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年来对于知识考古的关注, 自然会将这种视野和方法引向投身其中的新闻教育领域的考察。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 新闻教育面临来自新技术的全面挑战。这里想讨论的是, 知识考古学 (特别是媒介考古), 对于新媒体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教育改革而言, 会有什么建议?

事实上, 以知识考古看来, 新闻教育的发生和衍变, 是一个以媒介及其实践为基底而展开的知识累层过程。这一表述有两层含义: 一是百年来中国新闻教育的衍化的基本逻辑之一是媒介逻辑。也就是说, 以不同的媒介实践为生发而展开, 并获得合法性的。最表层, 也是最直接意义上的是, 从报学、 电影学、 出版学、 广播电视学乃至当今的互联网。这个建构主要在三个方向: 技术体系、 组织形态和操作方式 (实务)。二是各个媒介的逻辑和实践伸展均有相对自主的空间, 构成某种知识型, 相互之间并非简单的替代、 递进甚至线性的过 程, 而是一层一层的累积交错的过程。这构成我们当前的新闻教育的格局, 也是我们的问题和挑战所在。正如媒介考古学所理解的, 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 都意味着断裂、 冲击和剧痛。对于新闻教育而言, 涉及方方面面根本性的调整。不论是由此带来的外部环境还是自身知识体系的创新, 都构成压力, 都需要自我革命。

从考古学的视野看, 探究数字时代的新闻教育, 不是以某种理论去预测未来, 而是通过实证性的描述, 返身至过往的累层之中。也就是说, 在新媒介与旧媒介之间建立新的关系, 站在新媒介的位置重新理解过往的媒介, 由此重新观照当下和未来。这种致思方向对于理解数字时代的新闻教育带来了诸多助益。这要求我们在数字化教育的时候尤其要注重旧媒介教育的知识体系。如果持一种媒介史的线性观念, 那以往的媒介及媒介教育或新闻传播教育就没有什么价值, 因为现在的才是最完美的。新媒介也赋予了旧媒介一种新的价值。新闻教育的问题, 也许不是纯粹以一种数字技术去建构一个未来的问题, 而是要在数字媒介、 印刷媒介、 电影、 书籍之中建立新的联系, 找出其中的裂缝乃至断裂。也正是如此, 越数字化, 越要珍视前数字化时代媒介的价值。

如何理解数字时代新闻教育的人的养成? 这关乎当前新闻教育的根本旨趣。从考古学的视野, 主要涉及媒介与人的关系问题。对此问题, 学界有了太多的讨论, 在此不再赘述。在这里提出一个 “新人文” 的观点。“新人文” 是相对于古典的人文主义而言。古典的人文建立在言说、 手写乃至印刷的媒介基底之上。如中国的人文传统, 建立在六艺 (诗、 书、 礼、 乐、 射、 御) 的基础之上, 君子的养成是基本目标; 西方的人文传统则 有如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 背后有一套说、 写和思考的自我技术。“新人文” 则将人的塑造建立在技术媒介和数字媒介基础之上, 通过建立批判的、 异质的、 距离感的新闻教育, 重新调整人与媒介的关系。

这种新人文, 反对人成为技术的牢笼, 也非排斥新技术如算法、 虚拟现实等新技术, 而是在认知其原理和基本偏向的基础上, 协调人和新媒介之间的关系, 使技术为全面而健全的人的形成发挥积极的助益。第一, 在对待算法时候, 也许更应该与旧的媒介及其知识型重建新的关系; 而不是将其作为落后的、 过时的、 无用的包袱而丢掉。殊不知, 从媒介考古的层面而言, 在推动所谓数字新闻智能媒介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注重基本的读写能力、 思维能力, 这是旧媒介沉淀于人的根本性的东西。第二, 诚如海德格尔所言, 现代技术已经是庞然大物, 无可逃避。虽然我不反对大家掌握算法技术, 会编程, 或者更为复杂的技术操作。但是, 一定要明确这样做有何文化意义。也就是说, 我们要保持警觉, 我们的课程设置, 老师们的教学, 如何与其保持距离, 具有某种批判性和反思性。第三, 如何在变革之中确立要以人的问题为旨归的总体意识, 这是当前的一个考验。对于新媒体时代如何重建人的主体性地位, 诸多媒介学者提供了不少高见。从麦克卢汉关于艺术对人的救赎, 到尼尔·波兹曼的 “爱心斗士”, 海德格尔的 “诗与思”, 福柯后期从知识考古学转向主体的系谱学建构, 基特勒晚年返回到古希腊时期的神话中寻获意义, 如此等等, 无不是从正反等方面去寻找人的确立之道。所谓的新人文, 就是要求要在旧有的话语和知识累层之中寻找意义, 为人重新赋予意义。也就是说, 新闻教育者要对现存 的东西进行抵抗, 而不是向媒介投降。正如基特勒在其成名之作《话语网络》中所言:

进步的教育者只能与媒介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