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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个门类知识生产到 “学” 的成型, 其基础是族群生存经验的积累。由经验到 “学问” 一直上升到可以原则上阐释族群生存境遇、 现实问题、 历史教育和怀想未来世界的 “中观理论”, 进而观照人自身的心灵和个体的生命体验, 上升为宏观的哲理慎思, 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实际上, 族群生存经验的积累, 除时间因素外, 空间和文化环境的相对稳定也是必要条件。近代以来, 国人的生存经验在各种时代主题中不断变幻。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全球化知识传入的提速, 使得本土族群生存经验的理论化呈现另外一个层面的不稳定性。
在新闻传播学领域, 任何研究、 知识、 学科, 只要逻辑起点涉及个体生存、 情感以及美好等核心问题, 同时符合研究这一问题的充分必要条件, 则会勃兴。但是当下的传播研究的学术积累呈现出多重矛盾性, 进而引发专业领域知识主体性的焦虑, 在建制性权力架构意义上呈现为 “学科焦虑”。
这种焦虑一方面呈现于与其他学科在资源交流过程中的弱势, 另一方面也呈现于实际的知识生产过程中的 一种无奈。以国外理论解释本土性经验性材料的 “拿来主义”, 还需更完整意义上的验证和调适。这种 “拿来” 还引发了两个 “纠结”: 一是作为历时性问题, 西方几百年前的理论用以解释中国本土的问题是否需要进一步调适? 二是理论的学科归属何在, 或者说其他学科的理论借用来解释新闻传播和媒介研究的问题时是否需要做进一步调适? “纠结” 不可避免地引发学科自身理论原创性和合法性问题, 进而引发学科焦虑。
当前, 学界面对新的译介范例, 也往往采取追本求源和反思性借鉴态度。基于美国传统政治中帝国逻辑实 践和民主选举实践发展起来的若干理论范式, 无法解释和解决 “中国问题”, 越来越成为共识。当前理论资源的选取更多转向文化研究、 媒介学研究。重新探索媒介与实践, 一方面是学术研究的 “范式转移”, 另一方面也是关注本土经验和中国问题的现实需要。
传播学如果要持续性产生新的优秀成果, 依赖于学者们在研究中获得新的研究动力, 提升学术介入现实的能力。其背后是在保持全球视野的同时, 在更加深刻意义上回到中国本土经验和本土问题, 亦即发现和研究学术意义上的 “真问题”。
首先, 必须高度关注中国社会传播生态转型导致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生态的深刻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 传播治理模式之变, 引发从国家到地方, 从个体生活到群体心态之变。呈现在新闻传播研究学科中的机遇和挑战, 则是传播的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生活的核心问题中。
其次, 必须解决各种理论资源借用过程中的历时性和适用性的问题。所谓历时性, 也就是必须考察理论概 念本身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原问题意识, 进而发现当下问题中的新方向与新层次。所谓适用性, 也就是概念本身的经验性材料和案例本身的文化背景、 学者偏好、 理论脉络谱系、 背后价值呈现带来的解释中国本土问题时的局限性。
最后, 在这一过程中, 必须保持研究视野足够的开放性。既包括对于域外理论的足够的尊重和借鉴, 也包括对其他学科理论的足够的尊重和借鉴。建制性学科的资源围栏作用和知识生产意义上的边界作业的合理性都值得关注。
在信息技术革命的促动下, 社会的媒介化在知识生产的反馈层面具有不同视角和不同意义。基于我国本土化政治、 经济、 文化情境和深刻的社会转型, 正在为新闻传播学提供更为丰富的经验性对象和材料。正因为信息传播技术对于个体生命经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有理由相信, 新闻传播学正在本土化意义上经历一场新的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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