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有闻必录”成为新闻从业者信奉不疑的报道原则，此后风行数十年。逻辑上讲，无论是晚清还是当下，新闻实践活动皆不可能做到“有闻”则“必录”。那么，这样一个字面上不合常理的言说，何以构成近代新闻业极具影响的职业理念?研究指出，“戊戌”之后，政权当局开始强势干预新闻界各项职业活动，从业者日益感受到政治势力的压迫。面对此景，“有闻必录”被新闻界极力呼喊，意在争取“有闻”就可以“必录”的自主性运作空间。加之彼时西方“言论自由”观的传布扩散，更使新闻界此番抗争增添了思想上的正当性基础。该时期，“有闻必录”实际上转变成了“言论自由”的操作性表达，较大程度上实现了以“职权”对抗“政权”的行业诉求，并由此迫使清季民初的政界力量有所收敛。文章认为，“有闻必录”之奠定，彰显了近代新闻界在政治干预下展开弱势抗争的职业心态，且此种心态长期存在于民国中后期的新闻实践中。