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简牍是传播媒介,并不是时人需要刻意保存以流传后世之物,在传承过程中存在断裂。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是思想的物质存在条件。正是因为“馆”的中介,“简述中国”这一观念才得以成为今人需要习得的文化记忆。这在实践中涉及三个层面：博物馆使记忆的主体从专家扩大为社会公众；片段式的、无定形的、不成关联的简牍,通过博物馆再语境化,与现代国家命运相关的文物进入公众视野,成为文化记忆的对象；简牍博物馆介入公共教育系统、大众媒体等,将公众的“观看”方向引向简牍所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让文化记忆在更大的社会空间中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