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社团和传媒机构（主要是报社和出版社）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主要平台，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主要围绕这些平台而展开。这些机构大多集中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因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际关系网络带有鲜明的都市空间复合色，而学缘关系则是主要色彩。“传统的精英网络是以宗法血缘和地域关系为核心的。到了现代社会，由于原来的宗法家族系统的解体，精英的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加速，精英的关系网络认同转而以共同的教育为背景，特别是学校出身为中心。比较起同乡、同宗，校友更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共同的师长、共享的校园文化和人格教育，使得校友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和感情认同。”这种学缘关系在近代上海出版企业的人员招聘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近代上海出版企业招聘人才的方式主要有考试和熟人介绍两种方式，前者是制度化的方式，后者更多地体现了地缘、学缘等关系。较为普遍的情形是：高级人才如编辑的进用大多采取熟人介绍的方式；规模越小的出版企业越偏向采取熟人介绍的方式进用人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全盛时期有编辑300余人，中华书局编辑所在全盛时期有编辑120余人，而全盛时期的世界书局编译所只有编辑60余人。揆诸人事招聘制度方面的史料，较之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编辑所进用人才更加注重学缘关系。

1916年，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茅盾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从同事谢冠生口中得知：编译所中的国文部是“常州帮”的天下，而理化部则是“绍兴帮”的地盘，这体现了地缘关系。在世界书局编译所，则存在着一个联系较为松散的“之江帮”，其体现的正是学缘关系。林汉达（1900～1972年）、陆高谊（1899～1984年）、胡山源（1897～1988年）、朱生豪（1912～1944年）是世界书局编辑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林、陆、胡、朱均为之江大学的毕业生，陆高谊进世界书局之前是之江大学教务长，胡山源则是英文系教师，陆、胡二人虽未直接教过朱生豪，但亦可算是他的老师。林汉达于1928年进入世界书局，从普通英文编辑逐渐做到出版部部长，极受总经理沈知方倚重。1931年，在林汉达的引荐下，胡山源进入世界书局。同年，在胡山源的引荐下，陆高谊也进入了世界书局，他是以总经理秘书的身份进来的。1934年，陆高谊继沈知方之后出任总经理。朱生豪于1933年夏进入世界书局，引荐人也是胡山源。除了林汉达与朱生豪无深交外，陆高谊、胡山源二人与朱生豪的关系均较为密切。

先来看朱生豪与陆高谊的交往。1933年7月，朱生豪与陆高谊从嘉兴乘火车同赴上海世界书局任职。到上海后，朱生豪就寄住在平凉路平凉村28号的陆高谊家，一日三餐也随陆家人一起。这一住就是三年多，直到1936年10月，因中日关系日趋紧张，陆高谊一家搬到了租界，没有多余房间，朱生豪才搬出陆家。陆高谊既是朱生豪的前辈同学，又是他工作上的上司，更兼在同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三年有余，二人相知应该是很深的。在写给宋清如的书信中，朱生豪曾提及他与陆高谊的两次交谈，详见下文。

再来看朱生豪与胡山源的交往。搬出陆高谊家后，朱生豪先是在胡山源家暂住了一阵子，随后在胡山源家附近租了间房，并在胡山源家搭伙近一年。朱生豪对胡山源的印象不错，在1936年10月写给宋清如的一封信中，朱生豪曾提及胡山源“人也很好”。前文提及，朱生豪是由胡山源介绍进世界书局的，胡山源在一篇悼念朱生豪的文章中曾提及此段往事，并回忆了与朱生豪相处的情形。

朱君在大学一毕业，就由我的介绍进入世界书局编译所英文部任职。这实在比了一般大学生为幸运，因为他即毕业即得业，而所业又正是他所乐为的文学工作。他的工作是出色的，因为他的中文和英文，非但都在他的同班之上，也远胜于一般文艺青年。我很高兴，有他这样一个人，为母校生色，为文学工作添人才，为我个人增加同志。有一时期，他寄膳在我家中，因此每天，几乎所有白昼的时间，我都和他在一起。

可是他太沉默了，沉默到使人不太易相信的地步。在编译所中，四五年来，我没有听见他说过十句话。有谁和他说话，他总以微笑报之，不是不发一言，便只一二个字最简单的答语。有一次，他身体不舒适，也不作声，成了病，也不告诉我们，只恹恹地睡在另外借居的房屋里不出来。我妻前去探探，发觉他形势的严重，连忙为他找医生来看，果然是我们预料的猩红热，连忙将他送医院，在那里住了几星期，方才回来。在这样紧张之下，他也没有说一句懊丧的话，甚至连痛苦的呻吟也没有，只默默地听由我们的安排。他到了心的沉默的地步。

在中外出版史上，流传着许多关于赞助人与作者亲密关系的佳话，一个例证是近代英国出版人John Murray（1778～1843年）从精神和经济上慷慨地赞助当时的无名青年Byron（1788～1824年），并于1812年出版了Byron的ChildeHarold’s Pilgrimage的前两章，凭借此书，Byron一夜成名，而John Murray也成为世人眼中的绅士出版人。Byron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世人留下了众多光辉的诗作，这些诗作大多交由John Murray出版，Murray为这些诗作前后向Byron大约支付了2万英镑稿费。在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这个数目是相当巨大的，须知同时期小说《简·爱》中的主人公简·爱，她在桑费尔德庄园当全职家庭教师的年薪才20英镑。Byron在经济上有赖这笔巨额稿费，才得以自由徜徉诗海并参加希腊民族解放运动。

切入正题，从赞助人视角考察朱生豪译莎的缘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詹文浒的引导，于朱生豪而言，詹文浒是名副其实的赞助人，他的赞助既体现在经济方面，更体现在精神鼓励方面。

正是由于詹文浒的影响，朱生豪对图书编辑工作（创作型）开始产生认同，对他而言，世界书局由此从压抑性场域转为生产性场域。

詹文浒（1905～1973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后任教于之江大学附属学校——秀州中学（朱生豪的高中母校），他与朱生豪的关系极为亲密。詹文浒进入世界书局应当是在1932年到1933年之间，由于他的个人才华比较突出，学历又高，进入书局不久便被擢升为英文部主任。詹文浒在世界书局期间最主要的事迹是主持编纂《英汉四用辞典》，此项工程耗时三年有余，参与者有二十余人，朱生豪是主要参编人员。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詹文浒发现这个年轻的伙伴如此酷爱诗歌，具有卓越的诗歌才华；同时也察觉到朱生豪虽然在编纂工作上十分出色，但是对于这种缺少创造性的工作深感苦闷。于是，詹文浒便劝朱生豪从事莎剧全集的翻译工作，这是1935年春的事。朱生豪在1944年写的莎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说：“廿四年（按指1935年）春，得前辈詹文浒之鼓励，始着手为翻译全集之尝试。”1935年被称为上海出版界的“翻译年”，当时沪上的大小书局竞相出版翻译类书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茅盾主编的《世界文库》（1935年起由生活书店陆续出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詹文浒鼓励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若缺少机构或个人的赞助，译者想要以一己之力完成此项工作将极为艰困。早在1930年，胡适上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时，就商请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莎翁全集翻译委员会，预定5年完成全集翻译工作，稿酬优厚，并可按月预支。怎奈事与愿违，陈通伯不肯参加，徐志摩于1931年不幸遭遇空难，而叶公超和闻一多均志不在此，只剩了梁实秋一人坚守。此后梁实秋开启了长达30余年的译莎历程，可以说，若无胡适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长久赞助，梁实秋恐怕难以完成此项艰巨而浩大的工程。

与之相对比，朱生豪翻译莎剧时的赞助人实力是远远不如梁实秋的：詹文浒在文化界的影响力远不如胡适；而世界书局作为追求盈利的企业，在对译莎事业的支持力度上也远不如公益性质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许国璋在《梁实秋谈莎士比亚翻译》的按语中说：“梁也提到了朱生豪所译莎剧27种。我们追忆往昔，对比梁朱境遇，后者既缺图书，又无稿费可言，以一人之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此译事，是由于什么动力？我想，首要的是天才的驱使。”许国璋先生的这段话一语中的，不过有一处与史实有出入，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是有稿费的，只是稿费比较微薄。晚年的胡适曾与秘书胡颂平谈起过朱生豪，对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当年无缘赞助朱生豪从事莎剧翻译，他心中是有遗憾的。

作为赞助人的詹文浒，他对朱生豪的赞助主要体现在精神鼓励方面。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书信中，有许多封都是专门讲译莎的，遗憾的是这部分信件中的大多数毁于“文革”时期，我们也就无从得知更多关于詹文浒鼓励朱生豪从事莎剧翻译的细节。由于深知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1935年春朱生豪在受到詹文浒的鼓励后，前后足足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收集与莎剧有关的资料，直到1936年秋天才与世界书局签订译莎合同。“我们看到，自从译莎以后，朱生豪信中表现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对译莎工作的津津乐道代替了对‘孤独’、‘寂寞’、‘无聊’之类的抱怨，不但人不觉倦，甚至连臭虫、蚊子也‘顾不上’了。”朱生豪精神面貌得以改变，引路人詹文浒功不可没。

朱生豪之所以辞去世界书局的编辑职务，转到《中美日报》任编辑，除了深感詹文浒的厚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应该就是“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为能直接参加抗日战线的行列而高兴”。换言之，在当时的情境下，较之图书编辑，他对报纸编辑更具职业认同感。朱生豪在《中美日报》工作了两年有余，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中美日报》解散。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朱生豪的地位比较特殊，他的实际工作是总编辑詹文浒的秘书兼专栏撰稿人，他与詹文浒在抗日宣传上并肩作战，彼此是亲密战友。朱生豪在《中美日报》工作时与范泉（1916～2006年）交往甚密，范泉曾回忆当时朱生豪忙碌的工作情景。

朱生豪在《中美日报》的职务，始终没有明确宣布。他在总编室门外的一张双人写字台上工作，经常接受总编詹文浒交给他审阅的文稿，只见他在文稿上埋头认真阅读，有时用红笔修改，然后送进总编室。出来时又带了第二篇文稿，继续埋头审阅，推敲修改。他不是社论委员，不写社论。我估计他是在帮助詹文浒审改社论一类的文章。后来又增加任务，安排他写“小言”。因为他沉默寡言，一直埋头工作，与编辑部其他同事虽共处一室，却很少交谈。从工作现象看，他似乎是詹文浒的秘书，做着总编助理一类的工作……我回想到他经常向国内版编辑鲍维翰查看电讯稿的事，凭我个人推测，他的工作可能是国内新闻版编辑。此后我看到袁义勤写的一份史料，在《中美日报》编辑部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又联系到他与詹文浒的特殊关系，这才使我肯定：他是实际上做了没有名义的詹文浒秘书或总编助理的工作。

“小言”是《中美日报》国内新闻版上的一个小栏目，文体类似社论，篇幅不长，一般每篇在三四百字，少则只有数十字。朱生豪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以“小言”为总题，写了多达1081篇、共计40余万字的新闻随笔。詹文浒特地安排朱生豪负责撰写“小言”栏目文章这件事，亦可证明詹文浒确实是朱生豪的知音：他深知朱生豪的精神极度苦闷，亦深知他于文字与思想表达方面有过人之处。不同于文学创作，撰写“小言”文章要遵循大众宣传方面的规律以及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框架。1938年，亦即进入中美日报社的前一年，朱生豪曾对“文学救国”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其中就涉及文学与宣传。

有的人主张“文学武器论”，有的人主张“文学无用论”，我自己是略为倾向于后一种说法的。譬如说，救国之道多矣，然而以文学救国这句话总有些说不出口来。也有人说一切文学皆宣传，这话近乎武断，固然一部分文学作品自有其宣传的价值，但宣传只是它的附带的作用。好的文学不一定产生大的宣传效果，而一篇平庸的作品却可以因为适中读者的心理而成为成功的宣传。

可知，朱生豪对于文学和新闻宣传的作用是比较了解的。朱生豪之所以踌躇满志地到中美日报社任职，是因为他意识到报社相较于出版社在大众宣传方面具有更为直接的效果。在撰写“小言”的过程中，他十分讲究写作技巧，总是能巧妙地将文学性融于宣传作品之中，以期切中读者心理。范泉认为朱生豪所写的“小言”文章，“深刻揭露了日伪及德意法西斯的滔天罪行，热情鼓舞了‘孤岛’乃至广大沦陷区人民的团结战斗。从艺术方法看，有相当一部分仍然反映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调动了他艺术创造的积极性，流露出他高超的思想境界，在‘社论腔’的缝隙中迸发出令人感奋的艺术闪光”。确实如此，如果我们对《朱生豪小言集》进行文本细读，就会发现，朱生豪深厚的文学造诣在文本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太平洋上的插曲》（1940年10月10日），系用戏剧台词的形式写成；《雅典颂》（1941年4月27日），系用诗歌的形式写成；《奇境中的爱丽丝》（1941年3月27日），系化用1933年Norman Z.Mcleod执导的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意象以辛辣讽刺日伪。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试看《雅典颂》中的文辞，寓诗性于战斗性之中。 

他们说，“同志，我们不久将再相见！”

从互文性理论来看，朱生豪在中美日报社的工作经历本身就是社会文本，这必然会对他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产生影响，其互文性主要体现为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于他的编辑活动与翻译活动。在这段时期，由于改稿、撰稿任务繁重，朱生豪只能抽空进行翻译，“有一部分就是他关在中美日报馆内译成的”。詹文浒在政治意识形态浓厚的报社内，也尽可能地为朱生豪提供较为宽松的工作环境，从来不发展朱生豪参加国民党的各类党团组织，而是以学者的态度对待这位才华横溢又个性极度内向的亲密伙伴。

朱生豪以翻译家的身份为世人所知，他的图书编辑身份和新闻编辑身份则鲜少有人知道。自1933年夏进入世界书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精神极为苦闷，对图书编辑工作（编校型）极为厌倦甚至厌恶，多次萌生去意。原因在于朱生豪有着非常强烈的意义表达欲望：在大学时代，与诗社同人唱和是朱生豪日常性的意义表达方式；而进入世界书局后，编纂工具书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个人意义的表达受到抑制。

朱生豪的性格极为内向孤僻，他的日常交际圈子非常狭窄，仅限于恋人宋清如，师友陆高谊、詹文浒等极少数人。他进入世界书局工作，便是昔日的老师陆高谊推荐的。他对图书编辑工作（创作型）萌生兴趣，也是昔日老师詹文浒引导的；而他在1939年转入新闻业，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新闻编辑工作，引路人同样是詹文浒。

揆诸史料，朱生豪在职业认同上经历了由对图书编辑工作（编校型）的厌倦到认同图书编辑工作（创作型），再至将新闻编辑工作作为抗日宣传的方式，这离不开詹文浒的引导。世界书局曾经是朱生豪表达建构自身意义的压抑性场域，在朱生豪与世界书局签订了译莎合同后，世界书局则从压抑性场域转为生产性场域；而《中美日报》则一直是朱生豪建构自身意义的生产性场域。这便是朱生豪职业认同变迁背后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