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偏向全球传播起源于传播技术的事实, 这使得传播思维乘着技术的翅膀, 沉重而又轻盈。研究者一方面反思以技术作为权力资源的传播过程, 呈现一种 “恋物式反对”, 即通过反对技术权力凸显其力量; 另一方面在多学科视野中建构传播技术、话语技术和全球治理术, 想象着技术与政治理性的传播通行无阻。

刚写下这段话, 便收到《南方人物周刊》一位主笔的微信: 有没有兴趣与最近爆火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对话? 仿佛是人工智能来 “敲门”, 我欣然答应与这位搅得众生既兴奋又恐慌的机器人聊聊, 感受一下人机对话的理性。

ChatGPT 摆出 AI 模型的 “人设”, 声明自己 “不会有主观评价, 只能根据事实来回答”。面对 “人工智能是否会成为一种权力资源” 的问题, 它明确表示 “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 可以使得一个组织或国家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从而成为一种权力资源”。我进一步追问: “假如有人把你当作国际传播的权力资源, 你会如何回应?” 它直接劝告: “我希望他们使用我的技术和知识是遵守道德和法律规定的, 不会对他人造成不利影响。” 换一个角度问: “如果有人对你的使用符合法律但是不道德的, 你会怎样?” 它的回答很 “技术”: “作为一种人工智能技术, 我不具备道德观念和主观意识, 所以不能独立评判是否不道德。” 当话题转移到 “人类在国际交流方面可以向你学习什么”, 它的话语似乎活跃起来, 认为人类可以从它这样的 AI 模型学到很多关于国际交流方面的东西, 既谈到客观性、多样性的价值层面, 也涉及及时性、实用性的工具层面。我明显感觉它因接受人给定的训练数据而表现了机器的人化, 同时也因为引诱人沉溺于智能服务而显示了人的机器化, 面对这一评价, 它再次强调自己的 AI 模型 “人设”: “我不具备感知或评价自己的能力。” 当我感觉到对话的乏味, 它很 “程序” 地回应道: “我乐于满足您的要求, 请告诉我您希望我的回答有什么特别的语言风格或者内容, 我将尽力实现。” 我不得不请它向我提问, 以便把对话进行下去, 但这位聊天机器人还是死守自己的 “人设”: 我没有感情和情绪, 所以不会对你有任何问题。

“对话” 就这样止于 “我不会对你有任何问题”, 若要玩下去, 只需领受其万能的 “帮助”。显然,这个缺少感知和情感的 AI 模型正在制造人们对它的 “智能” 的单向需求, 消解人们对自我的需求以及对人与人互动关系的需求。如果是这样, 长久与它相伴的人就有可能在人机对话中失去对他者的需要, 让他者消失, 从而进入新的不成熟状态, 套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 不被 AI 引导, 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到那时, 也许再也不会有启蒙运动, 因为人们错把 “智能” 当 “智慧”, 失去了拯救自我的意识。这并非杞人忧天, 有现实为证。ChatGPT 二个月便圈住 1 亿多用户, 使其乐于放弃自主的智力劳动; 而另一些计算 ChatGPT 将会夺走多少种工作的人, 在恐慌中消解着自我的价值与意义。其实, 真正的危险来自人本身, 即人们在狂欢与痛苦过后自愿屈服于人工智能的理性控制。

此时, 我们需要静下来体会真正属于人的 “传播的理性”。按照法国启蒙思想家梅特里的说法, 人是一架复杂的机器, 心灵是推动人类机体运动的最主要的机栝, 也随着机体的健全和成熟而获得更多的智能, 由此展现身心的完整性与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讲, 人类创造智能机器人的过程既是身心延伸的过程, 也是人与技术共生、丰富人类传播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传播的理性存在于把人类自我的完整性建立在与一切 “思考着的智能存在者” 的交往实践之中, 而非担心智能机器人拥有自我意识后危害人类。它以关系理性协调智能存在者的理智与情感: 不仅拥有语言与知识的加工智能, 而且还生成情感智力和文化智力; 不仅能感知他者, 还能反思自我, 在不同的语境中调节与他者的关系。由此, 人类不断趋向与万物互联的完整的交流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