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民开窗大合唱”是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市民的首次大规模集体行动，本文通过对25位市民的深度访谈探查他们对流言的接触与态度等。研究认为：流言接触渠道具有显著的移动化特征，多模态流言则强化了集体行动的情感叙事；对行动规则的调试、健康信息的解释、集体行动的评价成为社会意义争夺的焦点；“远亲不如近邻”的社区共同体提升集体行动的效率和规模，社会结构在关系情境中被重塑；地方成为集体行动中记忆和文化的依托，并通过地方实现疫情中集体行动的延续。流言是我们关于病毒的生命叙事，也是我们融入全球社会的情感之径，其通过集体行动落地、验证和阐释，就有可能成为嵌入社会结构中的文化。

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正式将新冠肺炎命名为“COVID-19”。武汉作为“疫情的风眼”（宋宇晟，2020），早在2019年末就以一种迫不得已的方式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

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市民面临疫情发展、社会治理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对信息公开和新闻供给需求强烈。但信息流动的速度、准确度、到达率都难以满足身处旋涡中的民众所需。武汉市民普遍使用包含“两微一端”在内的媒体平台接触各类信息，主流媒体的权威信息、市场化媒体的深度调查、自媒体的多样化书写等成为他们获得信息安全感的主要来源（肖珺，2020）。疫情中的武汉人身处流言之中，却也是流言的制造者、推动者和消费者。流言成为市民依赖的信源之一，市民获取的信息量和信息情感强度远远超出市民的日常承受能力。那么，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流言从何而来？各自“封闭”在家的武汉市民如何参与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是否影响他们的认知和后续行动？这些疑问是本文的研究关切。

一、文献综述

（一）流言及疫情中的流言传播

2003年“非典”疫情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谣言、流言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研究指出，虽然流言、谣言、传闻、传言等作为特定概念有所差异，但在实际使用中往往难以区分，传播学中的“流言”成为一个广义的概念（杜骏飞，2003a）。流言和其他概念的细微差别在于：第一，流言更关注微观的群体互动（周裕琼，2009，2010a），也是社会个体化的一种体现（刘海龙，2012）；第二，传播媒介在流言传播中起到很大作用，比如“非典”疫情中的短信和互联网，特别是手机短信起到了重要作用（杜骏飞，2003a），网络则作为“平权化的媒介平台”既透视真相，也疯传谣言（杜骏飞，2003b）；第三，流言传播是社会进化和选择的过程，流言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向、演化，继而扮演“反权力”的角色，网络传播中的流言具有“对抗控制的巨大的反制力”（杜骏飞，2003b）。研究者不能剥离历史与社会的语境理解流言、谣言，因为它们既源于人们对未知疾病的高度焦虑，也源于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胡翼青，2008，2011）。更重要的是，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保持着与官方真实的距离（胡泳，2009）；第四，流言传播是一个意义分享的过程，对其他疫情或灾难事件的集体记忆会成为流言产生的心理铺垫，进而产生“记忆”的规律（刘海龙，2012）。网络流言能否广泛传播，在于其内容结构是否符合受众的心理预期且触及社会重大利益关切（白寅，2010）。当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或处于重特大事件时期，网络谣言需要在最短时期内予以证实和正式回应（肖珺、庞航宇，2012）；第五，不同人群对流言的敏感度存在差异。“非典”疫情中，中产阶层因为具有信息获知能力优势，所以对于流言高度敏感（杜骏飞，2003a）。

与健康相关的流言会对个体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其原因在于：第一，网民不仅通过共享信息来验证事实，而且还通过社交媒体或网站搜索寻求更多信息（Bode & Vraga，2015；Vraga & Bode，2017）来验证事实，即便权威机构已经发布纠正性信息，人们仍然继续搜索信息（Gesser-Edelsburg et al.，2018）。当然，公众最好在与他人共享健康谣言之前对其进行核实（Westerman et al.，2012）。第二，健康素养与信息供给会产生调节作用。一方面，提高健康知识水平可以防止人们将谣言视为事实（Oh & Lee，2019）；另一方面，生产与传播纠正性信息是消解网络伪健康信息危害的重要途径（吴世文等，2019）。

本文选择“流言”作为核心概念，以期更大范围地收集、分析和整理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市民对不确定信息的接触与态度。疫情中的流言传播既是一种自然反应，也是一种心理需求。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公众对与健康相关流言的判断是否会影响他们后续的集体行动选择。

（二）集体行动与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公共行为

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一般是指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赵鼎新，2006），区别于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谣言作为观念上或舆论上的集体行动，借助于熟人间的高度信任、情绪感染与从众效应，更易引发大规模行动效果（郭小安、董天策，2013）。公众参与网络公共事件时往往表现出抽象愤怒与集体狂欢、民粹主义下的“无社会组织”后果、话语和行为的无理性破坏等特点（于建嵘，2013）。社会动员的“媒介导向”尤为明显（孙玮，2009），借助互联网表达利益和诉求的网络反抗成为一种典型的斗争方式。中国社会的集体行动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动员工具网络化、情感互动强烈化的特性。流言成为民众发泄情绪、表达诉求的武器，彼此素不相识的民众因为对同一社会信念的支持而实现集体合作（周裕琼，2010b）。此外，文化在塑造集体行动时，既是作为规范系统的结构性文化，也是作为工具箱的能动性文化（魏海涛，2019），网络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情感动员的过程，中国社会呈现出悲情与戏谑两种文化风格（杨国斌，2009），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流淌着能量巨大的暗流（杨国斌，2013）。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一些研究关注疫情中公众的网络接触与集体行为。第一，社会心态、防护行为与民众的信息获取途径密切相关，微信是最为普遍的信息获取渠道（王俊秀，2020；齐晔等，2020），其他渠道包括微博、电视、网页、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在快速传播疫情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疫情暴发阶段，易感性、严重程度和信息混乱程度会显著影响公众的身心反应，对信息可靠性的困惑会增加焦虑水平（Qian et al.，2020），恐慌性传播作为一种集体行动成为各方力量发声的重要素材（周莉、喻发胜，2020），情绪传播更需要积极情绪的引导（栾轶玫、张雅琦，2020）；第三，疫情作为全球性重大事件，世界各国都需要透明公开地分享科学信息，培养公众信任和合作，改善危机管理实践（Atlani-Duault et al.，2020）。对于老年人等智能手机的有限使用者，要提供高质量、及时的心理服务（Yang et al.，2020）。

本文强调“集体行动”中个体的自发参与和卷入程度，疫情中的流言更多地通过移动客户端传播而达到快速辐射。本文将揭示武汉市民的集体行动选择及原因，以及他们对流言传播的认知和对集体行动的评价，进而理解疫情中普通民众的行为模式和情感世界。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问题1：集体行动中，武汉市民对流言的接触过程和态度是什么？

问题2：武汉市民对集体行动的选择及其原因是什么？

问题3：武汉市民对疫情中的流言传播、集体行动的认知是什么？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作为集体行动的“武汉市民开窗大合唱”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市民参与的一项生命周期完整的集体行动为研究对象，即2020年1月27日（武汉“封城”第5天）的“武汉市民开窗大合唱”（下文简称“大合唱”）事件。“大合唱”系疫情期间武汉市民开展的首次大规模集体行动。1月28日，该事件相关微博话题总阅读量超过2亿次。本文选择微信（朋友圈、群、公众号）、微博（热搜、媒体微博账号等）为文本获取来源。首先，通过关键文本（如集体行动的“发起帖”“阻止帖”和“辟谣帖”）厘清案例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接着，通过“新浪舆情通”大数据分析系统对信源、关键文本、时间节点等基本事实予以再次识别和核对，进行修正和补充。总体而言，行动包含四个主要阶段。

1.发起和推动阶段。不到18时，武汉市民在各种微信群（如业主群、家庭群）中开始看到“大合唱”发起帖。这条不明来源、不知作者的“发起帖”在微信、微博中被快速转发。线下渠道里，积极主动的物业则发挥了组织者的作用。

2.边阻止，边“大合唱”。19时38分35秒，一则自称“协和呼吸内科一名医生”的范先生提示风险的“阻止帖”在微信中出现。很快，有人对原帖进行了重要信息提取，并附上范先生完整的电话号码，这则流言被疯狂转发。19时52分前后，长江日报报业集团不断有记者在朋友圈转发阻止内容，并称“范医生致电长报”“有记者直接致电医生，说千万别唱”等内容。由地方主流媒体背书的消息又被迅速转发到各微信群中，很多武汉市民都在提示“大合唱”的风险，但时间已迫近“发起帖”呼吁的20时。20时03分，微博、微信开始出现一些小区“大合唱”的现场视频。当很多武汉市民忙着通过转发、警示来阻止“大合唱”的同时，“大合唱”已在一些小区如火如荼地展开。行动期间，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地方主流媒体的微博账号连发多条“阻止帖”，号召居民停止开窗唱歌，称有感染病毒的风险。

3.被忽视的辟谣。在“大合唱”与阻止“大合唱”的拉锯战中，大约自20时35分始，一些不具名网友发布“辟谣帖”，声称他们通过求证在线医生和“范先生”后，认为“阻止帖”的内容不真实、不科学。不过，“辟谣帖”并未被广泛转发。甚至22时57分李兰娟院士回应“@中国新闻网”的相关解释传播热度也不高。

4.争议中的鼓励。“发起帖”“阻止帖”“辟谣帖”穿插在“大合唱”的全过程中，“流言飞来飞去”可作为一种形象的描述。如何评价这次集体行动？舆论场存在争议，负面评价立足于“大合唱”作出社会批评，主要包括对谣言挑拨恐慌情绪的质疑、对地方政府应对疫情动作迟缓的愤怒，但全国性主流媒体大多表达鼓励之情。被广泛转发的“鼓励帖”包括央视、《中国青年报》、《新京报》发出的评论，他们认为“大合唱”是抱团激励、幽默乐观、共渡难关的体现，倡议社会各界读懂武汉市民的焦虑。

 

（二）深度访谈  

本文选择深度访谈作为研究方法。尽管可以通过大数据挖掘进行帖文、评论等内容的分析，但本文更关注疫情中的公众，也即有血有肉的武汉市民的所思所想，深度访谈可以贴近灾难中的人，通过对话了解他们的行动轨迹和内心思虑，聆听他们的生命故事。

1.访谈计划

研究者围绕研究问题，细化访谈问题，制定了涵盖20余位武汉市民的访谈计划。为使访谈能够更加全面、充分地呈现疫情中武汉市民的所思所想，本文根据1月26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协调国内传染病医学专家撰写的《武汉市社区级疫情风险评估报告》确定访谈对象的选取。该报告对武汉市13个区、190条街道、3567个社区进行了疫情风险评估，并根据风险度高低进行街道排序（1—190）。“大合唱”主要发生在武汉市8个中心城区（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东西湖区），本文计划在风险度排序1—100的街道中抽取20人作为访谈对象。具体执行阶段，采用目的性抽样方式，将街道风险排序表中的街道按每10个划为一组，保证访谈对象覆盖前100名街道中的所有分组，从而使样本可以相对完整地呈现“武汉市民”这一群体形象。

2.访谈对象

本文的3位作者作为访谈员。首先，基于微信熟人预访4位不同街道的武汉市民。根据预访情况，研究者完善了访谈问题，并采用三种方式拓展访谈对象：一是，依托熟人关系，滚雪球扩大样本；二是，培训合适的微信熟人成为访谈员，依托他们人际社交圈中的信任关系，更好地获取集体行动的相关素材；三是，通过微博寻找弱关系访谈对象。据此，7位访谈员最终完成对25位武汉市民（详见表1）的在线访谈（微博、微信聊天）。其间，我们先后向12位微博用户发出访谈申请，只有4位同意受访，这也说明信任机制在访谈研究中的作用。

本文将受访者以“街道风险排名+姓氏首字母”的方式进行编号，如受访者鲁XX位于街道风险排名第1的唐家墩街道，其编号为1L。根据编号规则，如出现重合的情况，则取名字中名的首字母，如52CY、52CC。另外，表1中52号街道共有5位受访对象，原因在于：第一，武汉疫情的发展变化迅速，2月13日的消息称，水果湖街道成为武汉市确诊病例最多的街道；第二，该街道人口基数大，覆盖小区众多，经由熟人滚动而招募的被访对象也有主动分享经历的愿望。

3.文本分析

本文作者共同对在线访谈进行了文字转录，形成54519字的访谈素材，由第二、三位作者共同对访谈素材进行文本分析，如出现事实不清晰或者不充分的情况，作者会对受访者进行补充访谈。后续写作中，引用被访者话语或提供的素材时，将通过标注编号表明来源。

三、访谈：25位武汉市民的流言接触与行动

（一）对流言的接触与态度

1.接触

受访者均表示，关于“大合唱”的流言来自他们对微信、微博的接触。43C最早于1月27日17时57分在其微信业主群中收到“发起帖”，其他受访者分别在亲友群、工作群、业主群等知悉行动内容，89Z是少有的通过微博首先接触流言的市民。此外，29G、43C所在小区的物业还用大喇叭为业主广而告之当晚的活动流程。“阻止帖”出现后，武汉市民抱着宁信其有的态度通过微信转发：“我觉得有危险的都要提醒大家吧。如果是真的就要提醒大家；如果是假的，大家不唱这个歌也没有关系。”（53H）总的来看，微信中存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多种传播方式。其中，基于居住关系而形成的小区业主群成为流言交换的重要空间，业主群与生活的接近性使之不断超越之前的熟人社群，如亲友群。

与“大合唱”相同，武汉市民其他的疫情信息接触平台主要是微信和微博。1L觉得“微信就够了，因为我们有个群都是武汉同龄人，随便交流下就一堆。”微博在疫情信息发布中的快速更新、热搜功能被反复提及：“微博的实时性让我觉得挺舒适。”（52L）“因为微博消息刷新很快，而且可以在评论区看到很多不同的说法。”（25C）此外，微博热搜还表现出明显的议程设置功能，29G认为：“热搜被疫情信息霸占的时候，开始觉得疫情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除两微外，武汉市民主要的信息接触渠道还包括：财新、丁香园、今日头条、百度、澎湃新闻、学习强国等客户端；哔哩哔哩、爱奇艺、YouTube等中外视频网站；央视、湖北经视等电视频道；支付宝等消费平台。

此外，对流言的接触会影响市民对“大合唱”效果的判断。45X自己、其在武汉的亲人和小区都没人参加行动，但他认为“大合唱”规模很大，因为：“1.转发消息的人多；2.看到的视频多；3.看到转发视频的人多。”

2.态度

（1）恐慌。疫情中，流言的不确定性会放大公众对危机程度的判断，特别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信息的不充分会增加市民的危机感：“一开始恐慌时是信息全收，什么新闻什么网友帖子，小道消息都看。后来觉得信息过载，自己心理上难以承受，于是做了调整，看到情绪化煽动性的标题就不看，只看几个官媒新闻。”（52Z）

（2）信任。面对流言，大多数受访者偏向信任官方发布的信息。1L说：“官方媒体中我主要看武汉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官方都一样。”47Z平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照顾孩子，在有限的时间了解疫情时“基本就看下官方发布的大消息，相信官方信息，觉得是被筛选过的。”即便在社交媒体上，受访者也会更关注官方账号发布的信息：“在公众号中，我比较关注长江日报、湖北日报、澎湃新闻和凤凰weekly。”（52CY）此外，1L、20L、45X、75X均表示，他们都是在20日，观看白岩松对钟南山院士的专访后才开始重视疫情，自此建立起对官方媒体权威性的信任。

（3）质疑。89Z谈到他看到“发起帖”后的质疑：“因为就我对目前疫情的了解，病毒会通过飞沫进行传播，我会担心当大家开窗大声唱国歌的时候，会有很多飞沫聚集在空气中，再加上小区本来就属于人口密度较大的区域，所以会担心比如楼上到楼下，隔壁到隔壁会出现飞沫传播的现象。以上仅为个人观点，所以我没有转发。”86Y是舆情分析师，她说：“看微博热搜的话，会结合新闻网站信息印证下来源之类的。”这次疫情让她坚定地成为“财新”的付费用户，深度分析的内容让她觉得“扎实”。

（4）转移。对流言内容证实或证伪的过程，会令市民转移信息接触的方式。70P坦率地说：“微博通常关注官方号，比如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的官博，但是双黄连之后我不盯这俩了，只看热搜榜。”71Z作为高级工程师更相信工作群的信息：“自己对于头条百度等网络上的信息不会太当真，相比之下，工作群的消息确凿可靠，且第一时间会有新的重大消息。”因此，工作群里公布“大合唱”的小区名称时，他一点怀疑都没有。
 

（二）对集体行动的选择及原因

1.参加行动及原因

参加集体行动的10人中，有的完全遵照“发起帖”的要求，准时合唱歌曲，有的则没那么严格，随性而为，比如选择弹奏国歌、喊“武汉加油”等作为参与方式。原因主要包括：

（1）受到热烈集体氛围的感染。一是小区邻里间的互动，27C说：“我参加的原因是因为邻居们之前从来没这么热情互动过。”52Z也提到，两个儿子因为小区的氛围激动得跟着唱歌。二是家庭成员的带动，百步亭街道的47Z提道：“我们跟孩子说，因为这次疫情的原因，大家都想为武汉加油，晚上八点整，要一起唱国歌，她就答应了。”

（2）排遣压抑与烦闷的情绪。56岁的52D说：“我当时就觉得应该一起参加这个活动，第一可以调节心情，憋闷在家几天了，可以发泄一下。第二也觉得我们挺霸气的。”21岁的59L提道：“当我听到大家喊‘武汉加油’的时候，其实心里很激动也很感动，觉得大家都很热爱我们生活的地方，也对这次疫情充满希望。我也是这样于是就弹了国歌渲染一下。”

（3）职业习惯与要求。43C、52Z都是新闻记者，分别从业20年、13年。43C说自己参加是“纯粹凑热闹的心理，职业病……我还拍了一段视频发到我们部门的群里。”52Z有一个同为记者的老公，考虑到孩子的健康，她当时并不赞成老公开窗，但因为职业要求“他想拍视频，老公应该是工作群里让大家拍一下，万一新闻需要素材。”即便后来，她带着孩子们唱完歌返回客厅，“老公还在拍。”

（4）小区的空间结构。45X从相关视频中发现，成功“大合唱”的小区都是“规模大、新、楼层高、年轻人多”的地方，而自己所在的小区没参加的原因是“年纪大的人多，没有小区群，住户少”。本文研究发现共有30个“大合唱”小区，其中大多数小区符合这些空间结构特征，如43C居住在平均楼龄10年的小区，小区有3万余人居住，高层（33层）楼房居多。

（5）性格因素。52CC居住在老旧小区，尽管小区只有零星居民参与，但她的男友和男友母亲都参加了“大合唱”。更有意思的是，男友母亲是武汉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医生并不认可开窗唱歌的方式，但还是积极参加了行动：“我阿姨说肯定是错的，会传染病毒，阿姨纯属喜欢唱歌凑热闹，”还要求男友陪着一起唱。94L说自己参加活动也是“性格使然，我外向型且容易被带动就参加了活动”。

2.不参加行动及原因

（1）家庭健康因素。30岁的1L居住在当时武汉市风险度最高的街道，且家庭成员在活动当晚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症状：“因为27号那个时候还属于人比较敏感的时候，而且那两天我妈刚好开始爆出来一些症状了，所以本来这方面我就比较谨慎，这个活动我没有参加，我也把窗户关得特别死，阳台窗户都关了。”

（2）行动的可靠性。社区工作者53H提道：“觉得这个通知一点都不专业，根本就不是文件性的东西。”看到“阻止帖”后，她马上转发到所在社区群，结果还“被人怼”。71Z反对得很坚决：“我觉得活动很无聊，也很无知。无论是否有新冠传染病，都不应该同一时间打开窗户唱歌，唾沫满天飞，污染空气，产生噪音。”

（3）无人组织发起。老旧小区通常缺乏组织者，老年人居多或住户较少，组织能力较弱。75X说自己所在的是“老小区，都是老年人，好多人还没买到口罩，也组织不起来，就算了”。

（4）性格因素。有些市民有参加“大合唱”的愿望，但觉得尴尬就放弃了。“我们楼一个喊的都没有，因为自己楼上楼下的人都互相认识当时想以后还挺尴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52X）“这种事情，一个人对着阳台唱也挺傻的吧。”（38Z）

参加与不参加都是对集体行动的一种选择，选择将会进一步影响市民的信息接触行为，流言接触与集体行动选择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18岁的29G因为觉得很新奇参加了“大合唱”，事后看到了“阻止帖”，由于忧虑自己的健康，她马上在微博上找相关内容，“如果真有这个问题，说明这个活动策划者没有脑子，没有把群众的安危看在眼里。但是有点怀疑这个说法的科学性。后来好像是辟谣了吧，就比较安心了。”86Y一开始就不准备参加活动，但听到小区远处有声音后，“我还看了一下是不是真的开窗唱歌就会传染病毒。”身为教师的59L因为做好了防护措施，便不再关注后续的辟谣等内容，“由于本来也不怎么有开窗露头、阳台观望的行为，后续就没留意了。”

 

（三）对流言传播、集体行动的认知

1.对流言传播的认知

（1）健康信息的质量影响市民对流言质量的判定。一是流言中的信息要素不全，“这种对疫情本身没有太大帮助的‘三无’信息纯属热闹。”（59L）二是专家身份会同时引发信任与质疑。“阻止帖”中“协和呼吸科范医生”留下电话号码的方式让一些市民改变了行动参与方式，“快到晚上时看到朋友圈说唱歌很危险。所以我们没唱歌改高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52D）也有因为专家身份而质疑的，“我对于专家不蛮相信，他们一时这样说一时那样说。”（94L）三是流言的语言风格引起争议，戏剧工作者38Z说：“用家长式的口吻叫嚣会造成逆反”，86Y提道：“口气有点夸张，啥叫极度啊？”

（2）公众个体差异影响对流言的传播行为。面对疫情中的流言，11H选择结合自己的常识做出判断，“持保留态度，因为根据常识来讲，这么远的距离是不会造成感染的。”18岁的69L选择，“我反正会问我爸：这是真的吗，哈哈。”27C由于“封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认为唱歌能够发泄自己憋屈的情绪，看到“阻止帖”后说：“很反感这种高度紧张状态下的过度‘理性’的声音。”38Z不喜欢本地媒体发出的警告，“几个媒体有什么权力禁止民众唱歌？我当时不无愤怒地在相关微博下留言，我们戴着口罩唱可以吧？”

流言的不确定性会对受访者产生不一样的劝服效果。受访者也提到，如果“阻止帖”转变劝服方式，不是“一刀切”的叫停唱歌，而是呼吁大家用更加科学的方式排遣恐慌和焦虑，也许情况会不一样。“如果能提出好的建议，让大家既能表达自己的情感，又能做好防护，这种方式最好。”（43C）否则，会产生逆反心理，如27C表示：“我认可会存在传播病毒的可能性，但排斥这种打击大家积极性的做法吧。”

2.对集体行动的评价

所有受访者对“大合唱”都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认为这一活动能够缓解武汉市民由于封城带来的恐慌情绪，将武汉市民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展现了武汉市民的乐观和力量。

（1）发泄情绪，增强市民的连接感。“觉得武汉是一家人的感觉，这样做会增强连接感，有利于共同渡过难关。”（11H）“在最初刚刚封城的那几天，人们处在惶恐之中，需要这样的‘安慰剂’，需要得到外界直接的回应，证明自己不是孤岛，是人们应激反应的一种。”（52Z）“非常时期，组织唱国歌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给大家鼓鼓劲儿，发泄一下情绪也不错。”（86Y）“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些不相识的人一起去做某些事反而会产生更大的力量，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感动。”（69L）38Z认为“大合唱”表达出来的“信号是明确的，不管是喊叫或者是唱国歌都是对封城的一种态度！”

（2）市民爱国情怀的自然流露。“这是一种爱国情感的表达，目的是激励武汉人民不惧危险，战胜病魔。”（52CY）“是一种自发的爱国情怀的表达与宣泄。”（43C）

（3）因为疫情持保留态度。“活动的本质和精神真的挺好，但是可能组织者缺乏一些卫生和防控方面的考虑，所以才导致这个活动可能会增加传染的风险。”（89Z）“如果我小区组织起来了，我还是很愿意唱的，只要别开窗，戴口罩就行。”（75X）“武汉是疫区，一天不解除疫情警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保持谨慎。”（20L）

（4）集体行动的价值和延续。其一，这是武汉市民自发组织的规模较大的活动，“这个活动真的还蛮明显的，就是你能听到很明显的歌声。我在家里不开窗户，都可以听到很明显的歌声。而且问了一下其他小区，真的是全武汉市的活动。”（1L）其二，“大合唱”后，武汉市民还组织了其他集体行动，比如：滴滴车队志愿者活动、拉群接送护士医生、互助住院买物资（86Y）；悼念李文亮医生（89Z，11H）等，但这些集体行动的规模与影响力都不及“大合唱”。

 

四、结论

“封城”中的900万武汉市民被切割、抽象为各种数字、代码和符号，个体很容易消逝在宏大的数字和制度叙事中。在一场流言推动下的集体行动中，25位市民各有自己的生命故事，个体在强大的、难以挣脱的疫情压力下如何实现自发性接触与选择？他们的情感、态度通过自我叙述呈现出来。叙述中的一部分与既有研究相呼应，另一部分则凸显新的特征。

第一，流言接触渠道具有显著的移动化特征，多模态流言则强化了集体行动的情感叙事。手机作为移动终端成为公众首选的、随时随地可以接触到的信息渠道。微信使用频率最高，微博和其他客户端扮演着多元信源的角色，官方媒体的权威发布、市场化媒体的深度调查成为流言核实的参考依据。与已有的新冠肺炎疫情问卷调查结果不同，受访者中的年轻人指出，会选择自己喜欢的视频网站搜索或核实信息。此外，公众接触的流言呈现出多模态特征，流言作为话语“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动画、图表和色彩等”（肖珺，2017）。特别是伴随短视频的频繁使用，多模态流言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集体行动的情感叙事。与既有研究类似，文字话语通过添加、削平和凸显等方式增强与健康相关的信息的权威性，比如添加医生头衔、手机号等细节，提升流言可信度。不同之处在于，短视频是官方、民间共同采纳的话语方式，不过，市民的短视频叙事多是碎片化的自由展示，专业媒体则通常采用完整的叙事结构和戏剧化处理方式，比如在视频中加入特效，冲击力和代入感非常强。

第二，对行动规则的调试、健康信息的解释、集体行动的评价成为社会意义争夺的焦点。集体行动中的流言传播一直具有建构权威与反权威的意义争夺价值。此次疫情中，权威意义的争夺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参与集体行动的市民对行动规则既有跟随，也有灵活的调适。对“发起帖”中行动规则的调适包含几个原因：对飞沫传播的恐惧、对“封城”后压抑状态的释放。此外，基于网络连接的陌生人社会也使得规则的约束性大大降低。二是对健康信息的多重解释成为市民在集体行动中生成对话、争议和协商的方式。本研究发现的“发起帖”“阻止帖”“辟谣帖”“鼓励帖”就是样本，人们在浏览、转发、评论中通过共同书写完成对健康信息的不断补充，未被解释的是，为何“辟谣帖”未受到广泛关注？是与集体行动的时间序列有关，还是与市民的心理因素有关？三是由于发布媒体的不同身份，他们发表的对集体行动的评价呈现接受差异。地方媒体不断发出“阻止帖”，他们更迫切地希望阻止可能的风险以保护武汉市民，但市民并未充分接受这一善意，他们一方面觉得地方媒体缺乏同理心；另一方面则是将对地方政府的不满归咎于地方媒体。相比之下，中央级、全国性媒体在事后发出的“鼓励帖”则受到普遍欢迎，这种亲密性的表达符合了市民的心理预期。

第三，“远亲不如近邻”的社区共同体提升集体行动的效率和规模，社会结构在关系情境中被重塑。本案例中的流言转化为集体行动的时间非常短，“发起帖”到行动发生约2个小时，“阻止帖”发出到被广泛传播、取得一定阻拦效果不到20分钟。造成这些现象的表层原因是移动化传播的社会动员能力显著，更深层次原因则是疫情中特殊的空间结构改变了市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市民的行动自由被一步步严格限制，先是“封城”，然后是公共交通、居民自驾车被禁止，接着小区“封闭”，重建共同体成为市民寻求安全感、解决生活需求的必经之路。“大合唱”中的物业群甚至超过亲友群、朋友群、工作群等成为流言最早的通路，服务好的物业公司成为推动线下集体行动的重要组织者，邻居们的行动也唤起和带动了“我”的行动。此时，邻居（业主）重新回到“远亲不如近邻”的关系情境中，社会结构在多重、交叉的复杂共同体中出现变化，比如，意见领袖的生成、替代与转化。

第四，地方成为集体行动中记忆和文化的依托，并通过地方实现疫情中集体行动的延续。“大合唱”作为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市民的第一次集体行动，勾连着武汉市民的共同记忆和地方文化。此前几天，武汉市民面对着巨大压力。一方面，疫情信息迷雾重重，地方政府执政不力，歧视现象持续加重，强烈的恐慌和愤怒透过一些网络讨论渗透出来；另一方面，一些好的迹象开始出现，27日上午李克强总理抵达武汉直接指挥，央视等媒体开始下沉，社会救援也在不断抵达。在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大合唱”成为必然会实践的集体行动，此时对病毒风险的情感型感知会比认知型感知发挥更明显的影响作用。即便是没有参加集体行动的武汉市民，也通过现场和短视频中的“大合唱”体验近处的邻居、远方的武汉人的激情呐喊和幽默表达。集体行动对地方记忆的保存、唤醒和基于情境的意义分享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培育效果。比如，通过对流言的解释实现了关于“飞沫传播”的健康教育，通过“大合唱”实现了宣泄、抚慰、振奋和团结，集体行动也提升了武汉市民自我组织和快速执行的信心和能力，市民们后来参加的悼念李文亮、组织捐赠、团购等集体行动就是例证。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流言与集体行动之所以出现，始作俑者是作为灾难的病毒。从传播角度看，病毒或许是看不见的传播，它既有可能进入人的身体，也会凭借流言渗透入人们的社会网络中，成为重建人类关系和共同体的动力。从空间角度看，前所未有的隔离力度使得流言成为武汉市民不安、恐慌和焦虑等诸多情绪的外化表现，再通过移动传播渠道快速地被分发、变形和迭代，推动集体行动从在线呼吁演化为现实。最后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新冠肺炎疫情中集体行动的价值是什么？集体行动作为身体政治的连接团结具有自主性的个体，个体既实现情绪释放和心理减压，也可将其诉求透明化。疫情中，作为生物的自我会更加关注自身、他人和人类的躯体和疾病，即便是被诟病陷入虚拟世界的社会冷漠者也在集体行动中关注公共利益，推动“我与你”“我就是你”的公共空间的形成。流言是我们关于病毒的生命叙事，也是我们融入全球社会的情感之径，其通过集体行动落地、验证和阐释，就有可能成为嵌入社会结构中的文化。

 

本文原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0年第1期，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详情请参考原文。

作者肖珺系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文韬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董琪然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本科生。

注：如需查看或引用原文，请参考如下信息：肖珺,胡文韬,董琪然.生命叙事: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流言与武汉市民的集体行动[J].全球传媒学刊,2020,7(01):152-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