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们的媒介链接的元素和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既有的游戏规则、既有制度体系、既有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中, 如果不能包容新的因素、新的智慧力量等等, 就会发生一些不必要的社会或者领域的巨大冲撞与消耗。
若干年前, 美国的《时代周刊》曾经把当年的年度人物评选为“示威者”。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实际上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 之所以会出现示威者最基本的原因是现有的制度体系、利益决策体系不能把这部分人包容在决策和利益分配体系当中所造成的。社会在不断的发展中会新裂变出来一个个新的社会阶层或人群, 如果不能将其包容到利益决策体系当中, 这些人便会不满于被决定、被分派的地位上, 所以他们要站在制度体系和决策体系之外表示抗议与示威。换言之, 所有出现示威者的地方, 其实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这个决策体系没有把他们包容其中。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把他们包容在决策体系当中, 让他们也成为决策的参与者, 让他们也成为利益分配实际的投票者和协商者, 这就是政治学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传播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 实际上也必然要带有这样的因素, 要越来越多地包容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的因素。没有这种制度性的包容、规则性的包容, 我们的发展就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以算法为例。算法在传统传播研究中是被无视甚至排斥的, 大数据和算法这种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信息系统“何以可能” 的基础技术, 无意中“篡夺” 了传统媒介思维里媒体人与媒体机构的精英位置, 因此我们不断看到对于新要素的反思、质疑甚至讨伐。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 在已经到来的5G 时代, 实时生成的数据、实时分析、实时调整的算法, 将成为整个信息系统运行的神经和命脉。它们也是无法绕开的基本要素。
算法的诞生本身意味着人类可以更加协调、有效、自如地管理自己的社会生活, 但是目前算法技术的发展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定了人对世界的感知及其自由度, 即它框定了我们的视界, 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自我的认识与呈现, 并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空间之中。人们像驾驶着一辆算法制造的信息快车———它既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也将我们牢牢限定在这个信息快车特有的行驶规则和框架中。
今天我们跟人工智能之间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如算法之争、算法推送与编辑推送孰是孰非等等, 还有所谓为人工智能植入人的伦理规则等……所有这些在我看起来, 其实是掌握了现在技术传播生产力的人们, 跟过去既有的掌握制度传播生产力的人们之间, 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的一种矛盾与对冲, 也可以说是一种博弈。全面了解这种新的要素, 研究如何在博弈之中取得平衡, 如何使得算法这一先进的、必要的信息技术更“正确”, 更能服务于人的需要, 这恰恰是我们这一学科对5G 时代算法神经的贡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