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高涨的“逆全球化”时刻展开“新地球村”的想象, 显得不合时宜。 然而, 正如老子哲学中 “反者道之动” 一句所揭示的那样, 循环往复是事物运动之规律。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构性危机中, 包含着一个推进更包容更平等全球化进程的新转机; 在被现代化和城市化所侵蚀现有“地球村” 中, 孕育着一个弥合中心与边缘鸿沟和跨越城市与乡村分野的“新地球村”的希望。

2013 年, 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 这一倡议的最美好希望所在, 应该是促进被现有全球化进程所边缘化的区域———也即全球意义上的“乡村” ———的发展; 2017 年, 中共十九大把“振兴乡村”上升到中国国家战略的高度, 从而吹响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土中国复兴的号角。 对外延伸的“一带一路” 和对内深化的 “振兴乡村”, 构成涅槃的中华民族这只凤凰的双翅, 也是我们得以展开 “新地球村”想象的一对理想之翼。

麦克卢汉的“地球村” 概念唤起了人们有关村庄共同体的想象, 也激发了技术乌托邦主义遐思。 然而, 他并不关心“第三世界”的发展, 更无意思考世界上千千万万个具体村庄的命运。 今天, 互联网使 “地球村” 更接近现实, 现有全球化进程所造成的不平等也加剧了国家、 阶级、 族群、 区域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 从中东到美国本土, 乡村和内陆地区以及城市贫民窟中底层民众的失望、 甚至绝望, 为右翼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恐怖主义提供了文化政治土壤。 在这样的背景下, 关注真正的村庄, 开启能给乡村和都市贫民带来实质性发展的“新地球村” 想象, 变得重要而急迫。

在中国展开“新地球村”想象, 有以下重要条件。 第一, 在从乡土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中, 中国保存了作为世界上唯一持续农耕文明的文化和历史连续性。“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的古典理念与现代共产主义思想交相辉映, 乡村的日常生活中依然有丰富的社区共同体内涵, 而基于古丝绸之路的商贸和文化实践则展示了历史上非资本主义和非帝国主义另类“全球化”的丰厚遗产。 第二, 中国革命是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对立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成果, 也是一场真正的给下层民众带来尊严的社会革命。 这场革命所选择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有历史性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从乡村振兴语境下各地探索新型集体经济的努力中可以看到, 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有坚强的生命力。

我们迫切需要在“逆全球化”中想象新全球化, 以求超越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克服生态危机。“一带一路” 能否给沿线国家带来和平与发展, 与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方向和社会内部能否走出一条避免市场吞噬社会、城市消灭乡村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紧密相连, 也与相关国家内部能否建立更为平等的阶级、区域和族群关系密切相关。

考虑到传播领域“地球村”这个概念的中心地位, 以及这一领域从一开始就对技术的扩散和农村发展问题的关注, 我把从城乡关系角度对一个社会内部在其发展中能否超越城市消灭乡村的资本主义逻辑当作这种思考的出发点, 并把基于更平等、 多元和多极国际关系的“新地球村”的理念当作替代性全球化想象的核心。 这里所说的“新地球村”, 是克服了马克思所讨论的人与自然代谢关系断裂、城市必然消灭乡村发展道路的地球村, 更是包含平等和参与等实质性民主内涵的地球村。 从这个意义上, “新地球村” 就是建立在生态文明基础上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地球村”的想象基于对更为平等和多极的全球秩序的憧憬, 更根植于地球各个角落不同社会主体超越剥削和压迫关系、 维系人与人平等互惠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社会实践。 这些实践, 是 “新地球村” 的 “希望之源”。

正如共产主义不是乌托邦, 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新地球村” 也不是海市蜃楼, 它正在“旧地球村”中孕育、成长!

赵月枝, 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卓越访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