化覆盖阅听群体的目标，凸显出主题两极化问题：一极是西方中心叙事以迎合异域用户，另一极则是固守本土化叙事而不顾及异质文化接受效果。
由社交媒体、人工智能以及作为元媒介的算法促成的深度媒介化，驱动故事“讲什么”的观念话语变迁。个人化叙事与宏大叙事并足而行甚至更具活力，故事消费和关注焦点由文本写作技巧延伸至“连接”，朴实、细琐的日常生活叙事成为建构、诠释与分享经验的空间（Bruner，1990），人们亦藉此连结情感、建构认同、巩固社群（Escalas，2004；Fotopoulou & Couldry，2015）。中国故事得以跳脱出文本生产和传递的局限，被理解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实践过程，其本身既包含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也涵盖了当下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实践日常。
中国故事在学界的定义也已发生转向，被视为是对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已发生、正发生或将发生的事件或过程的回忆、观察或想象的符号化概括”（王一川，2015:23），是在中国元故事基础上随社会变迁而趋于丰富多元的“泛中国故事体系”（段淳林、林泽锟，2018），其故事主题亦由国家和民族中心主义的叙事逐渐转向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关切。[1]这一转向，凸显了中国故事的流动性、实践性和泛在性，其主题和内容不是固定的文本，亦非自我中心的思维定式，故事穿行于各个领域，跨越时空间隔和文化边界，在变化不居的流动中不断形成新的“意义共同体”；而对故事实践性的强调，则让我们将关注点由元故事本身转向叙事的过程和情境的变迁。
大数据和推荐算法的媒介语法推动了故事创作模式的改变，赋予了中国故事更加鲜活、具身的主题和内容载体，使得“讲什么”的内涵和层次更加丰富多元。从生产侧而言，人们在不经意地点击、搜索中透露出自己对于故事的兴趣点，社交平台的智能推荐、观看、点赞和评论等则促进了兴趣的群聚，加速了全球范围内极具普适性和共情力的共享故事文化景观，包括人道主义、环保主义、（新）世界主义等。依托大数据、分布式计算，尤其社交媒体和移动智能终端的发展，使得机器可以透过更为丰富的方式去搜集微观行为数据，用以判断和考量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命运共同体”和普遍关切议题（诸如环境保护、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弱势群体、疫情防控等）的不同意见气候及差异化的社会公共行动，借助关联算法由“关键词”“行动轨迹”串联起语义网络从而形成靶向化的故事主题。比如，对于美国Narrative Science开发的叙事软件Quill来说，每一个数据集都有一个可讲述的故事，它可以阐释、强化一些事件并挖掘其价值，从而有效提炼出故事主题。基于潜在用户全方位数据监测的“预先洞察式创意”替代了创意人员带有预设框架的头脑风暴，打破了千人一面的传统故事要素构建模式，海量的创意要素可随着时间、场景和用户需求的动态变化快速完成定制化组合和精准匹配，“千人千面”的故事主题建构和内容呈现成为可能。
从需求侧而言，媒介语法的改变不仅颠覆了传统的故事生产，也因应着故事需求和故事要素的进化，影像化故事和具有共情能力的故事被用户广泛传播。影像化故事使用真实亲近的沟通语言，可以方便用户认知、更好地捕捉事件的本质，因此更利于展现故事的真实感。虽然沟通语言已从文本扩张至图片、声音及动态场景的融合，但其本质依旧是要求故事真实可感、具有贴近性，让用户更容易参与解读的过程，产生自己的意义。具有共情能力的故事，是借助智能技术发掘并驱动趣缘、认同等要素群聚的“连接”系统，这是传统故事共通性（commonality）要求因应媒介逻辑变革的语法改写，但其核心本质仍基于对共同性的追求，情感是纽带，好的故事包含丰富的情感力量。这种情感往往源自于共识的回应，即故事中所传达的情感或理念勾连起倾听者的生命体验，形成情感上的共鸣。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开始学习认知数据流里的社会，甚至会逐渐解读出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历史、信仰、梦想等。这意味着，算法也可以识别和归纳故事要素（这通常被认为是人类叙事能力的精髓），拥有讲述故事的能力。但无论这一过程如何变化，真实性和共通性是故事仍应具备的两个最基本要素。
（二）谁来讲：从一元的人脑思维到人机交互的集群智能
参与性叙事的兴起，改变了既往普通民众“被代言”“被叙事”的状态，使得故事超越了国家叙事的一元面向，以异质多元的叙事话语因应着媒介逻辑的变革。一方面，在主客体相融、宏大与微末交织的开放式文化过程中，中国故事成为承载着国家领导人、主流媒体、行业精英、普通民众、跨文化阅听者等多元叙事主体的意义“连接”系统；另一方面，当用户与用户之间共创故事、共享意义，并藉由故事亲近社群、建构认同的同时，大规模用户群在智能终端上抓拍、滑动、轻敲和浏览图像流时留下的数字轨迹，也为算法提供了学习和归纳人类叙事规律的基础。
越来越多的智能主体介入故事实践，激发了学界关于人工智能的主体性和人机关系的讨论（如，孙玮，2018；张小军、杨宇菲，2020；彭兰，2020）。虽然不少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并非是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的生产主体而只是人类实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但笔者认为，其核心问题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不仅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对话，亦让我们陷入了人与自然、人与技术、心灵与肉身的二元对立中。万物皆媒的智能化媒介情境已构成了一个无限延伸的人与技术、人造物、观念等一切非人类共同构建的行动者网络。在这一网络中，无论是传统媒体、社会组织、个体，还是算法、机器、智能终端，都是一个行动的节点，在与其他节点的联结中存在。按照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Latour,1992），主客体关系不是先在性的，也并非恒定不变的，而是在一系列复杂多元的行动者关系中相互因应、动态变化的。这一认知，为回答智能技术何以可能成为叙事主体这一问题提供了逻辑起点。人-机关系成为主体-主体关系，人与技术“奴役”与“规训”的对立关系思维转变为如何谋求共生共存的深度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非人的物，亦可被视为具有能动性的“agent”（行动者）而成为故事叙事主体。在经历了算法智能、感知智能、认知智能三个阶段的不断进化后，智能技术对故事创造的介入深度和广度不断延伸，也在不断强化着智能技术作为故事叙事行动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能动性。在故事创作的工具辅助阶段，将以人为主导，机器作为人的延伸者、辅助者角色，通过数据分析为创作人员提供选题依据或方向启发，也在人的指引下进行部分素材的采集、筛选，将字体、语言、颜色、文案、图片等以碎片化元素进行类别化、标签化，逐步替代一些低端的重复性劳动内容如更换语言、色板等，并借助不同要素的自动组合完成故事的粗加工，最后经由推荐算法实现初步的分发。
（2）自主性。在故事创作机制的优化调整阶段，算法和机器成为具备自主性的内容生产主体，以其计算范式参与到内容生产的全链路。传感器实现全景式创意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深度挖掘引导线索发现、驱动故事深度或广度的延伸并预判效果进而反向指导专业人员的创意起点（彭兰，2016），不同算法构建的算法群组使得程序化创意、多模态叙事、场景化故事交互（黄琦翔、鞠宏磊，2016；段淳林、任静，2020）成为可能，基本实现了故事从线索发现到效果监测的全流程自动化。这种自动化并非机械的流水线故事生产，而是自始至终因应用户的故事需求而进行的故事创作、分发、体验和反馈的有机耦合过程。动态情境的瞬时捕捉与快速回应，是这一过程的核心。
（3）创造性。在故事创作本质的逻辑再构型阶段，智能化叙事有望改变以往单向度、一次性的故事创作路径，因应不同用户的动态情境和故事体验评价进行“反馈式创意”，实现内容创意从人类经验积累转变为数据挖掘和智能算法与人类有机交互和配合下的意义共创（姜智彬、戚君秋，2020）。智能技术因应情境的变化，以其自我进化、自我修复的媒介特质在向用户靠近的一次次探索中，不断建构着计算式故事生产链条。人类动态数据的不断产生和叠加，以“数据反哺”的方式使机器获得深度学习。故事得以从封闭的意义系统中跳脱出来，重回流淌的故事生命状态。故事创意的逻辑由人脑思维转变为智能算法和人脑思维的有机协同。
如果说参与性叙事活跃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间的故事交往，推动着中国故事从专业人员的一元思维走向人人参与的群体智慧式共创；那么智能化叙事则构建起“传感器+智能终端+算法群+人”组成的庞大行动者生态网络，激活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未来“意义空间”或许将更趋向人机协同智能。
（三）给谁讲：从遥远模糊的“他者”到可感可知的“我们”
真正表征故事效果的不是故事的“触达”，而是转向对人及需求的心灵“抵达”，其核心在于如何借故事突破阅听人文化的固有文化立场和心理抵御防备，实现心连心。精准推送、社交过滤算法、遥感卫星、LBS地址算法等的不断进化破除了故事传播的物理壁垒，打破了故事与阅听人之间固化、定向的传播连接，散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的分众化、个性化故事需求也得以泉涌。而虚拟助手、视觉搜索、体感互动、眼球识别、数字孪生等新媒介的创新应用则将信息环流从外部的“人-环境”转换到内部的“肉身-心灵”，不同个体、社群在不同情境及文化语境下的微观故事叙事、体验行为变得可感可知，为智能故事精准定义并快速因应个性化需求提供了便捷，人找故事的模式趋向于故事主动找人，万物互联而故事流淌其中，以无数个性化的长尾故事“主动”适配流动性的需求（喻国明，2017）。在此情境下，相较于故事对谁而讲，故事其本身蕴含的态度、特质及力量则显得更为重要，是故事“连接”人心的要素和前提。
在跨文化语境下，故事是一个以“他者”身份为参照、并在此前提下不断通过对话交往寻求认同的文化互动和文明互鉴的过程。因此，讲好中国故事需“从他者出发”，从看见他者、听见他者，进而理解他者（单波，2011）。故事的起点不只是“我”而应是“我们”，即贴近用户、打造与用户的认同，将异域文化用户视为利益攸关的共同体一员，以人类共同关注的故事主题讲述“我们”共同的记忆和体验，才能激发共情，构筑认同，进而实现故事的心灵抵达。在与“他者”的相遇、比较和对话中，“我们”与“他者”相融、再混合，进而形塑出新的“我们”。
故事生产的效果评判取决于其满足用户需求的程度，智能化背景下主要涉及对数据资源的开掘、分析和利用能力。首先，获取规模化、立体化的用户数据是基础。传感器的普及拓展了新的数据采集范畴，借助脑电仪、眼动仪及各类可穿戴设备等，用户对故事的反馈从“意见层面”深化到“人体生理与心理层”（彭兰，2016）。BBC已在尝试利用面部识别技术分析受众情感（张建中，2018）。这些来自人自身的更为真实的反馈，将会成为智能化故事创作的有力引擎。其次，对数据资源的挖掘分析及动态化、场景化的把握则是关键。当前社会是液态流动、变化不居的，随着分众化的加剧及平台数量的剧增，用户的媒介使用习惯在不断变化，这意味着对用户的洞察需要跨越空间、时间、媒介平台等多重障碍，将分散在各处的碎片化画像逐渐拼接起来，同时还需实现时间上的接续，将其过去的故事爱好、对特定故事的评价，与当下的使用意图和所处情境勾连，更需藉由历史和当下数据预测其未来的故事兴趣和关注点。
在个性化用户画像逐渐清晰化的同时，如何穿透这些表征数据洞察到用户的文化模式等深层情感，继而把握其对故事的心理认知和接收图示，实现故事在心灵层面的抵达。这是当下中国故事智能化跨文化传播需要攻克的难关。揭示或打造故事背后人类共同关注的意义，就是符合用户心理期望的一种手段（陈昌凤、马越然，2018）。一方面，跨文化研究、叙事学、语言学、计算传播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定性的反映集体记忆表征、文化维度、文化模式的研究数据，这些数据为机器深度学习和成长提供了养料，语音识别、神经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故事能够快速地被翻译成为适应于目标用户的语言版本，跨越了语言的障碍。在AI的协助下，可以预先准确获取到目标用户群的情感倾向，了解他们的偏好，寻找适合不同文化背景的话语逻辑和叙事策略，有助提升用户对故事的接受度。另一方面，较之于人，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以其计算逻辑建构故事，在模糊和规避人的民族主义、国家中心和文化偏见方面存在着客观基础。依靠自动化的数据关联与故事解读，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模糊数据、信息、知识三者界限的方式，淡化中国故事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以及话语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使其更容易被接受。
（四）如何讲：从单向度的“话语输出”到多维度的“共创共享”
探索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既要思考故事如何被建构，同时也要从逻辑、认知和互动的角度来了解故事如何被接受和传播。既往的故事因应印刷媒介的逻辑，呈现出线性、单向特质，读写界限分明。而在智能化语境下，创作与阅听并行。社交平台的协同过滤算法帮助故事完成圈层化传播，故事穿行于不同的圈层，以共通的记忆勾连彼此，从互动中衍生出情感，由此故事逐渐转化为一个具体而有记忆点的事件，甚至是一种仪式。这一过程中，人-机合作关系愈发紧密，数据的滋养使得机器逐渐脱离冰冷生硬的初级创作模式，开始读懂用户的情绪和感情。创作者一方面聆听用户需求、打造个性化的故事，一方面也不断与用户进行意义交互以实现“共通”，使得中国故事及其叙事者作为文化模式的具身，活跃在文化适应、相融和文化隔离、冲突的过程中。既往封闭情境下以单一主体单向度话语生产和输出为特质的叙事策略，转换为传受一体情境下多元参与者共创共享的开放式文化体验叙事，其核心即在于以人为观照点的多维“共通性”互构过程。具体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以多模态话语构筑语境的共通性。智能化叙事中，叙事文本是开放、流动的，故事成为一种开放性的、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意义交互过程，为了制造更多的意义接触点，这一方面要求传播者在面对不同文化背景、处于不同媒介情境的阅听者时，用他们感觉最为亲近的语言和叙事方式呈现故事；另一方面，则需要故事形成“跨媒介”特质，便于解读和再传播。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借助影像化叙事，可以跨越文本和语言的解码障碍，更易获得共通性。语音识别和AI翻译设备的升级，可以轻松实现多国语言的任意切换，在消除语言障碍方便普通人对外交流的同时也便利了故事的制作与传播；另外，AI对人类声音的模拟可以强化故事的亲近感。《创新中国》中借AI合成已故著名配音演员李易的原声，让世人再度感受大师的声音魅力的同时，也进一步打造了自身独有的叙事价值；与此同时，AI还可用文本输出同样的速度将其转换为视频、将音频切换为文本，以适应不同场景的分众化需求。
二是以“微叙事”勾连情感的共通性。“故事”较“信息”更打动人的主要原因即是故事具有情感触发力量，这种触发往往源于故事中潜藏的“共通”生命体验或记忆。纪录片《记住乡愁》（海外版）以“心意和人性是共通的语言”串联起乡愁、传承、寻觅的故事主题，唤起海外华人群体的共通的故土回忆。这些微观的个体叙事，承载着我们所正在经历的生活和文化状态，对阅听者而言，普通人视角下的日常故事更具贴近性和亲和力，也更容易激发情感上的共鸣。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最后尝试建构起以数据流为驱动、面向海外用户的中国故事智能化叙事模式，它与严格遵循“创意、制作、传播、效果反馈”的线性生产流程、故事文本意义相对封闭、缺乏与阅听者对话互动机会的传统故事创作模式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首先，从媒介逻辑来看，这种叙事模式的观照点既不是“传递观”统摄下传统模式的线性流程，亦不是“符号观”下的结构文本，而是在技术的社会形塑作用下人-媒介-社会之间的辩证互动，这一模式因应了当下媒介形态的多重变革，以及用户角色深刻转变所引发的意义解读革命，是对传统的故事叙事模式的再构型。笔者不仅关注智能技术参与并逐渐独立叙事的过程，亦观照智能技术对中国故事接收者所造成的影响。这一逻辑内核与拉图尔推崇的将技术的使用与其实践网络相关联的过程性考察框架（Latour，1992：225-258）有相通之处。智能技术参与故事叙事的媒介实践网络，可以被视为一种多元“行动者”所组成的网络，即“连接”成为智能化叙事模式的关注点。其次，从过程来看，任何行动者只有在与其他行动者的连接中才能真正发挥效用，这意味着不存在明显切割的阶段或过程划分。智能化叙事基于数据流驱动可以进行智能化主题创意、内容创作，甚至直接制作包装故事，这些故事又以数据流的形式流转于网络。源源不断的数据流持续供给新的故事创作，形成不断循环的故事再生产，且每一节点内部、节点与节点、节点群与节点群组、以及这些节点关系与更大的媒介环境之间交流互动。
基于以上视角，不同行动者对资源的聚拢和转译方式的差异成为我们考察过程和划分相对阶段的基准。在AI逐渐向人类生活渗透的发展趋势下，“传感器+智能终端+平台基础设施+人”构成人、物、内容的“数据采集”网络，“算法+人+数据”组成“故事创作”网络，“算法+人+数据+智能终端”的人机协同网络连接成无所不在的“故事分发”系统，“算法+人+数据+智能终端+传感器”描绘出“故事体验”场景。由此，基于不同主体藉由“连接”所展现的强弱关系，可建构出“中国故事”智能化叙事创作与传播的模式图（图1）。
图1智能化叙事模式下“中国故事”的创作与传播
数据采集是故事创作的起点，为故事输入必要的信息源，进行精准的用户画像、帮助发现好的故事选题、预先设置合适的故事要素从而支撑故事创意。它亦伴随故事的创作、传播、体验的全流程，实时输入动态数据从而指导故事创作与传播的动态调控。与此同时，实时获取用户对故事的评价，进行有效分析，反馈给故事创作环节，形成新一轮循环。数据采集的类型大致可划分为用户画像数据、故事语料数据、用户内容创作数据及用户对故事的效果反馈数据。这些数据不仅包括用户的跨文化背景、LBS定位、兴趣偏好、搜索历史、内容发布信息等画像数据，还包括用户当下的动态情境数据，如不同位置下使用意图的变化。
用户画像数据：算法可以将隐匿在海量数据源（社交数据、交易数据、搜索数据、聚合数据等）中的大规模用户行为汇总并分类，构成多元化的用户群数据，成为用户的信息“仿像”。经过计算形成分类化的信息，并与由学界有关跨文化经验性研究所获取的知识图谱进行比对、聚类等，预先获取关于用户的文化维度和文化模式等要素的洞察。这些数据资料是故事创作者对跨文化用户的理解基础。根据分类信息构成对不同的目标群体的基本认识，与故事创作专家的思考、直觉和判断相结合，为中国故事的跨文化接收增加胜算。
故事语料数据：智能手机、无人机、GPS等传感器技术的普及开辟了信息采集的新维度，有助于获取与跨文化用户更具接近性的第一手语料，大规模、实时化捕捉跨文化用户对日常生活、社会事件的关切、情绪和反馈，从而为故事创意注入了更为广泛深入的创意素材，形成实时更新的故事语料库。
用户内容创作数据：此类数据是用户“自我叙述、日常实践和文化空间”的表征（Fisher，2015），对跨文化UGC内容的实时捕捉，可以动态感应文化体验和态度的更迭，进而发掘有益的故事线索；而用户基于已传播的中国故事进行的二次或多次生产，为中国故事的“意义空间”不断贡献数据信息，成为人机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未来“意义共同体”的基础部分。
效果监测数据：持续的用户行为跟踪，如在线时常、评价、搜索甚至播放快进快退等，越来越多的行为细节被各种在线平台采集形成数据，以算法分析个人喜好、习惯的信息基础。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这一数据的取用尤为关键，它不仅方便创作的人和人工智能实时、客观地获取到异域用户的故事反馈评价，有助于优化故事决策，实施针对性的“反馈式创意”，也成为新一轮故事再创作与再传播的靶向资源，在源源不断的信息参考和创意来源中构建起异域用户群的需求图谱，推动中国故事的自我修复和自我进化。
故事创作通常被视为一种艺术化的心灵表达，是机器和算法最难侵入的领地。智能技术对用户多维动态数据的采集分析，为故事“进入”阅听者的内心这一过程奠定了基础。人类创作者的心灵认知、个人审美、创意甚至创作自由，都有可能被算法逐步学习和掌握。机器和人类不仅可以共存，还可以与人类对话、移情（Bory，2019）、与人共同创作故事。智能化叙事可以实现由封闭创作走向开放式创作的过程转换（如图2），创作过程与数据采集、分发与效果反馈环境相互观照、动态进化：数据接入、数据分析预判为故事创意输入动态语料，因应用户实时的故事需求、场景变化、体验反馈，多模态算法可以实时回应并进行故事创作，完成从故事主题探索到故事生成包装全过程的精准匹配和反馈式创意，从而牢牢抓住用户的心。
图2 智能化叙事模式下“中国故事”的创作流程
因应不同的故事创作情境，智能技术参与故事创作主要有三种类型：作为人类故事创作的辅助者、作为独立叙事者（智能技术静态故事生成系统）、基于智能技术的交互式叙事（周飞，2019）。这三种类型，并非线性迭代的单向进化过程，而是一种多元模式的共存。而且，无论人工智能参与故事创作的程度如何以及未来如何深化，智能化叙事模式仍会与既往的单纯以人为叙事主体的故事模式共存，二者之间并非是替代关系，而是一种动态进化中的“接续”和“增补”。
在第一种类型中，智能技术作为辅助者可以识别故事要素、情感模式并辅助人类优化创作流程，评估故事叙事（周飞，2019），打造更贴合用户需求的故事。“人”始终是这一过程的意义中心。人机协作仍遵循传统叙事逻辑在角色、情节、语境等方面的要求，但AI的介入将传统的“故事选题、故事主题、故事角色、故事元素、故事情节、故事包装”的创作过程，转向“规模数据—多模态算法—叙事”（段弘毅，2017）的新型叙事流程。电影行业已应用AI技术识别和判断优秀影片故事中的情感模式及走势，为人类提供有效参考指标。
与此同时，机器也在“学习”成长为独立的叙事者，并在学习中逐步具备跨文化能力。以用户动态情境数据为基础，它能够快速识别故事要素且能精准捕捉并满足国际用户的故事诉求；藉由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将故事转换成各种语言，使得故事跨越语言藩篱实现任意文化场景的落地；基于用户生成的各类叙事内容生成故事，使得故事从创作伊始即具备了跨文化的亲和力和共情点；借助语音模拟、交互界面、虚拟情境等场景构建使得故事内容在感官上可以获得真人实地叙事的体验，有助于消除地域偏见带来的误读；此外，还能够实现用户的个性化定制服务，通过海外在线社区与国际用户实时沟通，可以及时了解用户此时此景的需求，更有助于创作定制化、个人化的故事内容。这一方面提高了故事的使用场景，一方面也在互动中增强了故事的情感连接。
最后一种类型是基于AI的交互式叙事，目前已在新闻、游戏、动画、教育、培训等领域被用来讲故事（周飞，2019）。腾讯推出的“王者荣耀”海外版即是应用交互叙事技术，完美地将中国文化元素纳入游戏场景设计，同时入乡随俗地融汇了海外元素，从而吸引了大批的海外玩家。交互式叙事没有提前设定好的故事情节，只提供必需的环境、角色和情境，根据不同用户的不同输入进行智能化反馈，在为用户创造交互、虚拟、协作的故事体验的同时，也与用户共同构建了独一无二的故事。算法会主动分析和观察用户，与用户的生活体验、个人观念、个性化视听语言、审美、创意等相混合，使“无意识的智能”与“有意识的心灵”结合起来共同创作故事。
叙事过程的开放，故事文本的未完成，决定了故事不再以单向、线性的“信息模式”传递，而是在不断的流转、对话中开启意义交互和故事再创作的新进路。这一过程又反过来影响着故事的意义阐释，同样的故事在多路径传播中，会得到不同阅听者的不同反应，最终形成不同的结局与意义。中国故事何以在“流动的”意义生产过程中捕捉到当下的意义核心？在于“共通性”的构建，即藉由故事“构建共同的场景、寻求情感共鸣、分享共同的意义”（陈昌凤、马越然，2018）。“场景”不仅是特定情境下用户个性化故事诉求、定制化故事内容和实现语境的适配，同时也藉由其蕴含的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对不同人群产生聚集作用。
一方面，通过“场景”有效抵达跨文化的分众化用户。在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大数据、传感器和定位系统的支撑下，故事可以跨地域、跨阶层、跨语言精准触达不同场景、个性化不同的受众，并基于用户需求形成“伴随式服务”（喻国明、梁爽，2017:15）。地址算法使故事推荐更加本地化；智能音箱、车联网、聊天机器人的逐步应用，改变了用户阅听故事的场景，用户可以“主动搜索”而非“被推荐”意气相投的故事；协同过滤创建了故事的“信任场景”，弱化了空间差异，即使身处异域，仍可与本地的朋友共享对故事的观感，故事成为朋友间“情感”的纽带。
另一方面，“场景”亦成为新的故事创作空间，在跨文化交互中不断缔造全球流动的故事内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场景下的用户对故事产生不同的解读和互动，进而驱动故事走向新的“意义共同体”，这些数据则藉由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等迅速反馈至故事的创作大脑，形成新一轮的用户认知，开启新一轮的故事叙写。这一过程中，场景是重构传受关系的节点，在多重场景的复调传播中，既可实现分众化的故事传递，又助力于提升中国故事的多样性和亲和力，进而提高中国故事在跨文化场景的落地率。
随着VR/AR等技术及可穿戴设备等传感器终端产品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并参与到社会实践的多元场景中，用户对故事的感知由单一维度的视觉、听觉延伸至全方位、全息化的人体感知，引领了故事体验的新时代。风靡全球的迪士尼通过沉浸式体验的探索，将故事场景打造成实景，借助数据技术并辅以AR、VR设备，带给全球消费者独特的旅游体验。游客在视觉、味觉、触觉等多感官上都沉浸在故事场景中，进而产生“移情”，仿佛自己成为故事中的角色。这一过程中，人们对自然物理场景的体验与数字世界融合，AI与移动媒体终端通过影像为游客创造意义，迪斯尼则充分利用自身的IP优势向全世界传递了美国式的故事和梦想。与此类似，故宫博物院“发现·养心殿”数字馆通过高沉浸式投影、VR头盔、体感捕捉、可触摸屏等装备和语音图像识别等技术，帮助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参访者跨域历史，体验故宫皇家生活。故宫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让参访者身临其境，对应具体场景的故事内容则为参访者提供了跨时空的意义交流，使其在自然、人文和虚拟环境相关联的沉浸体验中，全方位感受并重新认知中国文化。人工智能将故事叙事、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融合为一体，创造了一种沉浸式的故事叙事空间。
媒介不是简单地传递信息，它所产生的作用力可以改变人的思维、感知、经验、记忆和交往的模式（Couldry & Hepp，2013）。人类社会在不断被以算法为代表的媒介所渗透下，媒介、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及其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夏瓦，2018：21），改变了故事创作、传播的实践方式和观念话语。中国故事成为开放式的叙事空间，个体作为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模式的具身，与平台、算法、机器等非人类主体共同构筑了跨文化叙事的故事景观，并以其“强调主体与媒介实践过程互动”的建构性路径，使得故事跳脱出既往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转而观照嵌入于各种网络和数据中的人及其所处的动态情境。
本文所讨论的智能化叙事，不止于智能技术对故事创作的辅助，而更多地指涉一种价值意义层面的创作实践，以智能技术理解当下的故事转向。智能化叙事模式的本质是“人脑思维+机器智能”的结合，智能技术介入故事的创意生产，实现场景化的故事传播，全方位提升了阅听者的故事体验，也在人机关系的深度交互中，加速了全球流动的中国故事意义空间的构型。随着机器独立叙事能力的增强，人类创作者的心灵认知、个人审美、创意甚至创作自由，都有可能被算法逐步“学习”，在“算法式互动+共情式交流”的相融状态下，未来“意义空间”或许将更趋向人机交互的集群智能。这一过程，体现了机器深入认知社会、参与文化再生产的发展趋势。
然而，智能化叙事模式并不意味对既往叙事模式及人的价值的否定，而是倡导在人机共生的观念下协同进化，面对技术，人类仍需保持自身在社会洞察、感性体验等方面的优势，坚守人文精神及共情交流能力。也需加强对技术风险的考量，坚守“知其白而守其黑”的人类底线，即对于技术有可能产生危害的潜能进行人为干预将其“悬置”，[2]从而防止技术对人的过度侵犯。另外，对于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而言，在重视用户需求的同时，需要看到用户中心主义的危险性而要予以避免（陈昌凤、马越然，2018）。为了贴近用户需因应本地化思维、采用国际化表达，但仍需坚守话语体系的统领，避免陷入西方中心叙事的一味迎合。这一平衡点的把握，则更多需要“人”对价值的坚守。
本文原载《新闻大学》2020年第9期，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详情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周翔，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汕头大学卓越人才入选者，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仲建琴，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攻关项目“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18JZD012）：汕头大学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STF18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