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如何相互适应与调整？这个问题在人类交流之初便沁入人类的日常思考。无论是古希腊亚里斯多德《修辞学》中强调的“演说者对听众性格、情感和心理的把握”，还是康德提出的“站在他者位置思考与交流”，又或者诸如我国先秦《韩非子·说难》中 指 出 的“游说的要诀在于看准对方心思，投其所好，循序渐进”，《庄子·山木》流传至今的“入其俗，从其令”的古训，都关注到传播需要分不同对象与场景进行调节，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20世纪初，实证主义的兴起让语言学和心理学学者开始关注不同群体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适应问题，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蓬勃发展。传播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以下简称CAT)便是其中之一。
CAT的前身是美籍社会心理学家Howard Giles在1973年发表的《面向人际适应的言语理论：基于加拿大的数据》一文中初步提出的“言语适应 理 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SAT)。该理论的前提是：“交流双方在互动中调整自身的说话和发音方式以及姿势以适应对方”。CAT关注的是交流双方如何根据语境和对方的特征调整自身行为来适应对方。这种通过调节、修正个人沟通行为而不断向他人靠拢或者远离的行为叫作适应(accommodation)。CAT认为，说话者在互动中运用语言策略达到获得听者赞同，保持积极的身份以显示个性的目的。语言策略包括：趋同(convergence)、趋异(divergence)和维持(maintenance)三 种。趋同即说话者利用语言(语速、口音)、副语言(如停顿、话语长度)和非语言(如微笑、凝视)来调整其交流行为，使之更接近对话者的行为。相反，趋异则会加大说话者与他人之间的语言和非语言差异。与趋异类似的是保持，即一个人坚持自身原始风格，而不管对方的沟通行为。
CAT作为人际沟通过程中交流双方彼此适应的解释性框架，受到语言学、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关注，并在不同语境下被广泛运用，产生了大量衍生的理论模型。回顾传播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每次传播技术的重大改变都会带来研究范式的转变，推动传播理论的演进。当前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移动化、智能化、场景化等重要变革发生后，CAT的理论创新和发展又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基于此，本文全面把握和梳理CAT研究，尤其是从时间序列上探讨主要研究议题和领域，识别和分析关键性文献，归纳研究的演进脉络，进而形成对CAT理论发展的全球图景的整体性认识，以期对当下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在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陈力丹、喻国明等学者使用文献计量方法研究了新闻传播学相关问题，其优点是提供整体性框架，全景展现研究主题的发文、作者、引文现状，研究领域、热点和趋势等。然而，研究人员仅靠文献计量方法只能迅速了解文献表面信息(外部特征) ，对于内容(内部特征)难以进行深入洞悉，文献计量的结果需要配合内容分析方法加以解读。本文综合使用文献计量方法和内容分析法，弥补各自的不足，提高分析效率，增强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具体而言，文献计量主要通过HistCite对CAT研究脉络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引文分析。HistCite是SCI发明人、美国著名科学计量学家尤金·加菲尔德于2001年推出的一套引文编年可视化程序，通过对文献搜索结果进行分析和组构，了解各个学科发展的峰谷趋势，研究文章之间的引用关系并生成文章之间的引用关系图表，析出该领域的发展脉络，确定引用最多的文章的分布规律。程序涉及的重要参数指标有GCS(Global Citation Score) ，它代表某一文献被整个WOS数据库中的所有文献引用次数；LCS(Local Citation Score)代表某一文献在本地文献数据集中被引用次数。其中，GCS值一定是大于或等于LCS，相对而言，LCS更能反映某一文献在特定领域的影响力，LCS值越大意味着文献越重要。在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重要文献辅以精读，识别理论演进过程中的相关理论来源、研究议题和应用领域等，归纳出CAT研究的演进路径和应用状况。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美国科学引文(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含SCIE、SSCI、A ＆ HCI、CPCI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以“TS=（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 OR （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为检索策略，年限设定为“所有年份”，文献类型为“Article”，共检索到CAT相关文献258篇（检索时间为2019年4月8日）。为避免遗漏未包含的某些具有开创性的且无指定关键词的文献，利用HistCite软件中“Cite Reference”筛未被本地数据集收集的关键文献，依据本地数据集的引用记录数Recs进行排序，将Recs＞10不在本地数据集内的文献补充进数据集，增加文献35篇。经过查重后，最后获得293条文献记录进行后续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CAT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
以年份统计本地数据集中的文献记录和本地引文数得到图1，从中可发现，整体而言CAT研究文献数量(Recs)波动增长(2019年数据不完整不做分析) ，且2012—2017年文献数量加速增长，说明学者对CAT的研究和运用越来越关注。就引文情况而言，CAT研究被引文的四个峰点年份是1973年、1988年、2005年和2007年，通过后续分析可知为四个峰点年份被引频次做出重大贡献均出自与CAT理论的提出者Howard Giles及其合作者的开拓与转折性文献。
图1：CAT研究文献和引文年度分布统计图
（二）CAT载文期刊分布
一般而言，通过载文期刊的分布可以反映某一理论被哪些学科和领域所关注。对本地数据集 文献载文期刊分别以Recs和LCS进行排序统计，选择位列前10的期刊，如表1。无论是发文量还是引文频次，CAT载文期刊主要集中在语言学、社会心理学和新闻传播学三个学科，其中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在发文量和引文频次都高居前列。另外载文期刊也涉及健康、医疗等领域，这也符合CAT作为一种关于交流适应的基础理论和解释性框架在健康、医疗、跨文化等领域具体运用的现状。
表1：CAT研究重要期刊发文量和引用频次排序表(前10)
（三）CAT研究核心作者分析
综合分析本地数据集中作者文献发文量和引文频次，并进行排序统计，排序前10的见表2。从表中可知，Howard Giles（Recs=30，LCS=116）和Cindy Gallois（Recs=14，LCS=104）两位学者影响力较为突出。其中，Howalrd Giles为CAT的提出者，现为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研究兴趣从早期语言和交际的社会心理学转向跨学科的交际沟通，一直致力于研究CAT在跨群体的应用和发展；Cindy Gallois现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研究兴趣在于健康环境下群体间的交流、跨文化沟通，尤其对于医患护理沟通较为关注。
表2：CAT研究高影响力作者引用频次排序表(前10)
（四）引文时序分析
根据文献引文关系生成的引文编年图是HistCite的特色功能，通过观察引文变化可以了解数据集研究领域主题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继承关系。利用程序中的Graph Maker功能，以LCS Count为条件，设定节点数为50，绘制出CAT研究的引文编年图，从引文时序分析CAT理论的演进路径，如图2所示。引文编年图显示了CAT研究影响力最高的50篇文献的发表时间和互引关系。图中左侧是文献的发表年份，与年份平行的圆圈代表该年发表的文献，每一个圆圈代表一篇文献且标有数字编号，圆圈的大小与该文献的LCS值成正比。圆圈之间射线相连，箭头指向被引文献，箭尾指向引证文献。圆圈越大、引用关系越多，说明该文献被引频次越高、关注度越高。通过观察连线两端以及疏密，可以清晰呈现文献之间纵向继承和横向联系的态势和活跃程度。
图2：CAT研究引文编年图
如图2所示，整体上引文编年图连线较为密集且交错复杂，说明CAT研究较为活跃，且研究界限并不明显。根据引文编年图大致可以区分几个互相交融的引证群落。引证群落1由编号为11、17、20、33、34、131、159等组成，主要聚焦代际的交流适应问题。引证群落2由编号为50、92、106、110、159等组成，关注健康医疗领域中医生、护士与患者的交流适应问题。其中引证群落1与2在文献159重叠，探讨的是年轻保健医生与老年人就诊期间的沟通策略，说明随着研究的演进，CAT代际沟通的解释效用已经拓展至医疗健康领域。引证群落3由编号为38、54、75、79、84、93、101、120等组成，关注的是跨语言、跨群体、跨职业(律师与证人、警察与平民)沟通适应问题。引证群落4由编号为1、12、16、19、41、43、47、65、72、139、212等组成，聚焦于自然语言环境下性别与媒体沟通的适应问题。引证群落5由编号为55、99、107等组成，探讨的是CAT在组织传播中的应用。图2所示的文献引证关系可以展现出CAT研究的演进脉络，其中文献20和文献75无论是圆圈面积和连线数量都较为明显，说明两篇文献是关键文献且影响力大。通过后续的文献分析发现，文献20和文献75发表年份分别为1988年和2005年，与CAT演变的两个关键性阶段性节点一致。因此，下文将从横向的5个主要群落和 纵向3个理论演变时期对CAT的理论发展和演变进行内容分析，以进一步描绘CAT发展的理论全景。
四、CAT发展的理论脉络
20世纪70年代，SAT在Giles等社会心理学家不满意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对语言在社会情境中变化描述性而非解释性评价的背景下被提出。1982年，SAT第一次以命题形式被阐释，并且在1987年被拓展并命名为传播适应理论(CAT)。Coupland和Gallois等将CAT运用到跨文化传播领域并加入民族语言身份理论(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ELIT)对CAT进行了改进；2005年，Gallois等对理论又进行了再次更新。由此，综合引文编年图2中影响力较大的关键文献20和文献75的时间节点，将CAT的发展路径概括为三个阶段：基础理论阶段(1973—1988)、拓展细化阶段(1989—2005)、理论简化阶段(2006—2018)。
（一）基础理论阶段(1973—1988)
CAT在SAT的基础上发展而来，SAT作为一种理解人们交流互动时如何以及为何改变彼此的语言风格的解释性理论，其最初的理论来源主要集中在社会心理学，包括相似吸引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归因理论。SAT正是基于这三个重要理论对初始命题进行界定和细化，重点研究了社交场合中言语风格的趋同和趋异策略以及背后动机(认知和情感功能)。
Giles早期对于互动中言语风格改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接受者特征，认为说话者采用趋同策略的一个重要动机是获得彼此的认同。而这种理论解释来源于相似吸引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与他人越相似，越可能被他人吸引。因此，趋同策略的运用使得交谈者越相似，可以推论对方越喜欢说话者，从而获得认同。相似吸引理论解释了趋同的动机，而Giles引用了Tajfe等的群体关系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SIT)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趋异的动机。SAT认为，人们采取趋异是为强调与对话者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心理机制通常是基于说话者的群体身份。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互动双方对情境的定义更多是“群体间”而非“个体间”时，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前者激活一个人的共同社会身份，后者则是个体身份。群体间互动是指个体完全按照其社会类别成员身份来对待彼此；个体间互动是指参与者完全基于他们在气质和个性上的个体差异进行交流，而他们的种族、性别、年龄等并不重 要。因此人们在互动过程中强调基于群体身份的群体间互动，以显示与互动对象的差异性。
除了获得身份认同和强调个体差异的情感动机外，Thakerar等的研究发现适应策略的认知动机:言语沟通的调整可能是为了促进理解和提高沟通效率。因此，说话者可以评估对话者的互动需要和特点，调整说话方式，以更容易被他人理解和预测。采用趋同策略可以增加对方的可预测性，减少不确定性和人际焦虑，增进理解。
这一时期的SAT也汲取了归因理论的观点，用以解释适应策略是如何被对话者感知和评估的。归因理论认为，个体会对人们行为的原因做出解释和推测，可分为个人内部与外部两种原因。人们往往把某种令人满意的行为归因于内部原因(能力、人格、动机、情绪和态度等)，把某种不良的行为归因于外部原因(运气、情境等)。
（二）拓展细化阶段(1989—2005)
随着SAT运用到不同族群间的交流、第二语言习得、代际沟通和不同性别间的沟通等各种场景，衍生出不同的子理论及大量研究命题。由此，这阶段的研究中，语言的适应策略已经不再是理论的唯一焦点，逐渐扩展至复杂且能涵盖不同群体的传播过程的交际理论。Giles等人在1987年的论文中对过去十年SAT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同时根据最新的研究对SAT的命题进行重新阐述，并将其命名为传播适应理论。修订后的CAT结合了自我呈现理论(Self-presentation Theory，SPT)和印象管理理论(Impression Management Theory，IMT)，它指出人们的语言行为可以通过个体想要传达给他人的形象角度去理解。根据自我呈现理论，沟通交流被认为是个体管理自己给他人留下印象的过程。个体试图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特征来给对方(尤其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留下积极印象，这种积极印象对于获得和维持社会权力和影响力至关重要。
CAT在这一阶段研究首先是从跨文化传播开始演进发展。Coupland及其同事从说话人的心理取向出发建构了跨文化的沟通过程模型。Giles等再次采用这个模型并结合族群语言认同理论(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进一步开发了CAT，并对其重新进行了详细阐述，模型包含了交流过程中的所有概念和变量关系。但该模式是仅适用于跨文化背景下的沟通交流，还是可以推广至所有群体互动的环境中？由此，循着该问题，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维度被引入到对模型的普适性的解释中。Gallois等认为，集体主义者对群体认同的信念较强，强调群体的同一性，倾向于凸显群体的内外区别；而个人主义者对群体认同的信念较弱，更看重个人身份与人际关系。这种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特征对于沟通适应过程的研究具有启迪意义。例如Gallois等的研究表明，集体主义文化的说话者比个人主义文化的说话者在心理和语言上更有可能与来自外部群体的对话者产生趋异。另外，CAT及其子理论还被运用到更广泛的情境和领域中，建构了多种独立模型，包括老龄化交际困难模型(Communicative Predicament Model of Aging)、组织生命力模型(Group Vitality Model)、代际互动模型(Intergenerational Contact Model)、多元文化主义模型(Model of Multiculturalism)、工作场所性别不适应循环模型(Workplace Gender Nonaccommodation Cycle Model)和老龄化沟通管理的效果模型(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Effects Model of Successful Aging)等。这些研究关注的是当个人以群际关系而非人际关系去看待互动行为时，非适应语言形式对于理解如何以及为何作为适应行为。
此外，Coupland等研究发现，当人们需要作出适应行为时，他们会使用不同的“协调策略”：近似策略(Approximation Strategies)、可 理 解 性 策 略(Approximation Strategies)、话语管理策略(Approxi-mation Strategies)、人际控制策略(Interpersonal Control)。除这四种适应策略外，Giles等人还提出情感表达和关系需求策略(Emotional Expression)以及面子维护策略(Interpersonal Control)。综上可知，随着研究的深入、细化以及跨学科力量的融入，这一阶段CAT的相关研究涉及面越来越广泛，传播的适应性过程和模型变得愈发复杂，迫切需要一个更加简洁的通用性理论框架来概括前期的理论成果。
（三）理论简化阶段(2006—2018)描述统计
从上文可知，CAT在接下来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在兼顾理论成果的丰富性原则下，尽可能简化CAT的理论模型，使之成为群体沟通的一般通用性理论。修改后的理论模型如图3所示。与之前的模型一样，将群体间的互动置于社会历史背景(sociohistorical context)中，突出了群体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历史、规范及价值观的作用，描述了个体间的沟通互动过程。首先，交流双方如何调整他们的沟通行为通常是基于他们的初始取向(initial orientation) ，即在进入沟通之前人们已有的目标、信念和倾向。这些初始取向受到说话者的群际历史、人际交往历史和社会文化价值与规范的影响，而且初始取向决定了互动双方是采用人际关系还是群际关系取向去看待沟通行为。人际关系取向基于个人身份的显著性，而群际关系取向是基于社会身份的显著性。人际交往的历史程度可以从未接触的亲密关系去做衡量，当沟通双方有积极的人际历史，他们可能倾向于人际关系取向，并采取趋同策略；相反，当双方的人际交往历史是负面 的，他们则可能倾向于群际关系取向而采取趋异策略。另外，社会文化价值与规范影响着人们与谁、在何种场合、如何采取恰当的互动行为，不仅能够限制群际接触的机会，也可以塑造交流双方的互动行为。Marlow和Giles的研究发现，尽管夏威夷当地居民更喜欢说当地的克里奥尔语，但出于各种需要，他们在工作和教育中经常使用标准的英语。这种基于尊重、义务或者社会规范的适应被称为非意愿的妥协。
图3：修正后的传播适应理论模型(Giles等)
其次，交流双方的最初取向转变为心理适应(psychological accommodation) ，即个体双方进入现场互动情形(immediate interaction situation)开始交流。心理调节是由个体在互动中对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的感知(包括所关注对话者的各个方面，之前称为“收件人焦点”)以及对话动机决定的，进而影响双方采用适应(accommodation)或者非适应(non-accommodation)的策略来应对。由上文可知，由于双方关注的焦点不同，可能采取的适应性策略包括：近似策略(趋同、趋 异和维持)、可理解性策略(考虑对方理解能力)、话语管理策略(考虑对方需要)、人 际控制策略(关注双方角色)、情感表达和关系需求策略以及面子维护策略。例如，若说话者关注的是对方的理解能力强弱，那他可能采用提高语速或放慢语速来适应或不适应对方；若说话者关注的是角色关系，他可能采取敬语或者不礼貌的方式来做出调整。同时，在许多互动中，非适应的形式并不明显，欠适应(under-accommodation)和过度适应(over-accommodation)就是其中两种主要形式。Coupland等人在研究代际沟通时发现欠适应现象，说话者完全不顾对话者的行为和会话需求，在互动中保持自己的言行。而过度适应常常出现在“屈尊性的谈话”(patronizing talk)等交流语境中。
最后是与接受有关的感知与归因(perceptions at tributions)和评估与未来意图(evaluation future intentions)。CAT认为，同等条件情况下，适应行为归因为内部因素作出积极评价，进而产生未来与对方积极的互动意向。此外，当说话者被认为是其所在群体的典型成员时，积极的互动意向可能推广至整个群体。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条件是不同的。例如社会规范可能决定适应行为如何被感知。违反社会规范的趋同可能被认为是不恰当的过度适应。被感知并归属于内部群体比被感知并归属于群体外成员的行为更容易得到正面的评价，至少在群体间关系显著的情况下是如此。
五、CAT的应用
Soliz和Giles对149篇(1973—2010)相关文献进行定量分析，发现CAT研究已涵盖传播学、心理学、语言学、组织学、医疗和健康学等，理论运用主要涉及跨文化或民族的语言沟通、代际沟通、性别沟通等十个领域，这些领域涉及的话题可能交叉与重叠。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前文文献计量分析中引文编年图区分4个互相交融的引证群落，横向梳理分析CAT的现实应用。
（一）代际沟通
根据引文编年图(图2)可知，引证群落链1主要聚焦代际交流适应问题。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代际沟通被认为是涉及不同的谈话价值观、信仰、社会议程和语言代码。有研究发现，代与代之间的谈话中，老年人对于年轻人没有太多的适应行为；而年轻人对于老年人的说话方式和风格往往适应或调整过度，且这种适应行为似乎是不情愿的。年轻人对老年人的过度适应的谈话被称为屈尊式谈话，其中比较极端地表现为“婴儿式谈话”。大多数老年人对“不满被使用婴儿式谈话，原因是感觉缺乏尊重和能力”，认为是“年轻照顾者对其的年龄歧视”。这种行为是基于对西方社会中对老年人消极刻板印象(体弱、行动迟缓、缺乏吸引力等)而形成的沟通方式，屈尊式谈话不仅出现在与老年人的谈话中，还出现在与残疾人的交流中。
(二)健康医疗领域的沟通
从引文编年图(图2)可以发现，引证群落1与群落2彼此重叠，说明CAT代际沟通的解释效用已经拓展至医疗健康领域。如Bourhis等人的研究发现，“医 生、护士和患者都认为专业医护人员在进行诊治和护理时应该使用日常语言而非医学术语”；但Puia等人的研究却指出，“使用医学术语和更明确的描述可改善医护人员和患者间关于疼痛的沟通”。所以，为了保证患者的满意度和依从性，医护人需要找到一个沟通的平衡，既不能太强势指令，也不能太被动妥协，即“在需要照顾到患者的情感需求的同时也保证提供准确的病情信息”。对老年人的适应行为不仅对信息交换有影响，对情感维度(自尊)也有影响。因此，一 个CAT的衍 生 理论“老龄化沟通困境模型”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支持、老年人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
(三)跨文化和跨语言的群体沟通
群落3关注的是跨文化与跨语言的群体沟通适应问题，其中包括不同语言、职业和阶层等。由于CAT最早是由研究交流的语言适应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因此CAT一直用于解释不同文化或者语言群体之间的沟通障碍和文化适应问题。Bourhis和Lawson等人分别在蒙特利尔和突尼斯研究了路边行人说法语和英语的趋同、趋异和维持策略，发现适应行为与交流双方能感知到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有关。除了感知的地位和权力因素，还与感知到的对方的语言能力有关。类似的双语维持和转化以及克里奥尔化的问题不仅涉及微观个体层面，还可以延展到宏观层面的结构问题。群体间第二语言习得的成败，不仅关于趋同 能力，还应该从群体间的适应因素去思考，如附属群体对主导群体语言态度等社会心理变量。学者们还关注到地方方言的适应问题，如：Kwon等考察了影响首尔的外省大学生方言使用的因素以及大学生在文化中对标准语言的适应过程；Nilsson等指出，瑞典西部很明显地存在着讲话者会将他们对方言的使用和标准特征与对话者相适应的现象。
除了语言的适应问题，CAT研究也关注到不同职业和阶层之间的适应问题。Hajek等人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美国三个沟通环境中研究了警察与平民的沟通实践，发现感知到的警察沟通的适应行为对警察的信任具有预示作用，同时对警察的信任又预示着对遵守警察要求的态度。而“程序公正的沟通方式比中立的沟通方式更能让人感受到警察的权威或专业素养，过度适应则会让人觉得警察的权威或专业素养较低”。另 外，“法庭上的律师和证人在辩护过程中也常使用适应策略和保持策略，律师较多使用保持策略”，“法律专业人(审判人员)在听证会上宁愿放弃或减弱他们的语言风格，与被告保持距离，以创建一种中立的沟通方式”，“而当面对较严重的罪犯时(被视为外群体成员) ，法律专业人员会更强调一些与他们角色有关的特征”。
(四)自然语言环境下的性别和媒体沟通
引证群落4聚焦于自然语言环境下男女之间和通过媒体沟通的适应问题。男性和女性说话方式不同的观点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同。在CAT的研究中，认为女性更有礼貌和合作性故经常扮演谈话促进者角色，目标和策略集中在与互动对象建立联系；男性更有控制欲，故经常表现出对话题和发言的主导地位，目标和策略在于交换信息和建立地位。在同性和异性混合的社交场域中，人们 会根据互动对象的性别来调整自己的交流方式。研究表明，女性(尤其是遵循传统性别角色的女性)在互动过程中比男性更容易发生适应行为，就如上文所说的女性关注建立联系而男性关注权力，这样的现象容易出现在跨文化的求职情境中。然而，Hannah等人的研究发现，人们更能适应说话者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说话风格而非实际性别。男性和女性在互动过程中适应方式也不同，男性往往通过加强声音的低沉程度来强调他们的男性气质；而女性则通过加强声音的柔和来显示她们的女性特征。这种语言的互补性可以解释为对彼此更具有社会吸引力，“对话者之间的差异越大吸引力越强”。同时也有研究显示“性别化语言使用更多的是语境或讨论主题的影响而非参与者的性别”。除了社交场合的语言互动外，学者们还关注到其他场景的非语言的性别沟通。如Green从邻近的男厕所、女厕所和自习室逐字收集涂鸦发现，涂鸦在主题上出现强烈的性别差异：女厕所的涂鸦更有礼貌和互动性，而男厕所的涂鸦则更具争议性和负面性;而涂鸦的语言风格上的性别差异更为微妙，但总体上与其他语境下的差异一致。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面对面的交流不再是互动的唯一方式，人们之间的适应行为同样在媒体传播中表现突出。Bell对新西兰广播公司的研究发现，新闻播音员应该根据其假定的听众社会经济地位来调整播报的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媒体传播不但比面对面互动内容形式更多元化(可以是视频、音频、口头和书面等) ，现场情境因素的影响也降到了最低(交流不同步)。Buzzanell等设计了CAT在电话答录机的运用发现，即使在这种非同步、时效性有限、信息量较低的互动情境中，也 会出现趋同现象，个体会通过改变他们的语言和信息特征来表现相似性。Crook和Booth针 对 电子邮件的研究发现，邮件收件者对收到与其感觉系统相匹配的发送者的邮件表现出更融洽的关系，如果不匹配则反之，其中感觉系统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风格的词汇在语言中反映。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必然会吸引学者们关注互联网情境下的传播适应现象。与面对面的人际互动一样，在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互动中，权力在塑造语言使用方面具有强大的作用。Tamburrini等对网络社区的适应行为中发现，社区成员的语言特征会随着他们所处社区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其中语言的变化程度与其在社区的孤立程度有关，相互关联产生联系的成员间存在趋同。除了语言风格，社区的主题海报风格也与之前帖子的海报风格存在趋同，特别是在与共享标识相关的样式元素情况下。这种传播适应是双向的，Zimmerma等对在线健康论坛的研究中发现，“为了在网上提供可信的健康信息，专家应该考虑使用与受众相似的语言”，同时“在特定的网络环境中，用户典型语言的使用与对信息的信任评价也不同，信息提供者语言风格影响着用户，这种影响是基于web的沟通环境”。除了语言的适应，有研究还关注到了非语言(表情符号)的适应现象，在男女混合的交流环境中，男性使用的表情符号趋同于女性表情符号的表达。人工智能让人机对话成为可能，Linnemann等针对人机交互的研究发现，人们会根据对象及其语言风格来调整自己的言行，当 人们对受限制语言风格(类似机器人语言)做出反应时，趋同性更强；同时也更加细化人类语言和精心设计的语言风格。
（五）组织传播
引证群落5探讨的是CAT在组织传播中的具体应用。组织传播是“以组织系统自身固有力量为保证，进行有领导、有秩序、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具有很强的情境规范和传受地位权力的不对称性。对外的组织传播主要关注的是组织与客户和公众关系。Sparks和Callan将CAT应用于酒店业，证明了与消费者交流的沟通风格对客户满意度的重要性。而在其他研究中也有类似发现：如Ishak等考察了马来西亚的两次保险销售会议中，保险的买家和卖家都意识到需要根据听众的需要调整自己的语言来达到交际目的，Coupland的研究指 出，旅行社代理调整发音来适应威尔士客户是基于客户的社会经济地位。这种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趋同或趋异是符合CAT关于社会地位和权力影响适应行为的假设的。组织内的传播主要关注的是上下级与平级之间的适应行为，对于分析组织的沟通障碍尤其有帮助。Bourhis引用“语言工作环境”的概念描述了法语员工如何比英语员工更容易适应其同事的第一语言，指出组织地位是趋同的一个重要因素。CAT也适用于解释男性与女性在组织中沟通不当的问题，Boggs和Giles设计的“工作场所性别不适应循环模型”：原来只有男性参与的职业随着女性的加入，男性感受到身份的威胁，从而采取一种不宽容的行为(例如骚扰、屈尊式谈话、带有性别歧视的话语等) ，向那些“闯入领地”的女性发出她们不受欢迎的信号，而女性则做出不配合的回应(向主管投诉等)。如果这种回应解释被为带有敌意的，那么可能导致男性更加不配合，进而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组织内部交流的中断。
六、结论与讨论
基于美国科学引文(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CAT相关文献，本文运用引文图谱分析软件HistCite展开文献计量分析，以图谱的方式展示CAT的研究现状和理论脉络；并结合内容分析法对CAT在各领域的现实应用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在理论提出的40余年间，CAT经历过了多次理论的完善，发展的理论脉络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早期汲取社会心理学理论理解社交场合中言语风格的趋同和趋异策略以及背后动机，扩展至复杂且能涵盖不同群体的传播过程的交际理论，再简化成为群体沟通的一般通用性理论，这一路径反映出理论“建构—深化—简化”的整体线索。
其次，与其他交际理论不同，CAT研究者在理论发展的过程不仅仅从人际关系的角度解释跨文化的适应问题，同时兼顾文化、跨群体和个人因素的重要作用。CAT关注宏观因素(群体间)和微观因素(人际间) ，既是一个行为理论也是一种解释范式，它强调集体认同在人们互动中的意义。就 如Harwood(2006)所言：“集体认同是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部分，需要将更高层次的自我意识作为更为常规的问题纳入沟通研究中”，影响传播双方的沟通适应存在群体间的和人际的双重因素。
最后，CAT作为解释传播双方如何适应彼此语言风格和交流方式以及动机与结果的理论框架，已经跨越多个学科，广泛地被不同国家、语言文化背景的学者应用于不同社会群体(文化、性别、代际和能力)、情境(组织、医疗健康、法庭或者日常街道上)、不同媒体(面对面、广播、电话、Email和社交媒体等)的交流活动中，这些应用彼此交错和融合。随着跨学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际沟通过程的语言和非语言的适应过程仍然是CAT关注的重点，尤其是人际沟通在不同情境下的适应行为，如CAT在互联网中的语言(网络流行语、表情符号等)和非语言(体态符号等)的适应的解释力如何？以往CAT关注的是双元互动(两个个体之间)的适应行为，在同一场景下单一个体面对多个对象的适应过程又将会是怎样？此外，已有不少研究证明适应和非适应行为在遵纪守法(警务中)、减少群体偏见和医患互动质量方面的重要作用，未来的研究可能对此展开更加深入、广泛的应该场景，为理解“为什么沟通/传播如此重要”不断提供更加丰富的解释性理论养分。
本文系国家重点研究计划项目（2018YFC16-4000）之子课题（2018YFC16-4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