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人的历史使命。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不仅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意义重大, 而且直接关系到当下中国能否成功解决国际传播的现实问题。

与传播学的其他分支一样, 国际传播也是一个长期被西方理论主宰的研究领域。从文明的冲突到历史的终结, 从世界系统理论到依赖理论, 从报刊四种理论到比较媒介系统理论, 这些耳熟能详的国际传播理论无一不体现出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不仅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传播学者一直都在批判这一格局, 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也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1983 年和 2018 年 《传播学刊》 (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两次以专刊的形式讨论 “领域的发酵”, 就是国际学术界对传播学研究全球北方化、 西方化和白人化的反思。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研究是挑战, 更是机遇。现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传播理论基本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传统媒体时代出现的。这些特定时间、 空间和情境的经验越来越不适应数字化的技术环境、 多极化的政治格局和多元化的文化生态。站在中华民族复兴大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点,中国国际传播学人应当通过回应世界之问和中国之问, 实现国际传播理论的创新突破。

国际传播研究的世界之问是人类应该建构什么样的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1980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 《一个世界, 多种声音》, 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关注达到顶峰。互联网的崛起, 使得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更趋白热化、 两极化。一方认为, 互联网能够消除国际新闻与信息的不平等流动, 打破原有的国际强弱秩序, 创造一个普世民主的全球公共领域; 另一方则坚信, 互联网会进一步强化西方在国际新闻与信息流动中的主导地位, 加剧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穷者之间的不平等, 形成数字时代的媒介帝国主义——赛伯殖民主义。两种观点不是太过乐观, 就是过分悲观, 而且依然无法跳脱非此即彼、 此消彼长的二元论思维。对此, 和而不同、 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建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曙光, 中国学人应从这一思想出发, 以对话协商、 共建共享、 合作共赢、 交流互鉴等理念为支撑, 答好国际传播的世界之问。

国际传播研究的中国之问是中国应该建构什么样的国家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要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国际传播研究要从内涵维度、 评价体系、 影响因素、 建构策略等方面深化中国形象研究。内涵维度方面, 要兼顾经济、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等横向维度和国家、 地区、 省、 市、 县等纵向维度, 展现丰满立体的国家形象。评价体系方面, 要建构包括横向纵向维度、 主观客观数据的系统综合评估指数, 对中国形象进行科学精准的评价。影响因素方面, 要揭示主体、 媒介、 内容、 形式、 受众、 情境等因素对中国形象传播的影响, 深入理解中国形象的形成机制。建构策略方面, 要研究全球变局之下中国形象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 通过多元主体、 融合媒体、 优秀文化和生动话语, 针对不同情境, 面向不同区域和国别的公众, 建构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形象。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中国传播学人有信心, 也有决心,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 回答好世界之问和中国之问, 为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创新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