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自传是网民以自传的方式呈现的个体网络历史，是互联网口述历史和互联网记忆的一种，亦是研究互联网历史的路径之一。本文基于224份网络自传，考察网络自传呈现的互联网记忆的主题及历史线索。研究发现：网络自传不仅再现了互联网发展的进程与网民个人的成长历史，以及网民的生活变迁与转向的历史，还折射着家庭史与社会变迁的过程。因此，网络自传具有公共书写的意义，可用来洞察个人与社会使用互联网的历史。网络自传既是互联网历史和记忆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内容，也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研究方法。
 

一、为什么研究互联网历史与互联网记忆？

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研究的方兴未艾不相适应，互联网历史是一个发展缓慢的研究议题。个中原因，一则是因为互联网历史并不长，从1969年的阿帕网算起也不过50年的时间。二则是因为研究者的意识不够，而且前期的不少研究具有以北美和欧洲为中心的倾向（Goggin & McLelland，2017），导致其他区域的研究被忽略。近年，互联网历史研究的意义正在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一则互联网因持续渗透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成为“变化的中心”，其历史即是一部“社会史”，反映了特定社会的变迁及其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互联网的历史也是个人、社会与时代的历史。因此，未来的人们了解当下的时代绕不开对互联网历史的研究（Brügger，2009，2012）。二则互联网历史是媒介历史研究的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的互联网及其发展趋势（吴世文，2018）。

对于中国来说，互联网参与并折射着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过程。在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互联网至少与之“同行”了20余年，是中国历史—社会转型的重要“变量”（黄旦，2019）。这意味着，记录、理解、反思中国社会在当下的转型发展，离不开对互联网历史的考察。从切近的节点上看，如果从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算起，2019年是中国互联网的25周年。如果以1969年诞生的阿帕网为起点考察国际互联网的发展，2019年是国际互联网发展50周年。这使得互联网历史研究在当下具有了“周年纪念”的意味，亦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因此，到了必须研究中国互联网历史的时刻。

不过，如何研究中国互联网历史，以何种路径切入和以何种方法开展，尚是有待开掘的话题。其中，网民对互联网的记忆是研究互联网历史的可行路径之一。这是因为，媒体只有通过“人的使用”的中介才能发挥社会影响力。互联网因为网民的使用而成为全球性媒介，网民是互联网的重要组织部分。网民的互联网记忆源于对互联网的使用，是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的体现。因此，在互联网历史缺失的语境下，网民记忆是书写互联网历史的必要“切口”。特别是，对于那些消逝的互联网历史，网民记忆成为最重要的“史料”。

每个网民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网络历史，正如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历史。网络自传以自传的方式呈现网民的网络历史，是互联网历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网络自传是互联网口述历史和互联网记忆的一种，是研究网民记忆的重要素材，也是研究网民的日常实践的可行路径之一。当前，有不少关于互联网创业英雄或技术精英的传记，构成互联网历史的一个侧面。但是，鲜见基于网民视角的互联网历史书写，而缺少网民视角的互联网历史是不完整的。由于网民可以在互联网时代发声与进行“公众书写”，卡尔·贝克尔（Karl Becker）的“断语”“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贝克尔，2013）有了新的可能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可以是历史书写的参与者。更为重要的是，关注网络自传，研究网民，实则是研究互联网历史中的人，回归了对人的研究，可以超越偏重技术、商业、事件的互联网历史研究，使互联网历史获得更为开阔的空间和开放的视角。

研究网民的网络自传，有何意义？具体说来，首先，是从使用者视角自下而上地书写互联网社会史的必要组成部分；第二，是记录与研究网民个体与群体态度、情感与行为的可行路径；第三，是记录与洞察时代变迁的“窗口”；第四，是保存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史料”的基础性工作。这意味着，研究网民的网络自传是可行的，而且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本研究基于网络自传考察网民的互联网记忆。网络自传产生于网民在特定社会中的互联网使用，不仅是网民个人的历史，而且还折射着群体的与社会变迁的历史。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网民个体的经验，来洞察群体的历史以及整体的、大局的社会变迁。从网民的网络自传中，我们可以了解个人和社会的网络历史，了解中国互联网的技术史、社会史与文化史，乃至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

 

二、媒介记忆、互联网记忆与自传式记忆

“媒介记忆”作为媒介研究与记忆研究的交叉领域，近来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媒介记忆的研究路径有二：第一种关注通过大众媒介所叙述的有关过去的记忆。大众媒介通过其日常的信息采集与报道等活动，可以形成以其为主导的社会记忆（邵鹏，2012），在集体记忆的塑造与传播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是现代社会重要的记忆机制（Edgerton，2000；李红涛，2013）。第二种是关于媒介自身的记忆叙述（Neiger，Meyers & Zandberg，2011）。目前，媒介记忆的研究以第一种路径居多，第二种路径的研究相对较为缺乏。但是，随着媒介研究的繁盛，有关媒介自身的记忆的研究会越来越引人关注。

对媒介自身的记忆的研究主要沿着两种思路展开：一则是有关媒介的记忆叙事，二则是从物质性的角度保存与记忆媒介。其中，又以前者为主。此一脉络的研究关注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及其个体记忆（吴世文，杨国斌，2018），倾向于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与媒介文化史（Dhoest，2015；Bourdon，2015）的路径，以弥补“自上而下”的媒介记忆研究的不足（Penati，2012）。研究者们既将媒介视为集体的社会参与的产物，又关注使用媒介的个体对媒介的叙述与定义（Anderson & Curtin，2002）。在很大程度上，个体记忆所传达的不仅是个体对所经历的过去的认识，也是个体对于自我的理解与认知（邵鹏，2014）。因此，个人记忆作为历史工具，构成了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不见的历史”中的“零碎的”现实，而个体的解释需要得到关注（Penati，2012；Bourdon，2015）。因此，媒介记忆研究既关注个体的媒介使用以及个体与媒介的交往，又关注媒介的历史，具有回忆者个体自传与媒介传记的双重性质（吴世文，杨国斌，2018）。个体作为“亲历者”因媒介使用而产生媒介记忆，其自身的视角常常被“代入”媒介记忆，从而赋予媒介记忆以自传的特征。

互联网记忆基于互联网的扩展而形成，在媒介记忆的两种研究路径铺开。在互联网作为社会记忆机制的研究中，研究们关注数字记忆这一新议题（Reading，2011：241-252）。对互联网的自身的记忆研究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Allen（2012）通过分析有关互联网发展阶段（Web1.0、Web2.0等）的话语对网站历史研究的宰制，批判性地提出，可以通过考察网民对互联网的日常记忆来研究互联网历史。吴世文、杨国斌（2018）从网民记忆的角度研究了消逝的中国网站。Horbinski（2018）使用50余份口述历史的访谈资料，追溯了女性粉丝在20世纪90年代使用互联网（主要是邮件列表）的历史。当下，呼应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们有必要推动互联网记忆研究，以丰富互联网历史研究与网民研究，并保存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史料”。

 

三、生命故事与网络自传

生命故事是建立在自传式记忆之上的关于个人生活的故事（Thomsen，Olesen，Schnieber，Jensen & Jan，2012）。研究者们将生命故事与媒介记忆相结合，收集并分析个体在生命历程中对某一媒介从早期或初期开始的使用历程，及其回忆与叙述（Bourdon，2011）。Penati（2012：4-12）在考察意大利人电视记忆的研究中发现，个体的不同经历及生命故事揭示了其对电视迥然不同的“想象”方式。例如，那些经历过电视进入农村地区的人们，当他们谈到首次接触到新媒体时，倾向于强调“魔幻”与“奇迹”的概念。Lepp和Pantti（2012：77-87）通过考察在苏联占领的几十年里爱沙尼亚人对芬兰电视的记忆，发现爱沙尼亚人将芬兰电视记忆为一种事件、一种区分手段、一种通向富裕世界的窗口以及一种专制教育的工具。电视在个体记忆中的形象也具有性别差异，女性更多地将电视置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家庭及家庭事务的框架中来回忆（Collie，2012），更倾向于记忆她们第一次接触电视时十分小心地把它放在家里的场景：主要把它作为一件家具，甚至是一种她们必须处理和妥善履行的新的社会仪式。而男性对电视的记忆，更多的是与熟悉一个相当复杂的技术或与消费第一个电视节目有关（Penati，2012）。

记忆具有选择性，对媒介的记忆亦是如此（邵鹏，2015）。Turnbull 和Hanson（2015）认为，当一个事件、人物或情境被情绪所吸引，或者是不寻常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观众的生活时，其在电视记忆中便会更令人难忘。另有研究发现，生命故事是一个具有个人化特征的故事结构，因而它与自我和个体的身份紧密相关（Conway，2005；Dan，1996）。情感、超越规范的事件与行为、自我认同是个体选择与电视之间的生命故事记忆的主要因素（Turnbull & Hanson，2015）。这也即是说，生命故事包括那些对自我和个体而言非常重要的记忆（Thomsen，Olesen，Schnieber，Jensen & Jan，2012）。

网络自传呈现的是网民的生命故事。本文研究的网络自传，与杨国斌在《连线力》一书中使用的“网络自传”相同（杨国斌，2013），两者均受到“技术传记”（technobiography）方法的启发。技术传记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2001年出版的《赛博格生命？妇女的技术传记》（Cyborg Lives? Women’s Technobiographies）一书中。2003年，该书编者之一、英国社会学者Helen Kennedy在学术刊物《传记》（Biography）上发表文章，对技术传记做了专门的论述。她认为技术传记既是研究方法也是研究对象。作为方法，技术传记研究的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技术的生命故事，强调的是普通人的经历。通过对普通人的技术实践进行研究，技术传记不仅能够揭示技术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和建构关系，更重要的是能展现普通人技术经验的多样性和丰富内容（Kennedy，2003）。这也是本文的研究目标。此外，还有必要指出，不论是网络自传还是技术传记，均应属“生活文献”（documents oflife）之列。“生活文献”涵盖的范围极广，包括口述史、传记、自传、日记、以及图片、相片、影像及各类日常生活实物，等等。早在1983年，英国社会学家Ken Plummer就出版了《生活文献：介绍一种人文方法的问题与文献》（Documents of Lif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s and Literature of a Humanistic Method）。2001年，他对原书进行了全面修订与扩充，出版《生活文献2：批判人文主义的邀请》（Documents of Life 2: An Invitation to a Critical Humanism） ，追溯了作为方法和研究对象的“生活文献”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久远历史，强调在当代社会重新注重“生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在于可以通过对“生活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充分展现被隐没和忘却的普通人的生命故事。本文以网络自传为研究素材，亦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为讲述普通人的互联网生命故事作出初步探索。

 

四、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于2017年7月至2019年2月间，邀请了224位网友（男性78位，占比34.8%；女性146位，占比65.2%）自愿撰写了个人的网络自传，并收集了撰写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例如年龄、性别、网龄、婚姻状况、常住地、个人月收入等。撰写网络自传的主要提示是：请讲述您使用互联网的历史、故事与体验。最终收集到的网络自传的字数从2000余字到1.6万字不等（总计90余万字），大多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撰写者使用互联网的历史、故事与体验等。

本文基于拟定的研究问题与分析提纲，主要采取文本分析的路径与思路，通过反复阅读来发掘网民的网络自传所呈现的互联网记忆的主题，以及再现的历史线索。在分析中，笔者沉浸于网络自传的文本之中，尽力让“文本”现身“说话”，以排除笔者可能存在的先入为主的“偏见”。

 

五、网民使用互联网的历史及其生命历程

通过解读收集到的网络自传发现，网民在自传中讲述了自己使用互联网的历史线索及其与个人生命历程的“关联”，这构成了网民互联网记忆的主题之一。

（一）互联网使用与网友的成长历程

网民的网络自传相当于其在网络社会中的“私人生活史”。从本文收集到的材料看，互联网使用嵌入了网民的成长历程，与网民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节点，例如高中、大学和工作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互联网使用的记忆记录与保存着网民成长中的“重要事件”。这意味着，互联网的使用及其变迁（或曰转型）与网民的“生命节点”分不开，而这些“生命节点”也推动着互联网使用的变迁或转型。

1.互联网使用中的开端记忆

开端记忆是网民的互联网记忆的主题之一。例如，网友记忆了第一次看到电脑、第一次使用电脑、第一次上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电脑、第一部手机、第一部智能手机、第一次打游戏等使用互联网的历史起点，既有对上网设备的拥有，又有具体的网络使用活动，形成了丰富的开端记忆。有自传者回忆道：“2013年，高考结束后，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部可以上网的智能手机。在咨询店员后，我知道了‘流量’的作用，每月100M就足够我使用QQ等聊天软件了。” 

第一次拥有，对青少年来讲，常常具有“成人礼”的意义。儿童时代，要上学了，拥有了自己的书包、铅笔盒，也可能第一次被父母授权可以拥有进出自己家门的钥匙。在电脑时代之前，这些都是具有“成人礼”性质的“第一次拥有”。第一次拥有，会产生一种顿时长大成人的感觉。第一次拥有电脑、手机，像互联网时代的“成人礼”一样，铭刻在网友的记忆深处。这些上网设备常常作为“礼物”被赠予网友。例如：

“随着高考的结束，紧张的学习生活也告一段落了，再加上我高考考得比较理想，父母为了庆祝特地给我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买到电脑的那天我激动了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玩电脑玩到了晚上十二点多，但是基本上都是在用浏览器浏览一些新闻网站，看看一些视频，其它的应用基本上也用不来，确切地说是想不起来其它的应用。 ”

又如：

“属于我的第一部手机，我还记得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得到的，那是作为考试奖励的一部滑盖手机，三星、黑色的。当时，妈妈带我去现代城挑选手机，在那个时候卖场里面大部分手机都是直板机，翻盖和滑盖的款式也很有限，在卖场里我其实有点不知所措，最终经过再三比较买下了这款手机，它也陪我度过了我的大半中学时光。”

从中可见，不少自传者是以接受馈赠的方式获得上网设备的，它们有些是生日礼物，有些是作为网友取得优良的高考或中考成绩的“奖励”，等等。馈赠者包括父母、哥哥、姐姐以及其他亲属等，以家庭成员与亲属为主。作为奖励的馈赠象征着荣誉，因而会让网友“WYT”“激动了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这些情感也贯穿于网友的互联网记忆。这些开端记忆也与网友读完高中、考入大学等重要的人生历程有关。

电脑或手机“第一次”为网友个体所拥有，意味着媒介成为了个人的“私有物品”，区别于作为家庭“共有物”的电视。电脑或手机作为个人物品，网友重视对其的所有权。网友对拥有的“第一台电脑”或“第一部手机”记忆深刻，说明了“第一台电脑”或“第一部手机”对网友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网友个人所拥有的电脑和手机，可以视为是其个人成长与社会化的“标志”。因而，拥有电脑或手机是网友社会化的重要节点。这个互联网的开端记忆对于网友的生命历程而言，无疑是重要的。同时，开端记忆也是互联网嵌入社会的“开端”，也昭示着互联网在青少年中扩散的路径，即通过家庭或亲属赠予互联网终端设备，促进了互联网的扩散与使用。这一过程也体现了中国人情社会的特点。

2.互联网使用与网友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节点”

电视记忆往往与生活事件、生活阶段联系在一起。例如，购买电视常常与生活事件（如结婚）有关，而观看电视节目往往又与特定的生活阶段相联系（Dhoest，2015）。网友的互联网使用与重要的生活事件联系在一起，正因为这种联系，个体的生命故事和互联网使用的历史才有可能被唤醒、被记忆。Thomsen等人指出，生命故事包含着对个体而言非常重要的记忆（Thomsen，Olesen，Schnieber，Jensen & Jan，2012）。网民自传中记述了互联网使用与网友生命中重要的节点的密切关系，突出表现为高中、大学、工作等生命节点。个体生命中的重要节点，比如高中、考大学、工作等，影响着网民的互联网使用，而互联网的使用也记录、建构着这些过程及其社会意义。这些节点对于网友个人来说，是其成长的重要阶段，也是重要的记忆，构成了互联网记忆的重要历史节点。

（1）高考

在本文收集到的不少网络自传中，高中是“真正接触互联网”的开始。这常常跟自传者拥有了自己的上网设备有关。不过，由于我国高中生的学习压力普遍很大，在自传者的记忆中，对互联网的频繁使用大多发生在高考结束之后。例如，“高考结束后，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台手机和第一台笔记本电脑，也是我真正开始频繁使用QQ的时候。第一次使用智能手机的我，可以说是新鲜感十足，下载了各种的手机应用，通过手机来看视频、听音乐和社交。” 

这时期的互联网使用，具有补偿或“报复”性质，甚至有抗争的意味，记忆中使用最多的是QQ。例如：

“高考结束，我们就像是一群被关押已久的“囚鸟”重新回到了广阔无边的大自然。过去那些在小本子上列下的心愿清单一股脑的呈现在眼前，触手可及。那些现在听起来似乎幼稚得可笑的愿望，例如“我要去网吧上三个通宵的网”“我要把某某电视剧一口气看个够”等等，却在能够实现的时候变得并不那么吸引人了。”

再如;

“真正频繁使用QQ是在高考结束之后，当时最大的变化在于课业压力没有了，随之而来的家长约束也减少了，同时因为面临从高中到大学的重要转变，因此这一时期我逐渐开始频繁使用QQ与同学保持联系，进入大学以后QQ更是成为一个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渠道。”

在不少男性网友的自传中，高考之后打游戏（甚至是“疯狂地打游戏”）屡被忆及。例如：

“我第一次接触网吧，当然是在成年之后，也就是高考完的那个暑假，其实还是因为闲暇的时间很多，而自己又对游戏很感兴趣，因此在同学的带领下，一起组队到网吧玩游戏。而我每次去网吧，基本上都会和同学一起，每次大约有2-4人同行，这也被戏称为一起去网吧“开黑”。也就是指互相熟悉和认识的玩家一起在网吧组队游戏。”

“高考之后”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的互联网记忆，具有鲜明的中国高考特色。对于网友来说，它是通向大学生活或社会生活的过渡时期，常常成为个体成长中的转折阶段。在网友自传中，这一阶段是频繁地、不受监控地（“课业压力没有了，随之而来的家长约束也减少了”）使用互联网的时期，可以视为是个体使用互联网的自主时期或自由时期。同时，该阶段的互联网使用具有抗争意味或“仪式感”。因此，它构成了网友互联网记忆的重要节点。基于收集到的网络自传发现，在这一“自主时期”的互联网使用中，男性网友和女性网友均积极参加，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2）大学

在网友自传中，上大学是新的生命节点。不少自传者提到，上大学后，互联网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例如：

“大学时代是互联网对我的生活改变最大的一段时间。首先是2013年，在上学前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二个手机，即第一款智能手机，三星S4，之后又相继使用了iPhone等其他智能手机，随着Wi-Fi的不断普及和全种类APP的使用，智能手机逐渐取代了电脑成为我使用互联网的主要工具，而智能手机+互联网也极大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例如网购和线上支付。2013年同年，我开始使用淘宝，一开始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所以并不敢进行大额消费，但网购经验的逐渐增加让我产生依赖……大学时代我还见证了一个社交工具的兴起和另一个社交平台的没落：2013年大一伊始，由于学生事务沟通需要我被迫注册了微信账号，但仅仅一年后，微信由于其熟人社交的属性已成为我的主要社交工具，而QQ上由于我早期加了太多其实不怎么熟的人导致好友圈繁杂，所以它的使用与QQ空间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同时，2014年底，我在室友的带动下开始接触人人网，关注了很多多年没有联系的老同学或是想认识的学校里的朋友，但还没等我认真使用它，2015年，我的很多人人关注好友就相继停止了更新，人人网逐渐退出生活舞台。”

进入大学后，不少自传者能够自主地使用互联网，“全面拥抱互联网” 。但是，有些自传者由于没有个人电脑，仍在策略性性寻找使用互联网的机会。例如，利用学校的机房免费上网：

“上大学后（2002-2006年），电脑和上网开始普及起来，日常的学习和娱乐都会开始和网络有关，记得必修课有编程……我自然是特别期盼上机课，因为可以免费上网40分钟，当然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我一人，所以每次一到上机课，大家都特别积极，早早守在机房门口，乖乖戴好鞋套，等着老师一来，就蜂拥而入，充分利用好课前的边角时间，生怕少用了一分钟，当然不是在预习功课。因为老师讲解时，屏幕是处于锁定状态，我们不能随意操作的，等老师示范完毕，大家都匆匆按要求提交了作业，然后趁着还没下课，好多玩一会儿，现在想想那真是争分夺秒啊。”

这体现了互联网在不同人群中扩散与使用的一个侧面。

总的来说，自传者在进入大学后开始深度接触和使用互联网，是“全面拥抱互联网”的一个时期，互联网也因为这些深度使用者的进入而向前发展。也可以说，自传者的深度使用与互联网相互成就。自传者在这一阶段的互联网记忆重在记述自己与互联网应用的互动，以及通过这一互动所“展开”或“铺陈”的大学生活，记忆的同质性较高。这可以理解为自传者与互联网的“平稳互动”和“相互成就”的一个时期，说明自传者的大学生活及其与互联网互动的体验的同质化水平较高。

（3）工作

在Dhoest看来，学校、工作、家庭等被认为是传达回忆者与媒介之间特定联系所需要考虑的重要元素（Dhoest，2015）。自传者在工作之后的互联网使用出现了新变化，也是自传者互联网记忆的一个时间节点。不过，自传者较少记忆互联网及其应用在工作中的具体使用，而是较多地记忆了工作时使用互联网应用的意识。例如，区分QQ和微信的意识。LS写道：

“我们现在使用的社交软件微信，则替代了许多人成为日常的必备，微信的诞生也是腾讯在QQ之后一次较大的突破，微信相比于QQ，我觉得更加的私人化，这也是我会在工作时使用QQ，生活中使用微信的原因。我大概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开始使用微信，在微信（问世）前其实还有更大的一个用于网络信息分享的平台，就是微博。 ”

另一方面，自传者追忆了工作中所使用的设备，例如电脑。GXQ写道：

“2000年大学毕业留校做辅导员，那时中文系的办公室有两台电脑，是那种背后鼓一个非常大的包、显示屏很小、键盘用起来特别不顺手的老式台式机。尽管电脑是放在办公室的，但好像是一个摆设，或者说更多是一个娱乐的设备，用电脑来看影碟，或者有人用它来斗地主或打麻将。 ”

从GXQ的追忆可见，彼时工作所使用的电脑使用起来“不顺手”，并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自传者是从物质性的角度，而不是具体应用或者功能性的角度去回忆工作中的互联网使用。

总之，工作阶段是自传者互联网记忆的节点之一。但是，自传者并未记忆互联网在工作中的具体使用，而是从物质性与使用中的区分意识等维度开展机制。这意味着，自传者工作中的互联网使用可能未产生情感强度大、跟网友个体相关度大的事件。或者说，工作中的互联网使用是一种常规化的、制度性的互联网使用过程，在组织、集体的框架内展开，并未给自传者提供更多的选择性与个性。

（二）自主使用互联网作为网友的“成人礼”

不少网友将自主使用互联网作为重要的记忆主题。例如：

“上大学前的那个暑假拥有了第一部手机……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心情：激动而不安。激动是因为终于不用整天耗在电脑前刷信息了，也终于不用用爸妈的手机号联系同学了，我的通讯圈子开放了自由了。不安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有手机的新世界，在我的意识里，有手机是一种长大并且自立的仪式，它意味着我要开始管理自己的圈子，并且学会利用网络接触新的世界。一种新奇又紧张的感觉。 ”

从CKL的记述可见，对于能够自主使用上网设备或互联网，网友不乏激动。

在自主使用互联网的记忆主题下，自传者追忆了父母和老师对自己互联网使用的“监控”，也即是来自父母和老师的互联网使用的障碍。例如，关于来自父母的障碍：

“记忆中是小学五年级的样子，家里有了第一台电脑，那时候还是台式机的天下，显示器也还是“方块”机，买电脑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促成的……但是父母对我的使用时间做了严格的规定，一周一次、（每次）一个小时，只能在周末，当时对于现在看来如此严苛的要求竟然也没怎么反抗，想想也挺神奇的。 ”

自传者在家庭空间内的互联网使用需要在父母的监视下，按照父母的要求进行，在学校则受到老师的监视。例如：

“我很少把手机带到教室里，一般都是放在寝室，晚上熄灯之后躲在被窝里玩……如何躲着玩手机是一门技术活，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姿势、手机应该放在哪里，到万一被逮着时如何迅速应对等等，这一系列的方案我们都设想和实验了无数次。久而久之，我们甚至学会了如何“盲打”，即使眼睛望着黑板，手指也能在桌子底下灵活地按动键盘按钮，因为每一个按钮早已熟记于心……寝室熄灯之后，有手机的同学大多会躲在被窝里玩手机，因为每晚都会有宿管和老师来巡查，可不能露出一点儿亮光来。冬天还好说，被窝暖和又不透光，夏天可就惨了，往往是闷得满头大汗。”

面对来自父母与老师的监视，自传者寻求自主使用互联网。其路径有二：一则是“非正当地”“偷偷”使用，例如偷偷去网吧等，二则是因上大学或工作而“正当地”远离父母、老师。自传者由受控的互联网使用进入自主使用，对其个体而言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自主使用互联网，意味着自传者进入了新的人生阶段，具有“成人礼”的仪式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手机往往又作为青少年与他们的父母协商童年（childhood）与成年（adulthood）之间的界线（Chen & Katz，2009）。对于互联网的使用而言，也是新的开始和新的记忆。从生命故事的角度看，自主的互联网使用意味着网友的成长，也意味着网友需要承担作为成人与获得自由后的责任。互联网使用的过程对自传者的自我与认同具有建构作用，亦体现出网民与互联网的相互建构。

总之，网友拥有自己的上网设备，如电脑或手机，意味着旧生活（例如高中生活）的结束，及新生活（例如大学生活）的开启。自传者能够自主地使用互联网（“拥抱互联网”），并利用互联网探索新的可能性，是自传者新的“成人礼”，也表征着自传者的社会化进程。因此，使用互联网的历史对于自传者来说，是个人成长的历史，也是生活变迁与转向的历史。网友在网络自传中基本都是沿着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工作的时间顺序来讲述自己的网络经历，这说明互联网使用与网友的人生轨迹密不可分，而互联网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映射、印证或强化网友的人生阶段的功能。从研究的角度看，网友的这些人生轨迹提供了研究互联网使用过程的时间节点，值得继续关注和探讨。

 

六、网民自传中的家庭历史与家庭故事

 

网络自传不仅关乎自己，也关乎家人和家庭。由于互联网使用受家庭因素的影响，网络自传在一定程度上书写了自传者的家庭历史与家庭故事。首先，网民追忆了家庭接入互联网的历史。例如，“我一九九零年出生，大约一九九九年，当时（我）上四年级，家里买了第一台台式电脑，是清华同方的。我当时没怎么用它上过网，偶尔玩玩小游戏，如《雷电》，我爸一般用它玩玩《红警》。” 

第二，自传者记忆了如何与家人“协商”使用互联网的故事。例如：

“在初中之前，我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手机，何况那时的移动梦网实在不是个能吸引孩童的东西。电脑上网是我的唯一途径。上网对我来说几乎是等价于游戏的。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电脑的热情疯狂上涨。父母依旧限制着我的上网时间，但我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延长这样的时间。父母上班的时间一度是我打开电脑捣鼓的机会。父亲当然是给电脑设了密码的，于是我在一个对电脑认识尚且十分有限的年岁开始想方设法试图破解电脑开机密码。第一步自然是在父母记密码的小本子上翻找，也自然不可能找到结果。于是后来我利用本来玩游戏的时间搜索如何破解。彼时Windows XP也不是多么完备的操作系统，网上关于破解开机密码的教程竟然不少。……我已经记不清最后自己有没有破译成功，但记忆中确实是有关于被下班回家的母亲摸机箱温度发现偷玩电脑的片段。”

第三，一些自传者记录了教长辈使用互联网的故事。这是“后喻时代”的“技术反哺”活动，但推动着自传者成长，被认为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有自传者写道：

“这一件事情发生在我高考完的那个暑假。彼时恰逢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家中的父母和爷爷奶奶等长辈也开始尝试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应用。自然，作为家里面“很懂互联网的小伙子”，我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他们在互联网方面的“小老师”。也正是在教家中的父母和长辈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我开始切身体会到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和其动人的魅力所在。”

在ZK的记述中，他变成了家人的“小老师”，拥有的不同于“孩子”的身份。再如：

“2016年，高考后假期，（我）将去黑龙江见10余年未见的姥姥，挑选礼物时想使八十余岁的她进入网络时代……于是挑选了自带老人模式的小米智能手机……教姥姥微信时她上手也很快。上大学后，常常能收到姥姥通过微信发来的各种文章配一段姥姥的长语音。教授老人使用智能手机，不能给他们说各种术语尤其不能用英文的名词，于是我将Wi-Fi叫做小扇子，告诉姥姥小扇子亮了就可以发微信，等等。当时姥姥家没有Wi-Fi网络，我们巧妙问到姥姥楼下住户的Wi-Fi密码，但墙太厚，人家的Wi-Fi在姥姥家的信号很弱且不稳定，我告诉姥姥这是“蹭”人家网用，姥姥被逗得哈哈大笑。临走之时，我留下一张智能手机使用说明给姥姥，当她遇到困难时即可看说明先自行解决……”

这位自传者仔细讲述了教自己的姥姥使用互联网的故事，还保留了当时写给“姥姥”的使用说明。

第四，不少自传者回忆了基于互联网而产生的新的代际关系，构成了家庭关系的新类型。例如，与父母的关系：

“上了高中，莫名其妙成了班上的“热点人物”，还比较受男孩子们喜欢，但是灾难却来了！先是塞在书包里的情书被我妈偷看到，然后被语重心长地教育要以学业为重，事实上当时我自己对别人并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妈还是不放过我……我非常气恼她这种私自偷看并且没事找事的行为，有一天，我竟然发现她私自登录我的QQ！她把我的QQ设置了自动登录，并且添加了她自己的QQ号，我发现后，和她大吵了一架，哭诉她不尊重我的个人隐私；她觉得她关心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小孩能有什么隐私！”她加上我QQ后就开始了监视我的日常生活……或许是太讨厌被她控制的生活了吧，高考填志愿没有填一个离家近的学校，最后去了大西北待了整整四年，在逃离被我妈控制的四年里，我和我妈之间的关系反而缓和了许多。 ”

根据ZXC的记述，因为母亲偷偷登录其个人QQ，她和母亲之间形成了一段时间的“紧张关系”。

上述这些故事呈现了互联网进入中国家庭的历史过程、自传者与家人基于互联网使用所进行的互动（尤其是代际互动），以及互联网时代的代际关系与家庭关系，构成了家庭历史或家族历史的一部分。一方面，它们反映了家庭接入互联网的历史过程，以及家庭对互联网扩散的支持或阻碍。例如，或购买电脑与手机等上网设备实现互联网接入，并为青少年的互联网接入创造条件；或阻碍、限制青少年上网，等等。这折射着中国家庭的经济条件、教育理念及其差异性。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呈现新的家庭关系以及技术的代际反哺关系，折射着中国的家庭伦理与家庭文化变迁。网民使用互联网的历史，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家庭伦理社会，折射出中国家庭对自传者互联网使用的“调控”。结合前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发现，学校对青少年学生的互联网使用有着显著的影响，从此部分可见家庭的影响，网民的网络自传也不约而同地谈论学校和家庭的影响。这意味着，学校和家庭作为社会机制，对于中国网民的互联网使用具有明显的影响，它们是我们研究互联网历史和互联网使用需要关注的因素。

 

七、网民自传再现互联网使用的“迁移”过程

分析收集到的网络自传发现，网友呈现的互联网的使用历史，往往都包括使用互联网过程中的“迁移”现象，如从QQ到人人网，再到微博、微信等等。“迁移”的一个特征是其频繁性。频繁的“迁移”反映了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从早期的QQ到当代的微信，应有尽有。

“迁移”的另一个特征是协商性。网友互联网使用的“迁移”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自传者对于这些迁移，并不总是表现出“顺从”或者“兴奋”，而是不乏对旧的互联网应用的怀旧以及对新的互联网应用的批判。例如：

“在一段时间后，我学会了打字，然后更是第一次使用了互联网与别人联系，第一次使用了当时最流行的MSN，当年的MSN可谓相当的简洁，不像现在的微信或是QQ那样有相 当丰富的社交功能，也没有像脸书和推特那样的向一大群志同道合的“陌生人”展示自己生活的功能……但对于当时与人交往只能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手机来发短讯的我来说可以说是非常新奇，我马上找到了朋友，添加了他们作为MSN的好友，这样我们在各自回到家后依然可以继续聊天。我不习惯与陌生人交往，所以都只是与现实生活中认识的朋友在MSN中聊天，但我有些朋友在MSN认识了一些陌生人，我觉得这十分奇妙。这就是我在互联网与人社交的开端。”

在LJB的记述中，在追忆旧的应用MSN时，写道“我觉得这十分奇妙”，并没有否认MSN。

互联网应用“迁移”的第三个特征是它的社会性，即个人“迁移”的动机和理由，往往有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父母给孩子买了智能手机，或朋友都开始用微所以也迁移到微信，等等。例如：

“（我）对于微信的使用（开始得）相对很晚，在进入大学初期因为QQ在生活中的应用具有霸主地位，大家都在用，所以我也是一直在频繁使用QQ，并渐渐将其作为最为重要的通讯工具。当然，除了其使用方便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身边的人都在用，那么为了和身边的人联系我也不得不使用……在重度使用QQ的同时，出于好奇我开始使用微信（大一下学期即2014年）。起初微信的使用极为简单，（我）只将其作为一个和QQ高度类似的通讯工具。如有人寻求添加微信好友便添加，一般不会主动添加他人。这一时期添加微信的好友主要是身边的同学及其他偶然机会认识的社会人士。 ”

这意味着，自传者因为社交等原因，而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等原因，放弃使用QQ，而开始依赖新的互联网应用微信。

另一位自传者MYZ记述了从MSN迁移到QQ使用的过程，她写道：

“2005年，我的MSN账号以寥寥5个好友的情景告终，从此离开我的应用列表。也是在这一年，和很多我的小学同学一样，我注册了我的QQ号……小小的我们还没有那么多把“隐私”和“秘密”挂在嘴边，上学的日子则再三拜托妈妈帮我挂着号，因为在线时间的长短会用不同数量的星星、月亮、太阳标识等级。 ”

总体而言，网民的网络自传所呈现的互联网使用“迁移”过程，不是线性的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历史，而是网友与互联网互动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也附带地呈现了互联网应用演变的历史。从自传者使用的角度呈现的互联网使用“迁移”过程能够呈现自传者与互联网的互动过程，以及自传者使用互联网的体验、情感与故事，呈现了“历史的细节”。

 

八、网络自传折射时代变迁

分析收集到的网络自传发现，它不仅呈现了网民个人成长的历史、家庭的历史以及互联网历史，而且呈现了时代变迁的历史，从个体的视角侧面记录了1994年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这意味着，网络自传从微观与网民的角度，书写网友所经历的时代及其变迁，折射着互联网与时代的互动。

（一）记录中国社会转型

网民的网络自传既记录了个体使用互联网的历史，也反映了中国社会自1994年以来转型发展的历史过程。例如，教育改革推动互联网使用的合法化。有自传者写道：

“（我）整个初中阶段对互联网的接触更多来说不是主动式的接触，而是一种被动式的接触。初次接触互联网应该是在我六年级（2006年）的时候，接触的地点当然也是学校，因为自己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是在村里的小学上的学，那时候的农村的教育条件非常的落后，学校是没有计算机课程的。六年级和初中是在镇上的中学上的，所以条件相对好一些，学校开设了一些计算机教育方面的课程，从那时起也算是真正开始接触互联网了。”

青少年上网，尤其是“偷偷去网吧”上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家庭与学校所认可，父母和老师常常去网吧“抓回来”正在上网的青少年。后来，因为小学或初中陆续开设与计算机相关的课程，青少年学生有机会接触与了解互联网，他们使用互联网的行为得到肯定，受到家长与老师的鼓励。这是青少年合法使用互联网的过程。

又如，有自传者在网络自传中记述了有关农村、农业与农民的话题。例如：

“我出身于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文化程度较低，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一般，因而早期家里并没有购置计算机。家乡所在的县城也是一个“贫困县”，地区整体经济水平较低，科教事业落后，设施不完善，师资力量也弱。地区经济水平的整体落后导致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同时科技、教育、文化等事业的发展也相应滞后。谈及互联网的发展，我想说的是互联网在我们那个地区的发展速度非常慢，推广到教学上的速度同样慢，而且购置的计算机整体性能落后，网络速度也是相当的慢。”

因为出身的农民家庭的经济条件差，直接导致自传者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电脑。这是中国社会的写照，网友通过网络自传把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呈现与再生产出来。

总之，网络自传从侧面记录了中国社会在当下转型发展的过程。其记录的切入点常常是某些社会问题的演变过程，例如教育改革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等等。这意味着，网络自传从网民体验的视角，记录了诸多社会问题的历史，以及个体与社会问题互动的过程。

（二）互联网及其应用作为时代转换的“节点”

在网友的网络自传中，对时代变迁的感知，构成了重要的叙事。一方面，自传者倾向于用互联网以及微博、QQ等应用来描述、表征“时代”。例如，“互联网时代”“QQ空间时代”“QQ时代”“PC时代”“百度时代”“人人网的时代”“Wi-Fi时代”等。自传者认为，互联网应用的变迁，就是一个时代的“转换”。因此，互联网及其应用变成了一个个时代的“节点”。例如：

“对于博客我没有什么使用经验，只记得在我初中的时候，应该是2007年左右吧，英语老师在课堂上问我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博客，班级里没有同学知道，英语老师很鄙夷（地）对我们说你们连博客都不知道，都学傻了吧，都是书呆子。我当时想博客肯定是一个很流行的东西。没想到我直接跳过了博客时代来到了微博时代。 ”

互联网及其应用与时代的关联，体现了媒介化社会的话语，同时也将时代切割成为“重叠的”乃至零散的“板块”。“时代”因此变成非线性的、复杂的历史存在。

另一方面，网络自传描摹了网友所经历的时代及其变迁。例如：

“大学四年的时间，从移动互联网络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我觉得自己每时每刻经历着这个时代的转变发展，亲眼见证着每一个巨变的现在和即将成为伟大历史的每一刻。比如：苹果手机的问世以及之后出现的其他品牌的智能手机、微信的出现以及被运用、4G网络的发展等等，这些变化都是在我的大学四年里发生的……”

从LDD的记述中可见，因为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变迁，自传者感觉时代的变迁在“加速”。

更进一步，对于时代的快速变迁，自传者认为，人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十四年的个人互联网史，几乎就是我生命中记忆尚存部分的全部。十四年前，互联网对生活的影响还相当有限；十四年后，我们已经很难再想象一个没有互联网的世界。我们俨然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见证了这个生活新元素的崛起。 ”

再如：

“从直观感受上来说，你可能会觉得这仅仅是已经过气的主流文化再次主流起来的路上的小插曲；青年亚文化之间的相互冲击和粉丝文化的一个表现。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真实情况远比这个复杂，它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深刻变革的一个写照。我们正置身于其中而不自知。 ”

在自传者的互联网记忆中，它是社会变迁的“标志”。基于互联网使用以及互联网应用的演变，自传者认为社会变迁在“加速”，网友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这样一来，网络自传成为了时代变迁的“记忆之所”，其中不乏时代变迁的缩影。因此，互联网及其应用也成为了时代变迁的“尺度”。

 

九、结论与讨论

由于互联网渗透进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互联网历史包括着丰富的内容。互联网历史不仅关乎互联网自身的历史，还是互联网与社会诸方面发生联系与互动的历史。因此，互联网历史记录与折射着社会诸方面的历史。在此意义上，理解我们与互联网“共在”的时代，对互联网历史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Brügger，2009，2012）。

网络自传是互联网记忆与互联网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网民的网络自传呈现了互联网发展的进程与网民个人的成长历史，以及网民的生活变迁与转向的历史，还折射着家庭史与社会变迁的过程。因此，网络自传具有公共书写的意义，可用来洞察个人与社会的网络历史，以及中国互联网的技术史、社会史与文化史，乃至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这表明，基于网络自传研究互联网记忆与互联网历史，是互联网历史研究可以发掘的话题。

网民的网络自传之所以可以呈现如此丰富的内容，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网民的自传式记忆基于总体的互联网生活与体验而产生，是鲜活的，更是具体的。网友追忆的是多样化的网络生活中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丰富的，也是多元的。二是互联网自其大众化应用开始，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进社会的方方面面，与社会、群体、个体建立了密切的关联。因此，互联网历史成为了社会的“镜子”，而个人的网络自传是一枚枚“镜片”，能够折射多彩的社会生活、群体经验与个体体验。在此意义上，网民的网络自传也是当代人的网络生活的“存储器”，是当代人的网络生活的“清明上河图”。如此，基于网民的网络自传来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互联网历史，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如何收集、保存与研究网民的网络自传，是一个值得深入发掘的话题。在收集与保存网络自传方面，网民和公共机构均有责任保存网络自传。有论者指出，作为互联网历史的创造者，网民有责任保存互联网档案，能够在互联网档案保存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Balbi，2011）。一些公共机构或项目也有意识地保存网民的自传式材料。例如，致力于保存粉丝群体的“创作”的项目“Archive for our own”2017年收录了300余万件粉丝的作品，保存了研究粉丝的史料（Horbinski，2018）。在“前互联网”时代，获得每个人的传记几无可能，但进入互联网时代后，获得网民的网络传记成为可能，网络自身即是收集网络自传的工具。研究网民的网络自传，也是收集与保存互联网档案的过程，而这些互联网档案的保存具有历史价值，也为理论发现提供了素材。

在网络自传研究方面，首先，需要注重研究网民。网民是互联网的使用者和实践者，但以网民为中心的互联网历史研究是当下所欠缺的。互联网时代的公众表达与公众书写以及互联网行为数据，为研究网民提供了新的可能。当然，因为网民的规模极其庞大，异质性高，研究网民是困难的。网络自传是研究网民的一个必要的尝试。

第二，生命故事方法可用于网络自传研究。一个人就是一部历史，由个人主观建构出来的生命故事构成。个人通过生命故事的叙述定义、评估、解释自己在特定文化与社会环境下的生活，并由此回忆并传达着某种生活与文化社会情境（Kortti& Mähönen，2009；Ribak & Rosenthal，2006），形成了身份与自我理解的基础（Thomsen，Olesen，Schnieber，Jensen & Jan，2012）。因此，生命故事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并建构自我认同（Thomsen，Jensen，Holm，Olesen，Schnieber& Jan，2015）。分析网民的网络自传可见，互联网使用对于个体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网民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也是网民建构自我认同与社会化的过程。对于“互联网一代”来说，互联网是其建构自我认同与实现社会化的重要资源。这意味着，互联网的使用是个人的，更是社会的。

第三，网络自传研究需要引入多元的研究视角。Rosenzweig（1998）认为，我们需要在传记、官僚主义、意识形态三个维度之外，增进社会史和文化史视角的互联网历史研究。基于网络自传研究互联网记忆与互联网历史，实则是为互联网历史研究“植入”了网民的视角，也是研究网民的路径之一。Michael和 Ronda Haubens（1997）在《网民：论新闻组网和互联网的历史与影响》一书中，从网民（“使用者”）的角度而不是网络“建造者”（“巫师”）的角度，探究了互联网的“草根”源头。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将传记和制度研究以及完全语境化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研究互联网历史。

不过，网民数量异常庞大，异质性高，其所记录的时代变迁会呈现丰富的差异性。个体视角的时代变迁书写是可贵的，其异质性与差异性可以理解。但是，如何从中发掘其所呈现的时代变迁的共性，需要进一步考察。在网民的网络自传中，哪些互联网使用的体验、事件与故事得以被记述，受到自传者的选择、体验、事件与故事的特质等因素的影响。有研究指出，事件特征是影响生命故事选择的重要机制（Bourdon & Kligler-Vilenchik，2011），例如事件的情感特征等。当记忆者对一个事件、人物或情境抱有情感，对其的记忆是令人难忘的（Turnbull & Hanson，2015）。自传者记忆的不少互联网体验、事件或故事富含情感，例如对父母的情感、对其他网友的情感等，其中的情感及其作用于网民记忆的机制，值得进一步探究。记忆受到当下的情境的影响，因此，后续研究既需要考察记忆的真实性问题，又需要关注记忆发生的情境。从网民自传的角度，可以洞见互联网在中国的扩散及其影响因素，例如家庭因素的影响，这是中国互联网历史研究需要继续探究的命题。此外，网络自传收集与使用的伦理问题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本文原载《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9期，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详情请参考原文。

作者吴世文系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杨国斌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Grace Lee Boggs传播学与社会学讲座讲授。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互联网传播形态与中西部社会治理”（编号：17JJD860004）的资助，亦是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注:如需查看或引用原文，请参考如下信息：

吴世文,杨国斌.“我是网民”：网络自传、生命故事与互联网历史[J].国际新闻界,2019,41(09):3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