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刊史的探索, 除了上述范式、方法与路径, 生活史这一维度也值得给予更多关注。在我国, 生活史的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兴起和逐步展开的。在诸多论著中, “社会生活史” “生活史” “日常生活史” 等不同说法往往区分得并不清晰。这里也不作概念的严格区分, 但在中国近现代报刊史研究中, 笔者更倾向于运用日常生活视角或提法。社会史研究专家认为, 生活史的概念多使用 “社会生活” 一词, 或倾向于将社会史与生活史糅合在一起, 实为社会史, 含义较为宽泛; 或强调生活史有别于社会史, 接近“日常生活史” 的概念。生活史的研究, 注重的是从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发现历史, 从日常生活来看国家, 挑战传统史料认识, 建构起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 进而从生活方式的转变方面考察民族关系, 并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 阐述社会历史的变迁。

对于日常生活, 有学者将其界定为: 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 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正是习以为常的日常消费、交往、观念活动构成了丰富的日常生活世界。其实, 对于现代报刊史上那些著名报人来说, 日常生活与公共生活或社会生活又是难解难分的。有学者以《时局·饭局·格局——史量才在九一八之后的公共生活》 为题, 从生活史角度探讨某一历史节点的报业老板史量才, 别开生面。类似清末民初报人的娱乐休闲生活的话题,在报章上时有所见。还有专家从更学理化的层面来深入探讨晚清报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与精神世界, 见微知著, 指出报人间这类交往活动及其包孕的精神世界, 体现出晚清报刊对现代性和社会变革的影响日益深入,也彰显了报人的自我价值、 群体认同与思想世界的互动关系。至于对晚清民国时期上海报人社会生活的系统研究, 早些年就已有专著问世。作者对那个时期报人的工作、收入、衣食住行、社会交往和婚姻家庭以及情感世界等, 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究, 给我们较大启发。

与过去 “见物不见人” 的传统报刊史研究相比, 这种着眼于报人日常生活、 公共生活的研究, 确实有助于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报刊史学。但我们也注意到, 这种立足于生活史的近现代报刊和报人研究, 总体看成果还不丰富, 也不够深入, 理论分析和理论创新都显得较弱。如何建构报人生活史, 或者作为生活史的中国报刊史, 尚需要进行理论上的进一步探索, 需要合理借鉴、融会贯通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相关理论, 尤其要注重吸纳现代西方史学的最新理论成果, 使其具有方法论上的学术意义。其次是深入挖掘史料, 包括充分运用数据化技术手段寻找和整理、分析史料, 就近现代报刊史, 尤其是著名报人以至普通编辑记者展开更多的个案研究。这种着眼于生活史的近现代报刊研究, 报人研究, 特别要防止流于细微的考辨, 琐碎的叙事, 要更加注重从报人生活与社会的多面联系和互动角度展开探索, 尝试建立从生活视角解释我国近现代报刊发展演变的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