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传播的深度平台化,数字媒体平台已成为全球信息流动与情感交往不可替代的新型基础设施。 由大型互联网公司和处于数字化转型中的传统媒体机构所打造的“数字传播生态系统” ,深刻影响着全球信息流动和网络社群联结,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未来走向。 由早期互联网逐步演化而来的数字媒体平台,不仅正在成为基于平台世界主义和互联互通意义上的“全球媒介” ,其意识形态属性和随之出现的价值观与地缘政治矛盾冲突亦相当明显。 在全球性平台化社会中,“网缘政治”的格局可分为中国与美国“两个半球” ,每个半球都由自己的生态系统所支配,并由截然不同的平台经济模式所支撑,共同引导着全球数字经济流量增殖和演进方向。 作为中国国际传播的“生力军” ,以 Tik Tok、起点国际、米哈游、SHEIN 等“四小花旦”为代表的中国数字媒体平台出海,打破了“媒介是美国的”国际传播基本定势。 2021 年,中国数字媒体平台实现了用户和市场的指数级增长,告别了简单复制美式全球化的 C2C 模式,形成了基于平台世界主义理念转型,兼具技术性和文化性“格式许可”框架设定的 CFC 模式。 2009 年以来,以“外宣国家队”为主体及其复合梯队形成的“1+6+N”的出海模式在“乌卡”时代遭遇了严峻挑战。 在此背景下,以“四小花旦” 为代表的民间企业在网络空间掀起了一股“ 数字华流” ,为推动中国国际传播的转型升级开辟了新的有效路径。 从整体、宏观和历史的视角来把握从“数字媒体平台”上升至“数字生态系统” 的深刻变化,中国数字媒体平台走出去不应是“单兵作战” ,而应是一个数字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模式之争与系统之辩。 “数字华流”发展的历史进程超越了国际传播时代的内容和产品“单向传输”模式。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需以“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为引领,推动和深化“模式出海” ,最终打破当代美西方“数字资本主义”和数据平台垄断所造成的不平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形成数字华流的系统效应,为构建公平、公正、普惠的全球传播新秩序贡献“中国方案” ,建立更加开放共享、包容的全球数字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