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向理解？柏拉图的困境与马克思的出路——从批判《对空言说》谈起
发布时间：2020-09-26 14:53:35 点击数：
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中描绘了西方思想家追求相互理解之努力的徒劳。柏拉图对通向理解持有悲观看法，认为人最终凭借独立于交流的理性亲知来获得基本信念，并会因此带来相互间永恒的“鸿沟”。面对“鸿沟”，马克思为促进相互理解提供了重要出路：第一，应重视人的感性、能动性和自由，以及人在关系中展开人的本性的事实；第二，寻求理解不能仅在精神层面努力，而应同时深入实践层面；第三，仅凭抽象的分析是不够的，还可凭借历史唯物主义进入具体的社会关系。
“Communication”一词内涵丰富，中文被译作“交流”，又译为“传播”，据《人类传播理论》介绍，该词的定义有126种。李金铨教授根据词源来诠释，认为传播包含沟通、交通和媒介这三种主要内涵。单波教授从文化的视域来诠释，强调文化与传播同构。刘海龙教授分析了中国语境下传播概念的流变，提出从关系、知识和权力这三个维度思考传播概念。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又译《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下文称《对空言说》）中阐述了交流的五重内涵，探讨了人类交流的目的，包括为了实现互相理解，为了协调人的行为，让人与人、人与动物乃至人与机器更好地共存。但彼得斯也提出，由于利益冲突、伦理矛盾、语言隔阂等因素，人与人之间的彻底理解只能是乌托邦，我们应更多地关注传播的协调功能。
笔者认为，不应放弃对理解的追求，因为缺乏理解将招致伦理和政治的灾难。在《对空言说》中，彼得斯对马克思的分析有明显的缺陷，忽视了马克思关于达成理解、建构共识的智慧。本文将梳理彼得斯对“实现相互理解是虚妄的”的论证和阐述思路，通过重新诠释柏拉图的相关文本来批判彼得斯对理解失败的分析，最后通过分析马克思传播思想的特点，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对传播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让他们身上具有的，既遥远又熟悉的特征给我们带来新的教益”。
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中认为，柏拉图的《斐德罗篇》对我们理解“机器复制时代”具有重要价值，是交流理论的源头。通过对比“文字”与“口语”这两种媒介，《斐德罗篇》提供了人类渴望心灵的彻底理解，分析了阻碍理解的“鸿沟”，介绍了建立理解的方式。在彼得斯笔下，柏拉图认为，文字无法像面对面的对话（下文称“对话”）那样消除距离对理解所造成障碍，因为对话和“爱欲“相似，它生动具体能带来亲密、平衡、融洽和互动的关系，并实现意义的完满传递。彼得斯笔下的柏拉图，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认为，只要找到恰当的受众，了解他的个性，塑造融洽的关系，进行均衡的互动，使用正确的媒介，就能让要传达的意义完满地抵达受众的灵魂。这里，柏拉图对实现理解充满了信心。
分析了柏拉图之后,彼得斯从“术”和“体”的维度来讲述人追求理解的故事。“术”包括科学技术，如摄影、电报和电话等，也包含催眠术、招魂术以及心理咨询等“术”。压缩时间的媒介——文字、影像技术等，让失去的时间被重新“捕获”，当下的人可以和过往的灵魂交流;压缩空间的媒介让人们对“跨越距离”的梦想凭借电报、电话和广播等技术，以及在文字、言语和图像中得以实现。
“体”是对交流主体的设定。彼得斯分析了奥古斯丁、洛克和库利等人的思想，他们对交流主体的设定表达了克服媒介局限、实现理解的渴望，但在突出交流主体的主体性时，这条路线也容易滑向唯我论，给理解埋下绝望的种子。正如彼得斯所言：“该传统认为，意义和媒介并非不可分割，内容和形式也不是必须在一起，符号和肢体一样，仅仅是精神的容器。交流的任务就是要超越或者绕开‘符号一肢体’(sign-bodies)的局限，直接获得纯粹的‘意义一心灵’(meaning-minds)；该传统认为，精神内容应该能从一个心灵直接倒入另一个心灵；两个心灵之间达成一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彼得斯还特别提到了奥古斯丁，认为奥古斯丁“提出了一整套两两相对的概念……这些成对的概念有：灵魂与身体、心智与感觉、永恒与时间、内在与外在等”，为建构一个具有内在性的交流主体提供了大量思想资源。
彼得斯认为，洛克与奥古斯丁不同，没有在本体论层面上分析交流主体，而是从“谁是意义的主人”这个问题切入，阐述语言才是导致理解失败的根源。在彼得斯笔下，洛克将个体视为意义的主人，因为意义来自个体的观念，观念来自个体的感觉经验。当主体成为意义的权威时，相互理解的失败也就注定。因为，“在交流中，为什么一方非要承认和接受另一方随意附加在符号上的意义呢？”
此外，彼得斯还将唯我论看作奥古斯丁和洛克的同道者。唯我论有一个封闭的“自我”，外在的感觉和内在的思想情感都是“自我”私密的东西，相互理解沦为泡影。技术的发展敌不过对主体的这般设定，彼得斯也据此将交流的目的认定为协调行动，强调交流不仅是语义学、心理学的，更关涉伦理和政治。
柏拉图为彼得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在彼得斯笔下，柏拉图对人的相互理解充满了信心，是“交流在于理解”这一梦想的“缔造者”和奠基人。但通过对柏拉图文本的详细审视，笔者发现，柏拉图对人能彻底理解彼此的看法是复杂的，其文本中潜藏着理解失败的重要原因，即主体的理性是完成该项任务的保证，认知的过程并不依赖人际间的交流与互动。柏拉图描绘了两次因理解失败而导致的死亡，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两次死亡，从中探寻导致理解失败的深层因素。
第一次死亡是“苏格拉底之死”，这次死亡与“听”相关，苏格拉底能听到雅典陪审团听不到的声音。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辩证法和对话的大师。辩证法(dialektike)中的“dia”意为通过，“lektike”有对话、问答之意，辩证法是经由对话获取思想的方法。但苏格拉底和雅典公民在法庭上的对话没能带来相互理解，雅典以“败坏青年”和“崇敬城邦不信的神”这两条罪名，判处苏格拉底以死刑。苏格拉底的死固然源于利益和立场的冲突，但无法互相理解也是判决的重要因素。导致这次沟通失败的原因，洛克的“语言”，也非奥古斯丁的“身体”，而是包含理性认知的“亲知”(并非单纯的感觉经验)，与詹姆斯所说的“私人经验”有相似之处。在审判中，苏格拉底声称自己听到了神灵的声音,但雅典的公民却听不到这个声音，这只是苏格拉底的个人经验。苏格拉底善于对话，但其信念并非来自对话和互动，而是来自独立于它们的“亲知”。
第二次死亡与“看”相关，出现在《理想国》的洞穴喻中，没见过真实世界的洞中人杀死了看见过真实世界的同胞。如果说苏格拉底之死昭示了理解失败在于我们最终依赖“亲知”，那么“洞穴喻”则解析了“亲知”中所包含的理性，“亲知”不仅以感性来捕获，还包括理性认知的成分。“洞穴喻”中有两类人，一类人没踏出过洞穴，其所见仅为石壁上的影像；另一类人走出了洞穴，见过洞外的世界，明白洞中同胞所见的仅是影像，当他返回洞穴告诉同胞这一点后，不但不被理解，反而最后被昔日同胞所害。为什么柏拉图笔下的人如此固执己“见”，无法沟通呢？一方面是因为柏拉图相信信念源于“亲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柏拉图理性地、直观地把握世界的本体(idea)。这一思想在《美诺篇》《斐德罗篇》《会饮篇》和《理想国》中都有相关阐述，如“这时候他会用双眼注视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他会发现在这样的沉思中能产生最富有成果的心灵的对话，能产生最崇高的思想，能获得哲学上的丰收”等。
由于理性地“看”是把握知识、价值和规范的保证，所以“亲知”既是获取的过程，又是确证的过程，它成就了主体的权威。如果不注意这种模式的适用范围，在交流中，主体会自然地倾向将自己的信念普遍化，失去理解和交流的机会，最终滑向唯我论。另外，由于这种把握是一种直观，不依赖中介，无法形成针对中介的诠释和讨论，所以无法形成可供交流的意义空间。至此，又一妨碍互相理解的因素浮出了水面，它不停地挑战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当我们将目光转向马克思，或许我们会发现新的希望。
《对空言说》的第三部分介绍了马克思对交流的思考，认为马克思关注关系中的病理、权力和扭曲,关注传播与政治、伦理的互动,但同时，依旧认为马克思在追求飘渺的乌托邦。彼得斯的分析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基础，但当我们综合考察《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时，马克思传播思想的主要特征便浮出水面，为寻求理解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根据彼期的解读，“马克思作品的核心中有一种明显的交流视野”，他分析了货币对关系和交往的扭曲。在彼得斯看来，马克思认为，如果不对社会生活的物质和文化结构进行重组，仅凭治疗性话语和技术性话语,就无法消除交流中出现的各种混乱。而且，马克思希望排除媒介对交流的扭曲，实现具体、互惠和平等的交往，希望“我们对他人的影响力仅与我们个人的能力或主张相关，而不是依据那些如权力、地位、金钱等外在因素”。以爱为例，马克思希望爱的回报是爱本身,而不是金钱或权力等，爱应该是互相吸引的两个人之间互相的爱，而不应该受到外在或外部因素的影响。
在马克思这里，交流根植于社会实践，绝非只关涉精神。正如面对困难时，我们不能仅靠“喝鸡汤”来麻痹精神，还要解决实践中的真问题。我们不能就交流谈交流，就媒介谈媒介，还应关注交流所根植的实践。但遗憾的是，彼得斯看到了政治和伦理,却没有跟随马克思考察实践对促成理解的作用，错失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源。下面，我们将通过分析马克思寻求理解的三条“出路”，尝试从中获得新启发。
出路（一）：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对理解的启示。在谈论理解时，我们可以指理解观念，也常说理解人，日常语言中常有“理解你”“懂得对方”的表述。人不仅是交流的主体（传播者、受众和用户），其本身还是传播的内容。因而，理解人对传播学而言尤为重要。柏拉图强调人的理性，亚里士多德讲人是政治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的肖像，洛克说人是意义的权威，这些都是从类本质的维度来谈论人和理解人。
马克思首先在类本质的视角之外，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观，“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再是抽象、封闭的“单子”，而是处于关系中，人不得不在社会关系中实现其本质，在关系中建立恰当的交往方式。我们应该时刻将理解和交流的主体置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中来思考。
其次，马克思提醒我们人是感性的和实践的，感性因素对传播效果和促成理解有重要意义。就内容而言，在理性主义的阴影下，理解的对象常被锚定为观念，但在实际中，我们常需要理解他者的情绪和感受。就传播效果而言，感性因素对观念和价值的传播有巨大的影响。感性并不意味着人是完全被动的，在马克思这里感性因素还意味着实践，“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人不一定会被感性裹挟为“乌合之众”。从实践和感性活动的维度来审视人的感性因素，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给予传播研究的第二点启发。
此外，马克思指出自由是人的本质。“一个种的整体特征、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征”。任何以抑制自由为代价的交往方式都会面对来自人性的抵触。
出路（二）：通过“进入”实践和共同实践来寻求理解与共识。如前所述，面对妨碍理解的各种因素，彼得斯观察到两套解决方案。第一套是构建有针对性的、融洽的和平等互惠的交流环境，第二套是使用新媒介，求诸新技术。两套方案的共同点是为交流提供好环境、好工具，通过精神层面来完成理解，具体路径如图1。
图1
与之相对，马克思通过考察实践来把握观念和精神活动。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由于实践是意识的根源，我们可以通过深入彼此的实践来理解彼此的精神，可以通过共同的实践来凝聚可能的共识，具体路径如图2。
图2
在日常交往中，语义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澄清某些误解和混淆，但当我们在跨文化语境中面对宗教、政治和伦理隔阂时，需要的是深入各方的生活与生产，了解观念的社会根源和历史逻辑。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例如，在对外传播中，我们常发现道家文化比较容易引起关注，而儒家在异质文化中的传播则相对困难。这一方面和具体内容相关，另一方面也有其实践根源。很多艺术实践（如园林艺术）、医学实践（如中医）、体育实践（如太极拳）等能体现道家的文化。交流者可以由“用”到“体”，在具体的操作中体验道家文化的精神内涵，儒家则没有这方面的优势，因为儒家对应的实践主要在政治、教育和家庭生活中，它们不易在异质文化中展开，由“用”到“体”的路径不易走通。这就为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启示，即多尝试实践之路。我们应积极传播自身文化中利于合作的元素，努力促成共同实践，让各方在共同实践中体会和觉察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提炼相关因素，使其成为支撑共同实践、解决共同难题的养分与基石，成为源于共同实践的新文化的组成部分，以取代那些脱离实践、企图把自身信念和价值观“搬入”他者大脑的做法。
出路（三）：在分析妨碍理解、造成误解的因素时，不应仅有抽象和一般的分析，还可以凭借历史唯物主义进入具体的社会关系。例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呈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原则侵蚀家庭情感原则的逻辑。当面对货币这一媒介时，马克思没有抽象地将货币视为财富，而是突出货币的资本维度（这一维度在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凸显），发现了以交换价值替代使用价值、以资本原则统摄所有社会关系的异化之路。在面对身体这一“鸿沟”时，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视角是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文化所规定的身体。通过马克思主义，身体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关联得以展现。需要注意，与自由主义将社会视为“自然”的集合、放大、延长不同，历史唯物主义更善于进入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来解析问题。在各类研究中，我们都能听到回归“情景”以及避免过度抽象的呼声，但也能看到种种回归后的琐碎和凌乱。我们不妨跟着马克思的方向来跨越各种妨碍理解的鸿沟。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轻易放弃追寻相互理解的努力，因为理解是人相互协作和共同生活的基础。彼得斯不断提示我们关注妨碍理解的“鸿沟”，然而有些“鸿沟”并非直接妨碍理解，而是消除了人们互相理解的愿望，如利益冲突、政治冲突等，有些“鸿沟”则是人类自己“画地为牢”，如唯我论倾向的自我设定和对脱离交流来获取信念的执念。面对它们，我们不应忘记马克思的智慧，关注实践对促成理解的作用与意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解析关系，分析其中的交流内容和主体，或许就能借此打开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新天地。
作者简介：肖劲草，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办公室副主任，《跨文化传播研究》《传播创新蓝皮书：中国传播研究报告》编辑；胡彦然，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本文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如需查看或引用原文，请参考如下信息：
肖劲草,胡彦然.如何通向理解?柏拉图的困境与马克思的出路——从批判《对空言说》谈起[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9(02):25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