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研究的切入点：语言、思维、语境的联系性

刘金波（以下简称刘）：Jens教授您好！我从您的讲座中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您对各种文化现象的深刻把握并习惯于从语言这个角度切入文化交流、理解与传播。据我所知您的研究背景是语言学。您认为人们使用的语言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就不同，说不同语言的人就会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种入思方式与中国的传统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不同，请问这是与您的学术背景有关还是这种方法是瑞典学术界典型的研究传统与习惯？

Jens Allwood(以下简称J) ：有些人认为思维和语言的联系不紧密，而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它们的联系更紧密，我跟第二种观点一致。但我想强调，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思考都是通过语言体现的。我相信图像、图片或对于图片的记忆等同样重要。例如，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会用图像进行思考。因此，当他们看到事物时，他们会记忆，然后对待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我们也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使用语言对事物进行分类，并通过语言的使用来帮助我们思考。与此同时，我们的思维也可以变得更加抽象。

我习惯于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学术研究，这与学术训练经历有很大关系。我还想谈一下为什么有些人不相信语言和思维紧密相连，因为其中一些人是或曾经是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追随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核心是句法或语法。因此，他并没有将语言主要与语义联系起来，不像其他研究“认知语言学”中人一样，认为语言与认知（思维）是紧密相连的。

另外一个相关是，语言和文化都与语境有关。“语境”这个概念包括语言环境，也包括超语言环境。语言传播总是发生在半自然、半文化的语境之中。

自然语境包括噪音等级、能见度条件、温度、传播者的时空差异，也包括传播者的生物学特征、物理障碍等。这些因素都会对语言表达的生产和理解产生影响。

文化语境包括心理语境和社会语境。心理语境如价值观、信仰、态度、能力等等，都来自于他们的生物特征和社会化特征（会有多种文化交汇的现象）。文化对于相对长期的价值观、态度和信仰（也叫个性）和短期价值观、态度和信仰（比如谈话之中的愤怒情绪）等，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社会语境通过传播者的社会身份（性别角色、阶层特征、教育水平等）进入到传播中，也通过即时的传播交往的社会特色进入传播之中。

二、跨文化传播的理解维度需突破思维和行为层面的局限

刘： 您认为正确理解“跨文化传播”的现象和概念，不仅仅要从“思想”（意识形态、思维、想法）和“行为”两个维度剖析跨文化传播，同时还要结合其他两个维度即“制造”（建筑房屋、创作物品等）和“自然印记”（自然特性），更加全面地看待人类交流交往过程中的跨文化传播行为，请问在跨文化传播中这些维度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分别是如何体现的？

J：首先，没有自然的印记不是“自然特征”，文化是我们在正在做的事情在自然中留下的痕迹。因此，当我们切割木材时，我们会留下痕迹。大自然在形成文化的过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而它本身并不是文化的一部分。例如，我们住在瑞典这个天气寒冷的国家，这不是文化。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产生一些行为——如我们夏天不在室内碰面，而是在外面见面；但是在冬天，我们不在外面见面而在暖和的房间里。再比如，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房子里安装好的供暖系统等等。所以，自然（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作用，但它不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而是作为形成文化的力量之一。

刘：那么这四个维度如何反映各自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我的意思是这些被提到的维度如何扮演他们的角色？

J： 嗯，最容易看到的当然是前两个维度，即“思想”和“行为”。它们是大多数研究者在文化研究中关注的内容。然后我们来谈一下“制造”和“自然印记”。

工具会影响我们的沟通方式。我们是像现在一样面对面沟通，还是我们彼此写信，或者读来源于其他文化的书籍，又或者使用互联网或通过互联网使用某种远距离通信，比如skype（我不知道你在中国有什么类似的东西——我们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平台或即时通讯软件，常用的如微博、微信、QQ、小红书、哔哩哔哩等）。总之，互联网上有很多的远距离通信工具。所有这些通信媒体都可能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不同的东西和结果。但是，面对面交流是最灵活的。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感受，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态度等等，我们可以迅速改变主意。

当然，所有其他媒体都有一些限制，但它们也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我可以通过互联网与中国沟通，如果我使用互联网或电子邮件或类似的东西，我可以明天看回答。但如果我们面对面坐在这里，它现在必须发生。因此，人类通过自然界创造的物理工具，例如互联网，为通信开辟了不同的物理可能性。它们也影响我们可以沟通的内容以及我们如何沟通等。

例如，如果我们想要在我们的交流中包含图片，并同时写作和谈话，现在这种面对面的方式就不容易实现，但是如果我们通过互联网使用正确的工具就有可能。因此，新的沟通方式有时开辟新的可能性，在其他方面有时候也让事情变得更复杂。新媒体，和大多数其他事物一样，有利，也有弊。

 三、传播媒介与权力的关系：媒介即权力

刘：我认为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才能传承、激荡与发展。而交流又离不开媒介。在人工智能技术和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尤其是跨文化交际的范围、方式方法和效果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很大程度是因为传播介质的转变。我们能否把这些介质当作一种权力来看待？如果是，我们如何正确面对、选择并运用这种权力？

J：你说文化只有交流才能传承下来，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们可以建造新的房屋，我们可以建造新的道路、新的文物，还可以通过在自然界中留下的印迹创造新的文化并保护新的文化。

但是对于你刚才表述的前半部分，我存在异议。我认为，当我们从说话到写作时，这可能是一个比电子媒体传播更大的变化。所以，你知道，我并不是很乐意说数字化传播媒体带来的最新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我认为我们之前也有过很大的变化。书面媒体以多种方式为影响力和权力提供了可能性。例如，阅读瑞典语翻译的中文书籍，并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刘： 我认为文化在交流中传承是源于中国诗学的深刻影响。中国诗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气”。您所喜欢的道家代表人物庄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且“神与物游”。无论是游物还是游心，都有交流的成分在里面。三国时代的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我们阅读几千年前的先秦时代的典籍，还可以与作者用“文气”对话，这也是一种交流。

J：那么，让我们谈谈对于新媒体的掌握是否能给我们权力的问题。这是肯定的，这意味着，例如，具有互联网、不同数字通信形式、可以发送图片或文本可能性的国家比没有这些可能性的国家具有更多的可能性。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让居住在瑞典的中国人直接向中国报道，但如果你在一个没有资源的小国，他们可能无法使用新媒体进行交流。他们无法使用新策略来影响人们。当然，掌握更多的通信媒体可以为你提供更多的影响力，更多的软实力和可能性。所以，媒体可以给你权力。问题的最后部分是什么？

刘： 您刚才说媒体是一种力量，媒介与权力的关系问题。

J：不是媒体本身，而是拥有媒体并使用它们。拥有媒体可以意味着一种权力。

刘： 如果是这样，我们如何面对真相并正确使用这种力量？

J：正确吗？你的意思是道德吗？或者你的意思是，例如，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利益？这取决于你想做什么。如果你想统治世界，你可以用一种方式使用媒体；如果你想要更平等的分配，如果你想要符合道德规范，请以另一种方式正确地使用它们。“正确”在这里可能意味着许多事情。例如，如果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你将它用于你的国家；如果你更像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你可能想要确保每个人的利益而使用它。

我更像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尽量使用它以便尽可能地让世界上的更多人受益。但是我们会面临很多问题。一方面，许多国家都很穷，他们买不起所有的（或他们需要的）数码设备，他们很难拥有所需的资源。当然，如果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同等程度地参与，并且拥有相同的机会，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帮助他们实现数字化。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数字化并不总是那么好。它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我们必须小心。

我自己参与的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保留语言和文化。你知道，世界上有6800种语言，其中许多语言正在消失。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被五六个人使用，而且那些人都老了，他们死后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能跟这些语言说再见了。如果我们有兴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尝试帮助保护语言。在这里，数字媒体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有一个项目，用数字方式保存尼泊尔约4000人使用的一种小语言。

我们制作录音和录像，我们自己教授语言使用者录制视频，我们问他们：“你有什么动物？”然后拍照记录下来。“你知道什么植物？你使用药物有哪些用途？你用什么方式来进行农业生产？”等等。人们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我们在互联网网站上展示他们的文化和语言，我们使用数字媒体来帮助这么一小批人保护他们的语言和文化。

还有很多可以提及的其他例子，例如某些国家的教育，他们在提高教育水平方面存在困难，富裕国家应该尝试通过互联网提供远程教育，而且最好是使用那些人的语言，而不是英语。如果他们使用英语，这意味着被帮助的那些人必须学习英语。因此总是存在问题的。

刘：那您认为媒体的权力应该被限制么？

J：媒体权力已经受到限制了。在西方，它受到资本主义的限制。

刘：现在互联网也出现了很多UGC（Users Generated Contents），这意味着用户掌握了更大的权力。

J：用户生成的内容可能很好，但是谁是用户？当你生成内容时，你必须使用其他人的互联网，例如，你必须使用Facebook，你必须使用Google，在中国同样如此，你必须使用——我不知道是叫做微信或你使用的任何东西。没错，用户可以对他们生成的内容有一定的控制权，但其他人（如数据库运营商）可以拥有更多的控制权。

用户生成的内容也可能存在其他问题，因为它可以在“互联网信息泡沫”中宣传虚假新闻、低俗信息、偏见并捕获大量受众。但是传统的公共服务信息，虽然没有审查，但受客观规范和公共控制的约束，会使这些规范得到维护，也是具有优点的。

无论如何，互联网在西方并不是那么自由，因为它是由极其强大的公司控制的，亚马逊、谷歌、Facebook等。目前，这些公司中的大多数都是美国公司。当然，这是美国软实力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也是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地球上，技术权力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刘： 技术权力确实很重要，比如全世界IPv4根服务器只有13台，1个主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余12个辅根服务器中有9个在美国，那这种情况是否说明了一种不公平？

J：不公平？这并没有不公平，因为是美国人创造了这些可能性，但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方法来控制这些媒体的使用方式。正如你知道的，我们在瑞典公共广播和电视上看到，我们有更多的内部控制，但在Facebook上，种族主义团体和许多其他类型的团体可以更自由地发布内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Facebook没有这么多内部控制，他们只想在广告上赚钱，他们希望触及尽可能多的人并在广告上赚钱。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Facebook不是瑞典语，所以瑞典政府不能轻易让Facebook实施任何标准来防止滥用互联网。

刘：您认为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措施限制这些种族主义团体和极端主义团体？

J： 嗯，我认为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为Facebook和谷歌制造些麻烦。我们应该联合欧盟与所有其他国家一起与Facebook和谷歌谈判，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对他们的内容进行更多的规制并且剔除其中一些滥用、误用，我们就会罚他们更多的钱，让他们的生存变得困难。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位丹麦女性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她就是这么做的。我希望在未来她能继续这样做。她坚持将谷歌告上法庭，将Facebook告上法庭，并让他们为垄断（这种垄断使得欧洲公司很难建立起自己具有相当地位的公司）而付出巨额罚款。因此，欧盟试图让欧洲企业的建立更加容易。

四、文化与礼仪的维持源于多种权力的博弈

刘：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中庸、和谐，但是又特别强调礼仪。中庸与和谐都是秩序，礼仪正是保证这些秩序的规范。当然这些规范需要强权力加以维系。在瑞典乃至欧洲文化中，这种文化的强权力主要来自哪里？有什么礼仪禁忌？它们是如何运作的？

J：我认为这并非只是中国人的信仰：秩序需要权力来维持。一些欧洲哲学家也相信同样的事情。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400多年前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为强大的国家权力引入了“利维坦”（Leviathan）这个名称，这是阻止人们互相残杀的必要条件。但其他人认为这是错误的，你不需要强大的权力来维持秩序。各种权力将相互控制，它更像是你们的道教和“无为”，你不需要一直有警察。

我们在这两方面进行了讨论，我们并不一定相信我们必须始终拥有强权。我认为没有所谓的强权，只有不同权力（力量）之间的平衡。

刘：您刚才提到你们没有很强大的权力来维持这一点，我的意思是在欧洲，他们是如何来平衡各种力量的呢？

J：我不知道，未来尚不清楚。我们有冲突，我们有讨论，没有明确的方法，没有明确的方式，在欧洲，我们经常要对达成小协议感到满意。我们同意道德规范。我们有时同意这一点，我们有时同意那一点。我们一直都会有分歧。

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在欧洲有一件事就是自由劳工运动。比方说你在波兰有一家公司。在波兰，工资远低于瑞典。因此，你将波兰工人送到瑞典并支付比瑞典公司支付的瑞典工人低得多的工资。然后，波兰公司可以在竞争中提供更好的报价，以获得建造房屋的合同。例如，一家波兰公司表示，我们建这个东西可以比瑞典公司便宜一百万或者数百万克朗。瑞典公司说这是因为波兰公司支付特别低的工资。那么，瑞典政府说什么呢？他们去欧盟说我们必须为来瑞典的每家公司提高薪水，但这违反了自由劳工运动。其他国家说，不，整个欧洲的重点是我们需要竞争。不同的国家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有一些高薪，有一些薪水较低，不同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欧洲议会中有不同政党的原因之一。

刘：是的 ，您认为不同政党存在分歧和竞争，他们会辩论。您觉得有这些意见分歧、辩论是一种平衡的好方法吗？

J：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找到的最好的方式，但我最终还是不确定。我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但我们还有其他建议。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回到古希腊哲学，例如，哲学家柏拉图。他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由哲学家统治，因为他们是最聪明的人，他们应该做出决定。但哲学家们之间必须进行辩论。因此，你永远无法摆脱辩论。

有些人本着柏拉图的精神争辩说，你不应该让所有普通人决定，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教育。所以，在欧洲，当我们在19世纪获得民主，有很多人说不，不要给所有人投票的权利，他们没有足够的教育。因此，使用这种论点，例如，在1864年至1921年间的瑞典，我们有一种民主，这种民主并非适合所有人，只适用于那些受过教育和富裕的人。后来，人们说不不不，每个人都应该有投票权。每个人！每个人！每个人！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唐纳德·特朗普。我能说什么？我们发现治理一个国家的最佳方式存在持续的争论。在西方，我们普遍认为民主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但并非完美。我们没有想过一个更好的系统。 

五、尊重文化差异的前提是正确地使用互联网技术

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很长时间以来都被学术界广泛应用。不同的文化与文明间是不是一定会带来冲突？事实上，与文化软实力相对应的科技、经济与军事硬实力并不是一定带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很多时候对终极硬实力的渴望与拥有反而会带来掠夺、贫困、战争与杀戮。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跨文化交流中尊重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以某种方式来保持文化与文明间的平衡、交融与互鉴？

J：我认为文明只是文化的一个方面。有时它意味着与文化相同，有时则不然。但通常情况下，它们都是一样的。因此，文明是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有着与文化相同的那四个维度。因此，文明的冲突也可以称为文化冲突。

我们无法保证完全尊重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我们只希望所有人都认为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类应该努力和平共处，让每个人都能这样做。但正如你所说，很容易将互联网用于多种意图。

很多大国都有优秀的互联网团队，他们正在使用信息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IT）来进行一些监视与控制，他们会越来越多地使用它。一个糟糕的发展可能是更多地从软实力到经济秩序，再到政治秩序和军事秩序。是的，这种可能性存在。瑞典等一些较小的国家正在努力学习，我们也尝试利用这些可能性，但我们并不那么强大。鉴于这些风险，我认为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尝试更和平地使用互联网，我们必须。

但现在回到你之前的问题，我之前没有过多地谈过用户生成的内容。我认为，它有许多积极方面，因为它让很多人提出不同的想法，等等。但它也有一些消极的方面，就是同样使那些不太好的想法也广为传播，并通过这种方式使你得到假新闻、不正确的陈述等。

我们谈论互联网泡沫，其中可能有些人只阅读他们自己的用户生成的内容，从来没有得到其他正确的信息；他们只存在于他们的幻想中，他们从未发现他们的观点是片面的，也许还是不正确的，这是一个问题，这种现象在这个国家和许多其他西方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在中国，也许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算法可能会决定你所看到的。所以在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的问题或大或小，但无论如何，问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在争论该怎么做。例如，我们应当教导年轻人如何更加具有批判性地进行阅读。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当他们读到某些东西时，他们不应该毫无批评地接受它。他们应该思考这是真的吗，论证好吗，应该相信吗，等等。

六、研究方法无新旧之分：深入了解与观察是最好的研究方法

刘：雷蒙·威廉斯、托尼·本尼特和里古拉·罗伊尔等学者的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现阶段有些什么新的路向？这对跨文化传播有哪些积极的作用？

J：我熟悉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分析方法”，我非常喜欢它。文化中可用的单词（以及通过它们的概念）对于文化本质中的思考、行为、文物（工具）、痕迹非常重要。这些词是思考和通过思考决定文化其他方面不可或缺的工具。我自己调查了 “自然”“理解”“教育”和“责任”等词汇（概念）及其在瑞典文化中的作用。充分了解另一种文化中的重要词汇（概念）——例如“关系”和中国文化中的“关系”和“面子”等词语（概念）的作用——可以对我们如何理解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从而与来自于那种文化的人交流。

但回到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研究方法，我们最常见的方法，我认为是一种糟糕的方法，这就是问卷调查方法。例如，霍夫斯塔德（Hofstede）可能是跨文化传播领域最著名的研究者，他的方法也被瑞典世界价值调查所使用。他们发出问卷填写然后进行统计分析等。为什么这不好？一个问题是，当受访者填写调查问卷时，他们不一定按照他们写的做。其次当你分析回答时，你得到平均值。在平均数的基础上，Hofstede声称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但是当我去中国时，我发现每个家庭一个孩子的家庭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会产生更多的个人主义，他们不关心集体，他们关心自己，因为他们没有兄弟姐妹。这种变化对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在大多数国家，都同时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或“不确定性规避”和“无不确定性规避”等。我们还必须知道人们什么时候是“集体主义者”，何时他们是“个人主义者”。用一个标签来描述整个文化是不够的，所以这（平均值）不起作用。

我相信如果你使用统计数据，你会获得平均值。平均值只是平均值而已，它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平均值代表共同趋势、最常见的部分。但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组人口而另一组人口处于非常不同的位置，那么平均值将会产生误导，平均值将介于两者之间，但它在文化中并不代表任何人。因此，因子分析和统计总是存在问题的，但这是最常用的方法。它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最容易发表，最容易检查等，但这不是最好的方法。

更好的方法是实际观察真实行为，拍摄、记录，更仔细地分析。例如，该方法更多地被爱德华T.霍尔使用，他创造了“跨文化传播”一词，他更多地依赖于观察实际行为而不是问卷调查。如今，有一群人正在更多地使用观察法。他们记录说话的人，他们转录，他们看起来更仔细。这是一种做法，一种更谨慎的方式，做民族志的另一种方式 ——访谈，不是那么好，但比问卷要更好，你坐下来，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访谈。有很多类型的访谈，有些像问卷一样问一些问题，“你在中国经常吃什么？”有一些人只回答“我们吃米饭”，有一些人可以给你更深入的信息。

许多民族志学者将访谈和观察结合起来。他们参与一些事情并将之称为参与观察的事物。你前往另一个国家，在那里待了一两年，试图尽可能地了解更多更深的东西，这比问卷更好，显然更好，所以我对这种方法更有兴趣。

第三种方法是历史法，阅读中国哲学，阅读尽可能多的书籍，试图了解不同国家的历史、人们的思想，包括历史维度。如果你这样做，你可以看到文化实际上发生了多大的改变。如果你今天去中国，你可能会相信这是中国文化。明天你可能会有一个大惊喜，但如果你已经读过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那么你或许也不会感到惊讶。我也认为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另一种文化，你必须学习这门语言。有很多人没有这样做，然后他们误解了很多事情。

我喜欢的方法需要我做更多的工作。问卷调查最简单，不需要做很多工作，但是结果不太可靠。

刘：确实，很多人在填写调查问卷时，他们不一定按照他们写的做。还有一种情况是，他根本就不按照他们做的填。较为极端的情况是，一些调查问卷是在家里闭门造出来的。我看过很多调查问卷，在样本量、来源、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果这种方法不好，那么您认为跨文化传播最新的学术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路径是什么？

J：我认为没有比我刚才所说的方法更新的方法。我认为这些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您想说的新的研究方法是指什么？

刘：比如使用大数据的方法、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等。一些学者认为民族志要走向现代性，必须构建起以人类学“公众”为研究对象、关系主体为核心，实践指向为路径的研究范式。目前有无更新的民族志研究范式？

J：大数据的研究方法那不是现代的，它已经存在五六十年了，它不是新的研究方法。好吧，也许有一件新事物就是使用互联网。你并不是面对面的，而是要求人们在网络上跨地域沟通，这样的交流的工作就更少了。你不知道谁进去了，他们可以欺骗你。他们可以告诉你一个不同于他们真实身份的身份等等。有些公司提供的服务表明他们会为你做一个调查。然后他们尝试进行有代表性的调查，但这非常困难。在西方，人们越来越少地回答问卷，因此很难获得有代表性的样本。有几家不同的大公司竞相去做调查。

人们越来越厌倦调查（问卷调查），他们不接受它。这些调查不起作用，给你错误的结果，看看为什么未能预测唐纳德·特朗普，未能预测英国脱欧，因为问卷并没有真正地起作用。民族志的方法确实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它的研究范式会因研究目的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七、良性的跨文化交流：深知自己的文化、摒弃“唯我最好”的思想

刘：当谈及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时，我们往往有一种民族中心主义倾向，比如我们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我认为，一些经典诗词——包括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不可翻译或者说是很难翻译的。但是诗人、学者仍可以就文化母题如爱情、友情等进行跨文化交流，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就是一个大诗人与一个风尘女子的交流。高适、岑参的边塞诗也有很多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进行的跨文化交流。请问文学——包括音乐、舞蹈、戏曲、电影、建筑等艺术应该如何摒弃民族中心主义进行一些非常重要而恰当的跨文化交流？

J：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如果你的意思是“种族中心主义”，是一种类似于“我们的方式是唯一的方法和最好的方式”的想法，我认为我们应该摒弃这种想法。

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方式”只是一种方式，它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但是，“种族中心主义”也可能有另一种意义和理解层面，如这样的想法“我们有一种中国的做法，我们也有一种瑞典人的方法”，我们应该抛弃这个种想法吗？不，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认为整个星球都会越变越差。失去我们的文化的危险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互联网的连接，最强大的力量将影响弱势力量，例如在瑞典，哪些权力最能影响我们？它来自美国。比如我们喜欢美国汽车，我们喜欢美国电影，我们喜欢美国科学。有时我们也会对美国文化加以批判，但是我们很难像追崇美国和美国文化一样追崇别的任何国家，所以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影响我们。另一件事是，如果我们相遇（不同文化交流）了，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相遇（各种文化交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能变得像今天的瑞典一样，如果你走在哥德堡，你会看到我们有来自大约100个国家的餐馆，试想一下这会导致什么结果？

也许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它混合了一切，这也许是好的，也许是糟糕的。但问题是，旧文化依旧有很大的魅力。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们应该允许文化的交流，我们也应该对我们的旧文化感兴趣并努力维持它，但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是最好的并且这是唯一的方式”，因此，从第一个意义上讲，“种族中心主义”是我们应该摆脱的东西。

刘：当我们面对文化的各种混合时，我们怎样才能正确看待我们的文化呢？

J：通常我的答案都是你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自己的文化。关于其他文化，关于其他语言，我认为没有其他办法。如果你试图孤立——孤立中国——我认为有些人正试图这样做，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行不通的。你必须要开放，你必须看看别人做了什么（你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孤立的策略永远只是一个临时策略。

刘：最后想请教一下瑞典文学、英国文学中典型的跨文化传播现象是什么？

J：可能由最初访问其他国家，然后一直受此影响。我想我们应该从多久以前开始探讨这个问题？历史上，瑞典人的生活受到了很多外在的影响。如果我们回到几百年前，我们会发现有关冰岛EDDA传奇中的战争和人物的故事，瑞典维京人去俄罗斯等等。你刚才谈到的应该是文化差异以及不同的人在战争时的表现。当我们接近现代时，你会发现一些人旅行，他们会安排一段旅程，通常是去欧洲旅行，但是在瑞典也有一些去过蒙古的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你听说过他吗？他写了几本关于穿越戈壁沙漠的书，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书，作者通过前往世界其他地方的旅行告诉我们他的所见所悟。除了刚才提到的，我们也有其他各种人去旅行，例如，我们有许多基督教传教士去过不同的地方，他们也将其写成故事。我们也有人坐在家里阅读其他文化的书籍，这些书有时甚至是其他的语言，通过这种方式，整个欧洲都受到圣经以及罗马和希腊文学的影响。

在20世纪，许多难民开始来到瑞典，他们开始写他们在瑞典的经历，他们还写了他们的祖国。今天瑞典制作了很多关于移民、移民问题的电影；我们也有很多新书，作者会使用很多比较奇怪、特殊的瑞典语，其实这往往是移民语言和瑞典语的混合语言。如果你去一些瑞典城市，你会听到这种语言，现今的一些作者正在书中使用这种语言。实际上在瑞典，你可以看到很多来自跨文化联系的影响，特别是通过移民，或者通过瑞典人在世界各地的旅行。他们写下他们所看到的和所发生的事情等等。两百年前，我们有许多浪漫的诗人，他们会前往意大利或希腊。他们会写关于罗马、雅典或古典欧洲的诗歌，主要是南部的文化古城。他们写了浪漫的诗，这些诗随着时间的变化也经历各种改变，这些诗歌的变化可以反应出不同时期我们是如何描绘不同国家和其他文化的。

八、跨文化传播实践的多元模式

刘：瑞中跨文化传播夏令营到今年已经举办四届了。据我了解您最先从事的职业是英语教学与研究工作，这在瑞典文化中本来就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实践活动。对于这种跨文化交流实践活动您是非常有经验和心得的，我们的营员也对您在这方面的研究表示了钦佩和敬意，并请我代表大家对您对本次活动方面的精心安排和本次活动中的精彩报告表示感谢！请问您如何评价我们这个跨文化传播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今后我们还有哪些进一步的设想与安排？谢谢！

J：我开展了一些与中国相关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实践活动。我有一个项目，是从比较修辞学的角度对比中瑞信息传播方式，观察中国人与瑞典人在商业协商、消除误解、应对权力差异等方面的异同。也做过虚拟群体的研究，对比艾瑞克森（Ericsson）公司在中瑞的运作模式、成员交往、对待权力的态度等问题。

今年的跨文化传播实践活动最大的困难，也许是该组学员语言水平的差异。有些人不懂英语，有些人非常了解英语。所以这让我有点难以明白每个人内心的真实需求，我认为这可能是主要的困难。例如，我仍然不能完全确定在这所房子里与你一起生活的两位教授，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如果他们告诉我，我想可能会更有帮助。我更了解你们，刘教授你们感兴趣的东西，但更少了解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我也知道你感兴趣的，是因为你在我们坐下吃饭时跟我说话等等，所以，我理解得更多。但是，这种对小组参与者需求的理解是一个小问题。如果我们将来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个过程，那么创建一个更接近参与者想要的项目会更容易。

我们现在的项目实际上是基于我们以前的项目，以及大家希望它包含的内容而不断完善的。我会举一个例子。前两年，特别是第一年，我们没有任何关于瑞典语方面的教学，然后单波教授说：“我们在瑞典，我们必须学习瑞典语，而且我们对中国移民一无所知，最好讲一点和中国移民相关的内容。”所以，每年都有参与者说我们对什么感兴趣，想听什么内容。我们尝试将其包含在内并取出其他内容。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告诉我你们不喜欢什么、喜欢什么，你们需要什么，你们不想要什么，等等。这应该是最好的改进这个项目的一种方式。

如果在你离开之前请告诉我你喜欢什么，如果你认为可以剔除某些东西以及我们可以增加什么，那将对我们非常有帮助。你知道，去年我整个夏天都在医院。我们实际上计划在更多环境信息的方向上改变计划。我们打算去了解水净化，我们打算去瑞典看如何进行垃圾处理的。我们有很多环境主题，因为来的教授们应该对此非常感兴趣。那时我不得不去医院，所以必须暂停该项目。但是，如果我们获得你们对什么感兴趣的信息，我们愿意尝试。

刘：学生想要什么和教师想要什么因为二者的学术兴趣、知识结构和生活阅历不同，他们实际上有一些区别。事实上，教授们更想听听学术研究方法方面的内容。

J：所以我们可以讨论的一件事是我给你们一个关于研究方法的讲座，这绝对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删减其他东西。但是，没有瑞典的科学方法论，因为我们是国际化的。几分钟前，我们刚刚谈到了我们使用的方法。我们有问卷调查、统计等。在研究方法上瑞典人没什么特别的突出的，但是也有一些新的东西，如使用互联网进行问卷调查或使用计算机程序进行模拟。

我们当然可以讨论研究方法，但是你要知道没有那么多的新东西，而且通常真正的新东西也不是来自瑞典。通常情况下，它们始于美国，成为一种时尚，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也不是真正的“新”，这通常只是旧事物的新术语。这种情况一再发生，特别是在跨文化传播中，因为这个领域并不是那么具有很深厚的理论体系，所以我对于过多追逐一些细微的所谓的“新事物”持怀疑态度。

但我们当然可以更多地谈论方法论，如果你想让我多谈一谈，我会尝试改变一个讲座或者其他的东西，更多地谈论方法论，甚至是今年。

我实际上写过类似的论文，以一种批判性视角分析霍夫斯塔德、霍尔和世界价值调查等跨文化传播中最著名的方法，但我没有用英语，我对他们的方法保持非常谨慎和批判的态度。我本可以谈谈这个问题，但也许我不确定我是否能这么快就弄成英文的版本。也许我可以使用瑞典幻灯片……如果你们有兴趣，这是一种对理论和分类学好的批判视角，基本上针对霍夫斯泰德、霍尔和世界价值调查。

现在开始这个讲座会有点困难，因为你必须看瑞典语的幻灯片，它对于你们理解可能不会有太大帮助。所以当我讲的时候你需要非常仔细地听。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一般性地讨论稍微多一点的方法，这就又有点不同了，我们可以谈谈问卷调查，我们可以谈谈采访，我想这就是我要做的。

刘：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您说在第四届中瑞跨文化传播夏令营开营之前您一直在医院住院，但是当我们营员全部到达之后您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特别的好。我想这既是您的执着与坚毅使然，也是这次跨文化传播的良好互动效果使然。祝愿您身体健康，生活与研究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